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心理学的观点认为驱力是首要的，相对地，客体关系是次要的（精神分析书写有一个既定但也许是不幸的传统：用客体这个词来意指人。尽管客体的讲法多少带点贬损的意味，但为了维持一贯性与清晰度，我还是沿用这个词）。也就是说，婴儿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在驱力的压力下释放张力。另一方面，客体关系理论则主张驱力是在关系的脉络中涌现（例如，婴儿一母亲的关系配对），因此两者不能相互割离。有些客体理论家(Fairbairn 1952） 甚至暗示，驱体主要是朝向对客体的追寻，而非减轻张力。

用最简单的话说，客体关系理论涵盖了一种转化的过程，也就是要把人际关系转为内在的关系表征。在小孩成长过程中，他们不只是内化一个客体或人而已，而是将整个关系都内化（Fairbairn 1940/1952, 1944/1952）。正面的、爱的经验原型是在婴儿的养育时期形成的（Freud 1905/1953），这个原型包括一个自体（受抚育的婴儿）的正面经验，一个客体（关注、照护的母亲）的正面经验，以及一个正面的情感经验（喜乐、满足）。当饥饿感来袭、而婴儿的母亲又非触手可及的时候，负面的原型经验就发生了，包括一个自体（受挫的、有所求的婴儿）的负面经验，一个漠视的、让人挫折的客体（遥不可及的母亲），以及愤怒或是恐惧的负面经验。最后，这两种原型被内化为两组对立的客体关系，两者都包含一个自体表征，一个客体表征，以及自体与客体两者之间的情感连结 (Ogden 1983)。

婴儿将母亲内化，通常被称为内射( Schafer 1968），开始于那些在母亲哺育婴儿时伴随出现的生理感觉，但是要等到内、外之间的界线发展出来后，这种内化才可能有意义。差不多在第十六个月大时，对母亲的片段意象渐渐整合成持久的心理表征（Sandler and Rosenblatt 1962），而同时间一个持久的自体表征也形成，一开始是一个身体性的表征，之后才是一个属于婴儿的感觉与经验的汇集体。

被内射的客体不必然跟真正的外在客体有关，例如，一个没法在婴儿肚子饿时马上喂他的妈妈，可能只是忙于照顾婴儿的某个兄姐，但她就会被婴儿经验与内射为有敌意、拒绝他与遥不可及的。客体关系理论承认，真正的客体与内化的客体表征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对于冲突，客体关系理论也保持与自我心理学理论不同的看法。无意识冲突不只是冲动与防卫之间的挣扎，它也是内在客体关系单元之组合，在互相对立时彼此所发生的冲撞（Kernberg 1983; Ogden 1983; Rinsley 1977)。换句话说，在某个时间点上，自体表征、客体表征与情绪的不同群集彼此互相竞争着，争夺在内在客体关系之心灵舞台上的核心位置。

在内化客体关系时，总是涉及把自我分裂成不同的无意识次租织 (unconscious suborganization ) ( Odgen 1983），这些次组织可分成两大类：

一、自我的次主体组织(self-suborganizations of ego)，也就是某些自我面向(aspects of ego)，在这些自我面向中，人们较能将感受与想法体验为自己的；

二、自我的次客体组织 (object-suborganizations of ego)，经由它们产生了各种意义，但所遵循的模式是经由某些自我面向对客体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如此地彻底，以至于人原本的自我感（sense of sclf）可以近乎完全消失。(Ogden 1983, p. 227)

这种模型清楚地表现出佛洛伊德超我概念的影响，超我经常被体验成好像是一种外来实体（foreign body）一样（也就是说，一个自我的次客体组织，监督着自我之次主体组织的所作所为）。奥格登(Ogden )的模型也提供了一个从内在心灵回到人际互动的通道。在这个架构下，可以把移情看成是采取以下两种形式的其中之一——若非采取自我之主体分支的角色，就是将自我之客体分支的角色外化到治疗师身上。这个过程本章稍后会讨论到。

历史观点

梅兰妮 •克莱茵 (Melanie Klein）通常被视为是客体关系运动的奠基人。她来自布达佩斯，之后到柏林，再于1926年移民到英国，而在英国当地，她的婴儿早期发展理论成为高度争议的议题。她受到佛洛伊德的影响，但也因为把重点放在内在客体而开创出全新的基础。经由对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她逐步发展出一个高度仰赖无意识内心幻想 (unconscious intrapsychic fantasy) 的理论，并将古典发展阶段理论的时间进程压缩到生命第一年里。

例如，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complex ）便被克莱恩视为大约在第一年半后的断奶期同步发生。

根据克莱茵的看法，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婴儿经验到与佛洛伊德所谓的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有关的、一种对空灭（annihilation）的原初恐惧。为了抵御这个恐惧，自我便产生分裂，从死亡本能衍生出来的所有「坏」（badness ）与攻击性都不被允许，并转而将其投射到母亲身上。婴儿因此生活在被母亲迫害的恐惧中，甚或可以具体化成恐惧母亲会进入到婴儿的内在，并摧毁任何原本因为分裂而被保护在婴儿内部、从原欲行生而来的「好」（goodness ）。后面这种恐惧，是一种克莱茵（1946/1975）称之为偏执一分裂位态 (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的原初焦虑。

这种早期的经验组织模式是得名自两种重要的防卫机制：自我的分裂（即偏执一分裂位态里的「分裂）与投射（即偏执一分裂位态里的「偏执」）。确实，投射与内射对欲了解偏执一分裂位态至关重要。这此机制被用来尽可能地区隔「好」与「坏」(Segal 1964）。在迫害的或坏的客体被投射给母亲，而与好的、理想的客体分离之后，它们可以被再内射（亦即重新置于内部）而被控制与掌握。同样地，好的客体也可以被投射，使之安全地远离于被置于内部的「坏」。

在婴儿理解到「好」妈妈与「坏」妈妈其并非不同的人而是同一个人之前，这种内射与投射之间的摆荡价环都会一直持续着。当小孩将两种客体整合为一个整体时，他们会开始担忧自己对妈妈施虐性的、毁灭性的幻想可能会把妈妈摧毁。这种对母亲（作为一个完整客体）的新担忧，被克莱茵称为忧郁性焦虑(depressive anxiety），它也预示了忧郁位态 (depressive position )的到来。相对于偏执一分裂位态中担忧自己会被他人所伤害，这种经验模式则是担忧自己会伤害到他人。罪恶感因而变成了婴儿情感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婴儿会借着补偿 （reparation）来解决。

这个过程包括了对母亲采取若干经由设计，以修补对母亲在实际上或幻想中所造成之「伤害」的行动。克莱茵重新把俄狄浦斯情结解释为：一种籍由补偿来解决忧郁性焦虑与罪恶感所做的努力。

克莱茵的表述被批评为过度倚靠幻想，因而低估了环境中真实个人的影响，同时也太高估死亡本能——一个大部分精神分析理论家都不相信的概念，并将成年人复杂的认知形式套用在一岁的婴儿身上。然而，她所发展出来的精采理论，即偏执一分裂位态与忧郁位态，格外地具有临床价值，特别是当我们把这两种位态视为两种终其一生持续增长之经验的模式时，这两种模式会在心灵中创造出相互辩证的交互作用 (dialectical interplay ），而不只是被当作终将因成长而过去、或不再适用的发展阶段 (Odgen 1986）。这种将其视为终生增长经验之模式的概念架构，削弱了原本克莱茵视其为发展时程之一的意义。

对克莱茵而言，驱力确为与特定客体关系相连的复杂心理现象，驱力不但不被视为源自于体内，反而只是利用身体作为一种表达的媒介 (Greenberg and Mitchell 1983）。同样地，驱力也不被视为只是寻求张力的抒解，而是出于特定理由而指向特定客体。

在1940年代，克莱茵这个论点与其他观点导致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的激烈争论。安娜•佛洛伊德是克莱恩的主要敌手，当学会最后因为这个内部分裂而瓦解时，被称为B组的学会分支追随安娜 •佛洛伊德的领导，而A组则对克莱茵维持忠诚。第三个分支，一个中间团体，拒绝选边站。这个中间团体，在受到克莱茵的若干影响下，创造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客体关系理论 (Kohon 1986）。在1962年被称为「独立人士」（"Independents")之前，与这第三个分支有关的个别学者们，并没有正式将自己归属为一个团体。这个有时候被称为「英国学派」（Sutherland 1980）的独立人士中，其知名人物包括了温尼科特(D. W. Winnicot)、巴林（Michael Balint）、费尔贝恩（W. R. D. Fairbairn）、里特(Margaret Little）与甘崔普(Harry Guatrip）。在1943与1944年的「争议探讨」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后（参见 King and Stciner 1992），这个团体在人数上便占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中的大多数，虽然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要角发表过一个融贯的理论（Tuckett 1996）。尽管事实上在这些思想家的作品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他们的作品却有个共同的主轴：他们全都关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的早期发展阶段，都将重点放在内部客体关系的变化，而非驱力理论。再者，像克莱茵而不像B组的地方，是他们倾向于用精神分析方法去治疗更严重的病人，也许因此得以更深入地观察原初的心理状态。

独立人士在强调婴儿早期环境的影响时，也致力于平衡克莱茵对幻想的过度强调。例如，温尼科特就用够好的母亲(good-enough mother）这个词来描绘婴儿正常发展所需的最低环境需求。巴林（1979）描写了许多病人那种「有什么不见了」的感觉，他称之为基本缺失 (basic fault)。他认为，这种缺乏是因为病人母亲未能对小孩的基本需要适时予以反应所引起的。费尔贝恩（1963），也许是扬弃驱力理论而走得最远的一位，看到类分裂性（schizoid）病人的病因不在于驱力的受挫，而是他们的母亲末能提供得以保证他们是真的因自己而被爱的经验。他相信本能或驱力不是寻求享乐的，而是追寻客体的。再者，费尔贝恩也引进早期创伤这个概念，当成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因子，它倾向于使病人「僵」("freeze'" the patient）在三岁前的某个发展关卡上 ( Fonagy and Target 2003) 。

这此思想家都深刻体认到，一个关于缺损的理论 (a theory ofdeficit）与一个关于冲突的理论（a theory of conflict）一样，遣两者对于人类完整的精神分析性理解都是必要的。分析师除了分析冲突之外，还有其他的任务，他们自身也是病人可以将其内化的新客体，用来强化有所缺陷的心灵内在结构。这一点对客体关系的临床理论而言非常重要—一病人的内在客体关系并非如同花岗岩上的刻痕一样无法更动，而是可被新经验所调整的。

另一个源自英国学派的关键概念，是婴儿天生有朝向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的倾向 (Summer 1999)。特别是温尼科特认为存在着一个真我（true self)，环境中父母与其他人的反应能促进或妨碍它的成长。波拉斯（Bollas 1989）扩充了这个观点，主张儿童内在的主要动力就是「成为他或她自己」的需要，母亲若能让孩子在跟她互动时表达出孩子本身的真我，就能促成这一点的实现。如果一个母亲不能提供这种促进作用，可能就会造成孩子发展出专司于适应母亲欲望与需求的假我(false self)。

自体与自我

在这求通盘理解自我（ego）时，自我心理学家倾向于低估了自体 （self）的重要性；相较之下，由于客体关系理论家是把焦点放在作为跟客体相连的自体，因此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澄清自体在心理构造中的位置。引发主要论战的其中一点，便是自体到底是个体的一个内在表征，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行动来源与动源 （Kernberg 1982; Meissner 1986）。

许多作者 ( Guntrip 1968, 1971; Meissner 1986; Schafer 1976; Sutherland 1983） 都曾经表达过这种疑虑：结构理论，以及把自体当作一种内在表征的这种模型，不太能够支持自体作为一种包含主观经验与个体动源的概念。结构理论在基本上，就是偏向于那些在本质上非个人化的功能(impersonal function）。例如，萨瑟兰（Sutherland 1983）就曾断言，自体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扮演着积极与环境互动的角色一—也就是努力追求关系与整合。

不管是把自体当作一种表征，或者是把自体当作一种动源，两者都是说得通的。事实上，自体或许会被视为深埋在自我中，而可被界定为许多自体表征整合后的终端产物（Kernberg 1982）。然而，这个整合的终端产物不应该被当成一个连续、不变的实体（Bollas 1987; Mitchell 1991; Ogden 1989; Schafer 1989）。虽然我们常希望能维持这种连续自体的错觉，然而实际上，我们都是由多重、非连续的自体所构成的，不断地被真实与幻想的人际关系形塑与定义。薛佛（ Schafer 1989）把这种现象理解成一成套的叙事自体（narrative self，或故事情节的集合体，是我们为了提供一个在情感上前后一贯、攸关自我生命的说法，而发展出来的。米契尔(Mitchell 1991）曾注意到，精神分析的一个悖论，就是当病人学习到如何去容忍自己的多重面向时，他们也开始觉得自己更有耐力，更能够感到自己是始终如一、前后一致的。

防卫机制

客体关系理论与有严重困扰的病人之间有其历史渊源，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人格疾患和精神病本身特别显著的原始防御：分裂、投射性认同、内射与否认。

分裂

分裂是一种把内在矛盾的情感、自体表征或客体表征彼此互相隔离的无意识过程。虽然佛洛伊德（1927/1961;1940/1964） 偶尔提到过分裂，但一直要到克莱茵，才真正将它提升成生命前几个月情感生存的基础。分裂使婴儿可以把好与坏、快感与不快、爱与恨彼此隔离，使正面的经验、情感、自体表征与客体表征可以被保存在安全隔离的心理区间里，免于被它们负面的相对部分所污染。分裂可以被视为一种用来整理经验的生物模式，可以把那些具威胁性的跟受到威胁的区隔开来；之后，它才进一步被发展成一种心理防卫（Ogden 1986）。分裂也是自我脆弱的一个根本原因（ Kernberg 1967，1975）。虽然整合了原欲与攻击驱力之衍生物（二者各自与「好」、「坏」的内射物相连结）就可以中和攻击性，但分裂可以阻扰这种整合，因此也剥夺了自我某种成长能量的重要来源。

从克恩伯格（Kernberg）的观点来看，分裂的一些临床特征是：一、彼此冲突矛盾的行为与态度交替出现，但病人却表现出一副无所谓与淡然否认的态度；二、将周遭的每个人区隔成「全好」与「全坏，两大群，这通常也被称为理想化与贬抑：三、彼此冲突矛盾的自体表征并存，并且交替接连出现。

虽然克恩伯格把分裂视为边缘性人格疾患病人的主要防御操作，分裂有时也可能出现在任何病人身上(Rangell 1982）。它无法很清楚地将边缘性人格患者与其他人格疾患病人详加区隔 (Allen et al. 1988）。虽然克恩伯格区分精神官能症与边缘性特征的方法，有一部分就是基于后者偏好分裂甚于潜抑，但是实证研究显示，这两种防卫是独立运作的，也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 Perry and Cooper 1986 )。

投射性认同

第二种防卫是投射性认同，它是一种三阶段的无意识过程，其中一个人的某些方面被自己所拒斥，并将其归诸于他人（参见图2-2，2-3，2-4）。这三阶段如下(Ogden 1979)：

一、病人投射自体或客体表征到治疗者身上。

二、治疗者无意识地认同那些被病人所投射的，并且，在病人施加人际压力时，治疗者开始像被投射的自体或客体表征那样地感受、行动（这种现象有时也被称为投射性反向认同[ projective counteridentification) ( Grinberg 1979 ])

三、被投射的材料 「在心理层面上被消化处理」 (psychologicallyprocesed），并且被治疗者调整，治疗者经由再内射将其回馈到病人身上。这种被投射材料的调整，接连也调整了（病人）相应的自体或客体表征，以及人际关系的互动模式。

图1 投射性认同 步骤一：病人拒斥并投射出坏的内在客体给治疗者

图2 投射性认同 步骤二：在回应病人所施加的人际压力时，治疗者开始无意识地觉得且，或在行动上，表现得如同被投射的坏客体（投射性反向认同）

图3 投射性认同 步骤三：治疗者涵容且调整了被投射的坏客体，然后它被病人再内射且同化（内射性认同 〔introjective identi- fication))

治疗者为达清晰易解，这三个步骤以一种线性、武断的方式呈现。

然而奥格登（1992）强调，这三步骤并不真的是线性的，而应该理解为一种辩证关系的创造，在其中，病人与分析师进入一种既分离、却又同时与彼此合为一体的关系。经由此类两者主体性互相渗透 (interpenetration of subjectiviry ）的辩证，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主体性。然而，移情与反移情则分别与步骤一和步骤二有关。

这么看来，投射性认同除了在内在防卫机制上所扮演的角色外，也有一种人际关系上的面向。分裂与投射性认同是高度相关的两种机制，它们互相合作，使「好」与「坏」保特隔离 ( Grotstein 1981）。奥格登对投射性认同的定义中所蕴含的这个人际成分，是缘起于比昂（Bion 1962）把治疗师看做是病人投射的容器，就像母亲是婴儿投射的容器一样。

当代伦敦克莱茵派分析师对投射性认同的看法有点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将这种防御理解为并非是病人投射了自身的某部分，而是对一客体关系的幻想（Feldman 1997）。这么看来，投射对象本身的转化（译注：即步骤二）不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克莱茵派学者之间渐渐浮现的一个共识是，分析师或治疗师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病人投射的影响，而且，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病人的「提示」（nudges）并按照病人的投射来行动，则有助于让分析师清楚察觉到自己被投射了什么 (Joseph 1989; Spillius 1992）。

反移情是一个包含来自病人与临床工作者两方贡献的共同作品（Gabbard 1995）。病人诱发了治疗师的某些反应，但是决定反移情反应最后型态的，是治疗师自己的冲突与内在的自体与客体表征。换句话说，这个过程要求投射的接收者有个「钩子」使投射可以固着上去。有些投射就是比其他的投射更与这个接收者适配 (Gabbard 1995)。

将投射性认同的概念局限为一种防御机制，是不恰当地自我设限。因其人际的成分，它也可以被当作：一、一种沟通的方式，其中病人强迫治疗师去体验一系列与病人本身经历相似的经验；二、一种客体关系的模式；和三、投射内容经治疗师调整后再内射，结果亦造成病人的调整，在这层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心理转化的管道。虽然这个投射性认同的模型是着重于临床情境下所发生的情况，但是投射性认同也常常发生在非治疗情境。在这些非临床情境下，投射可能以完全被扭曲的形式回归到病人身上，或「回头卡住病人的喉咙」，而不是以被调整或涵容过后的形式回到病人身上。

内射

第三种防御，内射，指外在客体以象征的形式被吸纳，并同化为自身的一部分之无意识过程。这个机制可以作为投射性认同的一部分，那个被吸纳的是原来被投射出去的；或者也可以独立存在，作为投射的倒转。佛洛伊德（1917/1963）经典中的说法是，忧郁源自于内射了一个被矛盾看待的客体；在忧郁病人的内在，愤怒贯注于这个内射物上，因而产生自我否定与其他的忧郁症状。在当代客体关系理论的讨论中，作为两种最重要的内化模式之一，内射和认同两者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如果一个病人是内射的，其父母就是被内化为自我的客体次分支(object subdivision of the ego)的一部分，并且被体验为一种实质上并未改变病人自体表征的内在存有。另一方面，如果是认同，父母就会内化成自我自体次分支的一部分，并实际调整了病人的自体表征 ( Sandler 1990)。

否认

第四个防御机制，否认，是一种对创伤性感官经验的直接否决。相对上，潜抑（repression）一般是用来防御自己内在的欲望与冲动，而否认则通常是在现实造成极度的困扰时对外在现实世界的防御方式。虽然此一机制主要是与精神病与重度人格疾患有关，正常人也会运用这个机制，特别是在面对灾难性事件的时候。

英国客体关系学派大大影响了美国的关系理论。这种「两个人」(two persons）的理论与其近亲理论一—交互主体性 (inter-subjecivicy）、建构论（constructivism）以及人际理论 (interper-sonal theory）——共通的看法，就是治疗师对病人的感知无可避免地受到治疗师主体性的影响 ( Aron 1996; Gill 1994; Greenberg 1991; Hoffman 1992, 1998; Levine 1994; Mitcheil 1993, 1997；Natterson 1991; Renik 1993, 1998; Stolorow et al. 1987)。这个看法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在诊间里，两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互相影响的。因此在冶疗师整合陈述病人的症状时，他是不可能超越自己的主体性的。再者，治疗师的实际行为对病人的移情会有实质的影响。有些人甚至主张，这个交互主体的观点是超越任何特定学派之上的，而且同时适用于任何心理治疗的情境(Aron 1996;Dunn 1995; Gabbard 1997; Levine 1996) 。

节选自《动力取向精神医学临床应用与实务》（格林·嘉宝医师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