我的小学生活大部分时间在苏北老家度过，那时学龄前的孩子没有幼儿园可读，不满六岁的我便被舅舅安排进他所在的乡中心小学读书。
带我的语文老师是位美丽亲切的大姐姐，这位北京籍下放知青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常穿一件洗得洁净的格子上衣，这在七十年代的农村是两件了不起的事情。也许因为受老师姐姐的影响，打小，我的普通话就有了很好的启蒙，而妈妈亲手缝制的那条格子背带裤也成了我的穿衣最爱。很多年后，当我也能站在讲台上，成为孩子们心中可亲的老师，我想和这位老师姐姐不无关系。
八十年代初期，父母亲结束了征战四野的找矿生活，我也得以回到父母身边，就读于地质队子弟学校。我的语文老师毕业于江西师大，子弟学校创建伊始，他就从县城一重点学校调入地质队，成为子弟学校中学部创办人之一。他博学儒雅而不失严谨的教学风格，给每一个学生都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老师经常会在作文课上朗读一些学生的作品，我的作文也时常列入其中，为此，我没少暗自乐过。可是，每回作文本发下来，我都会发现很多地方老师已用红笔圈点过，大到段落结构，小到字词标点，那份细致与耐心，让我稍稍飞扬的心情又悄然隐退，从而踏踏实实跟着老师写作，习文。
三年的初中生活，为我的文字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如愿以偿地进入县一中农村重点班。
班主任临时代理，而他向校领导提出的唯一要求是给我们班返聘一位刚刚退休的语文老师。和我的小学、初中语文老师不同，这位带着老花镜，穿着圆口布鞋的老教师，从小念的是私塾，他的神韵气质看起来更像三十年代的私塾先生。
听先生讲课在我看来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会把看来晦涩难懂的诸子散文讲解得浅显直白。每到精彩之处，还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他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甚至在今天看来夹杂着浓重的地方口音，但这并不妨碍同学们被他营造的艺术氛围所感染，大家也都跟着先生有滋有味地念将起来。
那种场景实在可以用“可爱”形容，先生的口音被学生们青春的噪音放大，这便让先生很是不安。
“哪一位是语文课代表啊？”先生微低下颌，眼睛从老花镜片上方探过，将整个教室搜寻一番。
于是，坐在先生眼皮底下的我很自然地站了起来，先生看了看我，俯身低声而不失亲切地说了句：“你把这段读一下，让我听听！”我便用普通话模仿着先生的抑扬顿挫，把那段古文读了一遍。先生听完，满意地点头，示意我坐下。“以后早读课时间，语文课代表领着大家读书吧！”
农村班学生全部住读，班上只有我们几位地质队的孩子被唤作“走读生”。走读生每天从学校到家里往返四趟，急行军的速度单趟也要四十分钟的路程。
不记得有多少个清晨，我都是踏着早读课铃声奔进校门，听着从各个教室传出的读书声，心里就有慌慌的感觉。埋头一路小跑冲上三楼，在楼梯尽头，总能看到那双圆口黑底布鞋，顺着那鞋一路抬眼向上瞄，总能瞧见先生镜片后那双和蔼的眼神。那样的情景里，善解人意的先生从不批评我半句，而他却用这样的方式让我知道：以后要早到！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如今早已告别学生时代的我对文字的喜好却始终不离不弃，我知道这与我的每一位语文老师都有太深的联系。从最初美好的印象开始，经过严格有序的语文基本功训练，一路上，都有老师细心的呵护和精心的指点，在文学这条路上，因为有了他们——我的语文老师，我才能一路向前不问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