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评价子张和子夏两位弟子的性格，言道：“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一词，由此而来。子张（师）才高却偏激；子夏（商）谨守却略显狭隘。孔子认为他们两个“过犹不及”，太过和做得不够是一样的，都不合适。孔子愿取其“中”。儒家非常推崇中庸君子，并将中庸思想溶于日常的教化中。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圣人孔子将中庸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标准，认为实践中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庸，是君子人格中不可或缺的美德。无独有偶，古希腊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中庸之德（又叫“中道”）是城邦公民最高的德性，是实现城邦正义的重要途径。中庸是中西方古典轴心时代共同推崇的道德伦理价值。
中庸是君子对个人禀赋的教化与发展，也是对内在七情六欲以及外在人际矛盾的调和。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语言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中庸”一词逐渐被许多人误解，成为了“因循守旧”，“老好人”，“折中妥协”的代名词。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无法否认中庸美德的可贵。
执中与权变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人》）君子坚守原则须臾不离，即使是遇到紧急情况，面临危险也不轻易违背，如郑板桥笔下之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然而，中庸思想是否如一些人所想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现今的语境中，当人们用“中庸”去描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往往会呈现出一个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老夫子形象。其实，这是对“中庸”一词片面的理解，只看到了中庸之人坚守原则的一面。
荀子言“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荀子•解蔽》），君子的中庸之道是权变的，因时而异，在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寻求 “中正”的平衡。
诚然，中庸的执中与权变，都是为了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处理事情的方式，既然如此，就不会只是墨守成规，也不会朝秦暮楚，削足适履，做一些不合时宜的，反反复复的变化。君子的中庸之道，是平衡之术，是和谐之道，其内在有着逻辑上的辩证关系。世殊时异，守与变，是一个循环中的动态过程，既不做顽固不化的“老夫子”，也不做投机耍滑的乡愿小人。
中庸君子与乡愿小人
《中庸》有言“君子极高明而道中庸”，“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样就可以做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后人常将“明哲保身”视为中庸的代名词，发展了中庸“保身”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庸 “高明”与“明哲”的一面。
君子洞察局势，晓明事理，富有智慧，因而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保全自身。自保是建立在对势态了如指掌的基础之上的，并非畏首畏尾地规避原则，也不是随波逐流地盲从形势。英文中常将“明哲保身”翻译为“be worldly-wise and play safe”，简而言之，就是智慧处世，谨慎行事。这样的品格不也正是我们的时代所不可或缺的吗？
在现代社会，很多人每天被纷杂的信息碎片所左右，成为“手机控”，“购物狂”，甚至为此搁置自己手头上紧要的事情。人们应该学习中庸君子了解时代的变化，明白“人为体，物为用”，外在的科技文明应该为人所用，而不是任由电子产品主宰人们的生活，从而懂得保全自己独立的空间。人们更不必人云亦云，攀比跟风，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无穷无尽的利欲当中；又或者口无遮拦，行事乖张，惹祸上身，甚至累及他人。
极端的心态、极端的行为让人际关系变得紧张，让人们生活在失落与亢奋的两极。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需要中庸平和、通达的气息。
然而，中庸之人是否是人们常说的“老好人”，又或者是那些左右逢源，信奉“滑头主义”的人呢？
诚然，二者有天壤之别。乡里乡亲的“老好人”，左右讨好，没有正义感，没有责任心，也没有坚守的原则，没有一丝的批判精神，这样的人其实是一种伪善的人。孔子将其称为“乡愿”。
乡愿，是指看起来谨慎厚道，实际上却是与流俗同流合污之辈，是地道的伪君子。乡愿小人表里不一，没有原则。他们的敦厚不过是表面，其内在见异思迁，偷奸耍滑。乡愿小人可以与现代人所说的“腹黑”、“心机者”可划为一类。大奸似忠，大伪似真。
清代神幻小说《镜花缘》曾描述了一个“两面国”。那里每个人都有两张脸，一张慈眉善目，一张凶狠狡黠。乡愿小人便是这样一个“两面人”。
中庸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治愈
犬儒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症结。民众犬儒式的处世方式渐成趋势，追名逐利，物质至上，以自我为中心，逃避责任，得过且过。犬儒主义同乡愿一样，都没有原则与立场。乡愿在传统社会扎根很深，成全了统治者的极权，而犬儒主义则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成全了唯利是图者的蝇营狗苟，造就了盛世蝼蚁的唯唯诺诺。而中庸之道所主张的行事原则，好比是我们文明中遗失的珍宝，是治愈现代人犬儒弊病的良药。
犬儒主义在当前常表现为两个极端：或怀疑一切价值，不相信一切人和事的虚无主义，内心空虚，外在激愤；或世故老道，人情练达，凡事心中有数，难得糊涂，得过且过，缺乏担当，没有作为。在当前中国特殊的社会形势下，犬儒主义是部分房奴、蚁族所表现出来的累、烦、压力大，顺从、忍受、逃避和绝望。
在犬儒的世界里，我们亟待普世的道德价值，中正的价值标准，需要权变，图谋发展的创造力。于此，中庸或可成为一把剃刀，剔除犬儒的腐肉，帮助我们找回没落的责任心，找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诚心”。
中庸之诚，“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要做到“诚”，绝不是像犬儒主义者那样自诩看清世道，退居自己的空间，寻求安稳自保，而是积极进取。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集合了从思想到行动的系列教化活动，从而让人在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中把握大到社会发展的规则，小到人际交往、个人情绪控制的方法。在遵从天命、本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教化的作用，展现个人的能力。中庸的“命—性—道—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命、性是天道，是本真。道、教是人道。后者是自我的发展与完善。而中庸之“诚”连接了天道与人道，鼓励人不断稳中求变，实现天人合一，展开了对生命的超越。中庸，是对生命，对社会，乃至宇宙的一种担当。中庸之人的作为与犬儒者的消极避世或是一味的愤世嫉俗截然不同。
现代犬儒主义者认清现实，却被现实束缚，庸碌度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囿于自己的世界，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苦苦挣扎。而中庸之道讲求在明辨之上有所行动，以达到平衡协调的状态。中庸对于当前犬儒主义症结的治疗，其实也是在拯救浮躁势利却不知所措的现代人，为失衡的现代生活注入向上的动力，让人们能够立足现实，并超越现实。
妥协的观念
中庸君子如果要实现中道平衡，既要积极进取，也要懂得退让、妥协，化解矛盾。中庸的行为方式离不开妥协的智慧。我们的文化里向来讲求“退一步海阔天空”，“得饶人处且绕人”。
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盛行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意味着要保持独立，固守原则，而多元共生则免不了妥协、协商，争取合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共和是伟大的妥协，恰如美国政治学者阿林•弗莫雷斯科（Alin Fumurescu）所言“没有妥协，就没有良善的公共生活”。随着个人主义的膨胀，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妥协，这只会让世界走向极端与冲突中，越来越糟。
在我们的传统里也早有妥协的观念，这便是中庸之道。有人认为，中庸之道的原生环境是等级社会，中庸之妥协不是平等协商达成的，而是强权压制下的趋从。类似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中庸虽生于等级社会，却是超越等级的。
中庸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中庸的天命观与本性观是自然之本真，与社会阶级没有必然的关联。中庸的前提是“君子慎独”。中庸原则下的妥协是在保持独立的人格基础之上所做的折中与权变。
我们熟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现代人常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去理解陶渊明等人的诗歌，认为他们怀才不遇，身隐乡野，却仍志在朝堂，言外之意是，他们这群封建士大夫隐士，并不甘心田园生活。这种“诛心”的解读让人哭笑不得，现代人身陷名利的囹圄，常常自相矛盾，又如何能绑架古人返璞归真的初心？不平于当朝的统治，官场的黑暗，不愿意同流合污，而选择归隐山林，这是他们为保全自己独立品格而做的妥协。身远庙堂，却心系民间疾苦，这是他们忧国忧民的胸怀。退也是一种智慧。
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进退有节，执中谋远，不屑乡愿之人世俗圆滑，亦步亦趋；不学犬儒者愤世消极， 无所作为。中庸君子的积极向上是“愿乘风破万里浪”的豪迈，他们的妥协亦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在，不负天下，不负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