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部队嘛，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些当兵的叔叔伯伯以及哥哥们来自五湖四海，嘴里边操着各种南腔北调，以至于现在我无论跑到大江南北，跟当地人打交道都不费劲。
像我当时住的那栋家属楼，对门老家是河南的，楼下的两家分别来自四川和山东。一楼的记不住了，好像都是从南方来的。
每年秋冬都是新兵进营的时间，也是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这帮小孩子跟着各自的老妈忙着去挑拣过冬吃的萝卜白菜，老爸们也像挑拣萝卜白菜似的对新兵挑三拣四。
我记得在当时来自于云桂川黔的新兵最受欢迎，尤其是农村的，要是能再搭配几个人高马大的山东兵或东北兵就更完美了。至于东南沿海、尤其是今天包邮区的兵行情就差多了，稍微孬点就是当搭头的命，但要是机关招人的话却会很快被哄抢一空。
至于原因，连我这个几岁的小孩都知道，那就是听话、能吃苦，才是最好的兵。当然这是二、三十年前的老黄历了，现在部队挑人是个啥标准，我可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从远古到近代在军队里最受欢迎的士兵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符合“听话，能吃苦”这五字标准。现在在网络上经常能看到有人争论哪个地方的兵最能打，比较受推崇的有四川兵、广西兵，近代以来更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
那么为啥这些地方的兵就更听话、更能吃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前，那里都是有名的穷地方。
穷乡僻壤出劲旅，听起来好像是从古至今都没变过的一条真理。
其实不然。
01
近现代且不论，要说古代哪里出好兵，川、桂、湘等地还排不上号。比如在近现代大名鼎鼎的川军，在历史上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记，却是从一介女流口中流传千年的嘲讽之辞——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全唐诗·卷七百九十八·述国亡诗》）。
而在中国历史上善战第一、功高第一的精兵，则毫无疑问是秦兵。当然这也是有诗为证的，而且出自诗圣杜甫的笔下，虽然老杜的本意并非是如此：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兵车行》）
从此“自古秦兵耐苦战”的印象就深入人心、颠扑不破。而且这个名头可不是老杜吹出来的，那可是一代代的秦兵用生命和血汗打出来的——是谁终结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混战、一统了天下？是秦兵；是谁拱卫了大汉朝405年的江山、哪怕最终亡国都亡成了“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读通鉴论·卷八·桓帝》）？是秦兵；是谁缔造到了诸夷恭顺、万国来朝、天可汗独尊的大唐盛世？还是秦兵。
当然有人可以抬杠说那是汉兵或唐兵而非秦兵。可你要是让刘家或李家皇帝把他们军队中的关中汉子全部剔除掉，看他们会不会暴跳如雷的将提出这个建议的傻蛋碎尸万段兼诛灭九族？
因为没了秦兵，要说汉军或唐军就成了由乌合之众组成的草台班子恐怕有些过分，但其实也强不到哪儿去。
但秦兵为啥能打，这还得从他们的老祖宗说起。
翻开《史记》中的《秦本纪》，出现最多的一个字眼就是“戎”。关于秦国的祖源，向来有西方说和东来说两种，但无论是“在西戎，保西垂”、“秦为戎族”的西方说还是“商奄之民”西迁成为“戍秦人”的东来说，都无一例外的指向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老秦人的血统好像出了点问题。
不出问题才怪。从秦非子（伯益的十六世孙）因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分封在秦地（今甘肃天水）后以封地为氏、号为“秦嬴”立国开始，到商鞅变法强国而成山东六国心腹大患之间，足足有500年的时间。在这500年的时间里，秦国除了在秦穆公时期短暂的试图向东发展，然后被晋国揍得满头是包外，在中原几乎毫无存在感。不仅如此，在当时哪怕是中原诸侯开个趴体、搞个联谊基本都不带秦国玩，为啥？因为在这些高傲的中原贵族眼中，秦国就是一帮粗鲁且不开化的蛮夷。
其实人家说的也没错。在这500年里，秦国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争霸西戎”。说白了就是跟西北地区的各种戎狄抢地盘，据说前前后后吞并了不下十二个大部族。其中太史公在《史记》中就记载了绵诸（今甘肃东部）、绲戎（今甘肃东部）、翟镕之戎（今陕西北部）、岐梁山之戎（陕西韩城与洛川之间）、义渠（今甘肃宁县）、大荔（今陕西大荔）、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朐衍（今宁夏盐池）这西戎八国，后来统统成了秦国的地盘。
地盘抢光了，可西戎人却杀不光，也没法杀光，那咋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彼此杂居再相互融合。当然秦人的文明程度更高、生产和生活水平更先进，也更值得西戎人效仿和追随，但难免也会受到后者一些风俗习惯的影响。
比如西戎就跟后来的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后来在西汉人眼中的匈奴人那些骇人听闻的“陋俗”，在秦人身上基本也一样不曾少过：
“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要不然商鞅变法时，为啥要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去除秦人身上的戎狄旧俗？又是“异子之科”又是“均出余子之使令”的，其实跟老商极力主张的奖励耕战关系不太大，主要就是为了个面子工程——毕竟从此以后秦人不再跟野人打交道，而是要东出争霸了。要还都是一副受人鄙视的半野人的鬼样子，还怎么当霸主？就算当上了也没法让人心服口服。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推行得雷厉风行，靠的无非就是奖罚二字而已。听话的就奖土地奖奴隶奖钱财奖官职，不听话的则是手不听话剁手脚不听话剁脚，脑袋不听话的就剁脑袋，反正就是非常的行之有效。
但商鞅能纠正秦人行为上的陋俗，却无法去除他们心中的野性。
所以当那些中原诸侯自以为精锐的、高贵的、训练有素的且装备精良的魏武卒、赵边骑、齐技击、楚申息、燕坚兵及韩击刹们，遇到一群见了血就激动得脱光膀子、嗷嗷叫着砍人头的号称“锐士”的秦国半野人时，能打得赢才是见了鬼：
“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兒。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於鸟卵之上，必无幸矣。”（《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
02
当然了，秦兵一东出就能将六国打成狗，主要靠的还是商鞅弄出来的那套军功爵制。具体而言，就是老商让秦国的将士搞清楚了“为何而战”的道理。
在商鞅变法之前，包括秦国在内的中原诸侯在选官制度上统统用的都是世卿世禄制。简单来说就是哪怕贵族生下了个白痴儿子也照样能当官，而平民出身的就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或是立下了天大的功劳，也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所以即便在春秋战国那样的大争之世，除了吴起、苏秦等寥寥几个幸运儿外，在贵族传统根深蒂固的山东六国还有哪个平民出身的人才受到过重用？
而秦国就不一样了。经过商鞅变法而出现的军功爵制，说白了就是明确了两件事，其一“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其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想当官，那就去战场上砍人头来换。否则就算是投胎在秦王家的，也有多远就滚多远。
这世间天生就是贵族的能有几个，更何况大多还是蠢蛋。所以别看春秋战国打来打去的打了500多年，顶多就打出几个霸主却从来没打出个皇帝，还不就是因为这帮子蠢蛋太废材？
可变法之后的秦国就不一样了，谁上谁下不再看血统和老子，而是看谁有本事、谁更不要命。所以在秦国，那些在战场上光着膀子嗷嗷叫着砍人头当球踢的将士，从来都不是最敢玩命的，那么谁才是？是敢于怂恿秦昭王干掉自己老妈的范雎，是单枪匹马就敢跑到楚国把楚怀王忽悠瘸的张仪，是一言不合就敢坑杀四十万降卒的白起——这，才是真正的亡命之徒。
而只有秦国，才有他们表演的舞台。要是落到山东六国，这几位的骨头渣子恐怕都早就被烧成灰了。
骨子里野性难驯，现实中又有了功名利禄的刺激，所以秦兵想不骁勇善战都不行。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到了秦王政时开始东出函谷，紧接着就是横扫六国如卷席，不但一统了天下，更将秦兵的威名遍布九州，可止小儿啼。
可是建立在赫赫军功之上的大秦帝国仅存15年、历二帝即亡，是秦兵突然间就不会打仗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秦兵再凶猛，也是凡人，也会疲累，也会厌战，而始皇帝和秦二世却不管这一套。六国的敌人消灭干净了，那就北驱匈奴三千里，南征百越师不还——已经为国征战了数百年的身心俱疲的老秦人，哪还来的斗志？
你让C罗、梅西一口气不停的连踢十场球，到最后连我都能把他们过得团团转，那时候的秦兵亦是如此。
但是很快，老秦人们的斗志就被再次点燃了。
为啥？因为在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咸阳后，尽去前秦苛政恶法而颁布了著名的“约法三章”，让饱受苦难的老秦人们大为兴奋，“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可紧接着项羽就来了。在这个只知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被韩生斥为沐猴而冠的西楚霸王眼中，无论秦人还是秦地都仅是他的战利品而已，除此以外毫无价值：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秦民大失望。”（《资治通鉴·卷九·汉纪第一》）
然而头脑简单的项羽，此刻应该是忘记了那条就在20年前还是山东六国普遍公认的一条真理——“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三家注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项羽忘了，刘邦可没忘。他在楚汉争霸中的第一次出手，就是迅速的将关中收归己有，然后留下萧何扎根经营，把这里打造成汉军的大本营和后勤基地。
事实证明，这是刘邦一生中最英明的决定，甚至可能连之一都没有。
后人说起楚汉争霸，总愿意将功劳记在汉初三杰的头上。事实上当刘邦一次次的被项羽打成狗之后，坐镇长安的萧何却总能变戏法似的给他送来更多的士兵、军械和粮草。项羽打的胜仗越多、杀的汉军越多，刘邦的阵营的就越壮大、越精锐，这种仗怎么可能打不赢？
历史上的大魔导师只有一个刘秀，萧何还排不上号。那么他是凭什么一次次的上演这么神奇的一幕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重新变得疯狂起来的秦人——他们受够了秦王，如今又被项羽刨了祖坟，所以只能选择无条件的去信任刘邦，并愿意为他去赴死。
他们宁可自己去死，也不愿子孙再过这样不是人过的鬼日子。
所以即便没有汉初三杰，项羽也打不过刘邦，这个结局早在约法三章和西屠咸阳时就已经注定。所以与其说是刘邦再统天下，不如说是那帮疲惫已极的关中汉子激发了骨头里剩下的最后一丝悍勇，就把他们父辈干过的事情重复了一遍而已。同时他们也向那帮六国余孽们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03
垓下之战后，项羽被围在乌江岸边，杀汉军数百人后力竭自刎。死后他的尸体被肢解，王翳、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一部分，并因此被封侯。
一代豪雄最终落得这样个下场，自然让人有些不忍。不过如果告诉你王翳等5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秦人，哪怕他们报复得更残忍些也显得无可厚非。毕竟项羽曾经刨过他们的祖坟、烧掉他们的家园、杀死他们的父兄、抢走他们妻女，这样的仇恨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消弭掉的。
这件事也间接说明了另一个可怕的现实，那就是跟项羽一样曾当过楚人的刘邦，尽管早早就立下了“汉”的国号，但他麾下的汉军，不如称之为秦军更为合适。
所以老家在沛县的刘邦，才会毫不犹豫的定都在了千里之外的长安。哪怕老爹刘太公再怎么思念家乡，他也仅是在长安附近仿照家乡建了座新丰城（今陕西临潼），为啥不学项羽那样衣锦还乡？信不信要是刘邦敢这么干，他麾下那支战无不胜的大军分分钟就得星散？
在西汉立国以后，极盛期疆域东并朝鲜、南据交趾、西逾葱岭、北抵大漠，国土面积达609万平方公里。但作为定国之本的汉军，主干仍是秦人。
为啥？大汉朝的兵役制度沿袭秦制，仍然是全民皆兵，理论上全国23~56岁的男子都是皇帝随时可以征调的兵员。而西汉官方统计的户籍人口最高时接近7000万，也就意味着像汉武帝刘彻这样的战争狂人只要能凑齐足够的粮食和甲械，一次性的从全国各地组织起千万人的大军也不是啥稀罕事。
那为啥刘家皇帝还这么青睐秦兵？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两汉在各项生产技术以及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较之前秦以及周朝有所进步，但也很有限。那么两周迫不得已采取分封制导致天下分崩离析、诸侯混战，前秦强制推行的郡县制也仅维持了15年就土崩瓦解，凭什么两汉就能坚挺了405年？
答案还是很简单，那就是以天下填关中，再以关中慑天下。
刚立国时，刘邦就接受了娄敬的建议，将关东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富户、名门望族共十几万人全部迁到关中居住，等于是将全国的人才和财富以及可能存在的隐患统统弄到关中来。像是田齐王族，不但全都被刘邦迁到了关中，还将其姓氏分别改成了第一到第八，活生生的将一个大族拆分得七零八落，再也没有了起复兴盛的可能。
其中能够传承不绝的第五姓，至今还多分布于陕西的泾阳、旬邑一带，都是拜刘邦所赐。
刘邦如此，他的子孙亦是如此。天下的税赋财货、最好的人才、最出色的特产、最先进的技术，最终都要弄到关中尤其是长安来。别的地方穷得当裤子、百姓饿得只好去当强盗也没关系，只要关中富庶、长安安定，那么大汉朝就稳如泰山，哪怕最终完蛋了也是“独以强亡”。
在这种情况下汉军的主力要不是受尽皇家好处的关中人，请问刘家皇帝还能睡个安稳觉吗？
所以无论是卫霍（河东人）扬威大漠还是窦宪（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咸阳）勒石燕然或者班超（扶风平陵人）纵横西域，从统帅到将领再到士卒几乎清一色的都是秦人，或者说是关中人。
可能有人会质疑——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啥时候成了关中的地盘了？这就涉及到古今关中的地理范畴差异的问题了。
现代意义上的关中，是指陕西省中部的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杨凌这五市一区。然而在古代的关中，可从来没有被局限在这巴掌大点的地方。
关于古关中所涵盖的范围向来众说纷纭，有四关说、两关说、六关说、一关说等不同意见。但相对而言出自唐朝大学者颜师古的一关说是最符合史实的：
“自函谷关以西，总名关中。”（《三家注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也就是说如今的大西北，只要被大汉朝抢到手里的地盘，统统都可以称之为关中。
像汉军无敌于天下的基石，非良家子莫属。而汉之良家子最优者又非六郡莫属。哪六郡？陇西（今甘肃天水、兰州等地，郡治狄道）、天水（今甘肃天水，郡治平襄）、安定（今甘肃、宁夏交界地区，郡治高平）、北地（今陕西、甘肃交界地区，郡治马岭）、上郡（今陕西北部，郡治肤施）、西河（今黄河晋陕峡谷两岸，郡治平定）是也。两汉405年间六郡良家子中名将英才辈出，仅汉武、昭宣年间就有王围、甘延寿、公孙贺、傅介子、李广、李蔡、上宫桀、赵充国、辛武贤……近乎数不胜数。哪怕到了东汉末年六郡衰微，还冒出个董卓扛大旗呢。
哪怕到了将近两千年后，六郡良家子的飒爽英姿仍在民国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笔下栩栩如生：
“六郡良家最少年，戎装骏马照山川。闲抛金弹落飞鸢。
何处高楼无可醉，谁家红袖不相怜？人间那信有华颠。”（《人间词·甲稿》）
可是汉之六郡无一位于今天的关中，可谁能说、敢说李广、傅介子之辈不是秦人？谁又能说、敢说卫青、霍去病不是关中子弟？
而汉军乃至于大汉朝的赫赫国威，就是这些秦人或者说是关中人打下来的。
04
汉末天下大乱，并一口气打了近400年的仗。位于北方的关中地区陷入了诸胡蜂起、汉民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但其地理位置的巨大优势却无人敢忽视。所以前秦大帝苻坚凭此一统北方，还差点平定了天下；所以宋武帝刘裕只有在收复了长安以后，才能心安理得篡晋自立；所以立国大隋的杨坚以关中为基，才既始皇帝后再度一统南北。
然后关中子弟最高光的时刻就到来了。
史上各朝中，秦对匈奴只能驱赶而无力歼灭，两汉更是跟匈奴人撕扯了近300年才取得胜利，但随后又陷入了与羌人的混战。隋朝开始很猛，把突厥、契丹、林邑、琉球、伊吾（今新疆东北）、吐谷浑等周边邻居几乎统统揍得鸡飞狗跳，最后却在高句丽人身上栽了个大跟头。而清朝为了彻底清除蒙古人这个北方的隐患，从努尔哈赤开始历6帝，花费了足足165年才得偿所愿。
至于其他的朝代，不提也罢。
但无论哪个朝代，其兵威之盛、外战战绩之佳也无法与巅峰期的盛唐相比。那么何为盛唐？就是安史之乱前的那138年。而从军事角度上，我们又可以把这138年称之为府兵时代。
府兵，简单说就是军府的兵，是源自西魏的一种兵役制度。其特点是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
展开来说，就是府兵的日常管理由军府（唐时多称折冲府）掌握，除了种田外还要在军府的指导下下进行日常训练；到了战时则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军府不得插手。这就形成了管兵的无权调兵打仗，指挥打仗的出了战场连个小兵都指使不动的训练和作战互不交叉的两条线——像李靖、李勣、侯君集这样的名将每次出征麾下都是些陌生的、不同的面孔，而且只听皇帝的命令去征战指定的目标。假设某一次李世民让侯君集去讨伐高昌，可是老侯偏偏看突厥人不顺眼，打算顺便搂草打把兔子，那会出现什么后果？如果第二天早晨侯君集起床后发现他的军营中空无一人、府兵都跑回家去了，那还是人家给你侯大将军面子。如果不给面子，在侯君集下达乱命的那一刻，他的部下就会蜂拥而上将其绑缚，脾气暴躁的可能会当场砍了他的头，还有功无罪。
所以就算武将有野心、想造反也是痴心妄想，在府兵制下根本就反不成。而府兵制的初衷本就是为了解决自汉末以来军队成为将领个人私产、动辄拥兵自重的问题，能有效的防范地方割据。同时还有利于农业生产，减轻朝廷财政负担，也扩大了兵源。
在唐初府兵最盛时至今可查的有633个折冲府，总兵力近70万人（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其中上府编制1200~1500人，中府1000人，下府800人），其中关内道就设置了289府，如果加上河东道、陇右道在内的大关中地区更是达到了488府——这意味着全国将近80%的兵力，都被集中在了关中。
不仅有数量，质量更高，甚至可以说盛唐时期所有的对外战争基本都是靠关中府兵打的。
为啥？因为府兵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半农半兵，所以府兵的征调要遵循农时，一般不能长期在外，更要极力避免远征作战。所以在偌大的南方地区只有区区不足50个军府，因为大唐朝的主要敌人都位于西北方，要是征调南方的府兵出战，多半还没等走到战区轮换期就到了，还打个毛线的仗？
所以唐军出战，就近征发关中地区的府兵效率既高风险还小。因为唐朝和汉朝一样遵循以天下填关中的政策，长安周边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而要想成为府兵，家资丰厚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为啥？府兵除了有国家授田和免税政策外，是没有军饷可领的。不仅如此，府兵出征还得自己掏钱购买粮食、武器以及“随身七事”，即服、被、资、物、弓箭、鞍辔和器仗。
所以要是我们有幸能穿越回盛唐一窥唐军对外征战的场面，就会发现除了朝廷统一配发的战马、甲胄和重兵器（如槊、矛等）外，府兵们的服饰和装备堪称五花八门，啥玩意都有。有钱的可以武装到牙齿，缺钱的可能除了必备的横刀和弓箭外一无所有，有个性的像陇右崔器那样在脖子上架对锤子，上司也懒得管你。
对了，在大唐的府兵中出现穷鬼的概率极低。因为府兵可不是谁都能当上的，每隔一定时期都要进行裁汰拣点，而考核的第一条标准就是家产：
“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故注云‘不（公）平，谓舍富取贫，舍强取弱，舍多丁而取少丁’。”（《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第二百二十七条目》）
所以说能当上府兵的，起码也得有个小康之家，这才是“良家子”。穷鬼要是混进来了，即所谓的“不平”，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不平）一人杖七十，三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引用同上）。
其实这也不奇怪。除了没办法的秦国外，战国以前打仗就是贵族的事（农民兵负责干活和当拉拉队），两汉紧着相对富庶的关中农民的羊毛猛薅，从魏晋开始的世兵制直到盛唐的军队都是从当时的“中产阶级”里边抽调兵员。为啥？有恒产者有恒心嘛。军队最重要的就是忠诚和服从，让这些有产有业又拖家带口的家伙们当兵，皇帝最放心。
而基本上由关中地区的富裕农民组成的大唐府兵，从未让李家皇帝失望过。从南北朝开始嚣张了一百多年的塞外之王突厥，被李靖一战而平；想要填补突厥人留下的空白的薛延陀人，又被李勣一战而灭；生生磨死了隋朝的高句丽，在李世民和李治父子的连环暴击下飞灰湮灭；剩下的吐谷浑、南诏、契丹、靺鞨、党项、西域等部族更是闻风而降；在冷兵器时代除了满洲人谁都无法用武力搞定的吐蕃，也被困在那片高原上寸步难下。到了最后，也只有万里之外的大食人才勉强挡住了唐军西进的脚步。
在大唐府兵的横刀威慑之下，胡人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安争先恐后的朝拜“天可汗”——这样的盛景，在中国历史上也唯有盛唐才见。
05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府兵制随之崩溃，被募兵制取而代之。府兵制的消失，不仅仅意味着唐军的兵员构成由富裕的良家子变成了品性不佳的“不良人”，更意味着能耐苦战的关中人逐渐退出了唐军的序列。
为啥？因为募兵是要军饷的，而且一切吃喝拉撒都得由朝廷供应，大唐朝那困窘的财政根本负担不起。此外，募兵制使得铁打的营盘里不再是流水的兵，兵随将走、武将拥兵自重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这让皇帝哪还能睡上个安稳觉？
李隆基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粗暴，那就是把军队统统撵到北方边境去，让地方财政供养。就算这帮家伙想造反，也得千里迢迢的杀回长安来，总不至于被打个措手不及。
于是唐军的主力就由安分守己的关中汉子，变成了以朔方、河北那边的汉化胡人或胡化汉人为主。而朔方、河北又是出了名的穷地方，日子难过自然是没受到多少皇帝的恩惠，只要野心勃勃的军头们许下些好处，他们凭什么不跟着造反？
于是安史之乱就来了，盛唐也从此变成了衰唐。
北宋以后，以关中人为主的西军成了秦兵最后的辉煌，也是能给孱弱的宋军稍稍遮掩颜面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而随着南宋初年的富平之战中西军尽覆，也带走了秦兵浴血奋战近1500年的最后一抹余晖。
不是秦兵打光了，而是关中没落了。
从中唐开始，全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东移、南移。到了两宋之后，天下财富大半归于江南。可问题是江南向来离战争很远，那里的人们对于离乡数千里跑去塞外跟野人打仗毫无兴趣，甚至在能拖后腿时从来都不惜力气，谁还能指望江南能出精兵？而自打唐末关中被打得稀烂以后，就再也没能恢复元气，也再无一朝选择在这块愈发穷困的土地上建都。所以这块曾经是六郡良家子和盛唐府兵叱咤风云的地方，此后出产的最出名的人才，也就只剩下李自成和张献忠了。
富贵的人家不想打仗了，那么只能是谁越穷就谁更横了。
事实上在秦兵、也就是关中汉子无再战之力以后，中国这片土地上最能打的就剩下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洲人了，契丹人还差了点意思——尽管说的都是所谓的胡人，但最后不都成为华夏一族了嘛。
而这帮家伙最大的特点，除了野性难驯，就是穷得一塌糊涂，在汉地抢到口铁锅都能高兴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就算中原王朝想划拉出点像样的精兵，也得跑到穷乡僻壤去找。比如明朝时大名鼎鼎的狼兵，就是今天的广西壮族同胞。
哪怕是在本族中划拉，套路也是一样的。戚继光组建的戚家军中，最能打的就是从义乌招来的农民和矿工。要知道那时的义乌可不是世界小商品之都，而是江浙地区最出名的穷地方。
因为野性难驯，所以战斗力强大；又因为穷困不堪，所以悍不畏死——饥寒交迫之下，活着恐怕比死掉还难受，还不如早点被砍死也算解脱了。
面对这样凶悍的对手，那些生活相对富足又不想打仗、更不想被打死的宋军和明军们，又怎么可能打得赢？
所以才有了女真人摧枯拉朽般的将北宋打得落花流水，才有了蒙古人和满洲人的两度入主中原。
但这样依靠野性和穷苦来支撑的战斗力是注定无法持久的，一旦闯进了花花世界就会光速般堕落。所以女真人在靖康之变后基本就不会打仗了，蒙古人在灭宋之后更是连一场像样的仗都没打出来过，满洲人在康雍乾的极盛期时最拿手的本事已经变成架笼遛鸟了。
所以女真人“满万不可敌”的神话只维持了20来年就成了笑话，蒙古人唯有在十三世纪才能纵横欧亚如入无人之境，而满洲人虽然相对坚挺些，但也仅用了不足150年就让八旗子弟从一个荣耀的称号变成了废物的代名词。
哪怕仅算秦、汉、唐这三朝的鼎盛期，秦兵就至少威武了400多年。要是把前前后后沾点边的时间都划拉在一起，那么秦兵的辉煌起码延续了近1500年。
所以真正能打且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关中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