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喀麦隆是位于非洲中西部的一个小国。因其地质以及气候的多样性，喀麦隆素有“小非洲”之称。喀麦隆曾为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它有英语和法语，两种官方语言。

早上6:40，我已经洗漱完毕了。和Camtel网络公司的总经理约的会议时间是7:00。但是，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我还是决定再等一会儿出发。半年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喀麦隆人永远迟到，他们不可能这么早准时赴约的。

最后，我和巧云磨磨蹭蹭七点半才出门。我们住在所谓的雅温得“富人区”。顺着家门口的小道，爬到顶端，就是富人区的主干道Bastos 街。这条三十分钟就可以走完的主干道，其实只有我们中国的老城区街道一般宽窄，曲曲折折的趴在在地上，很像老人干瘪黝黑的皮肤上，绷起的青筋，虽然丑陋但是还能让人感觉到生命的张力在不复年轻的血管里涌动。

早上七点半的Bastos街，还没有完全睡醒，显得很安静。我们俩走到马路对面，站在通往中国大使馆的方向，等出租车。偶尔会有穿着乌黑棉袄的摩的司机，从我们面前呼啸而过。在Bastos，摩的司机通常不招揽中国客人，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担心坐摩托车的安全问题，一般不搭摩的。偶尔会有一个摩的司机，抱着撞运气的心理，停下来问我们去哪里，我们摇摇头示意他我们不坐。这时候，司机总会猛加油门，摩托车发出刺耳的声音，这些刺耳的声音似乎在咆哮摩的司机内心深处对我们的强烈不满。

在这么安静的早晨，有些路边的小商贩已经出摊儿了。这些摊位实际上就是一个用几片破木板拼在一起的小桌子。有个桌子上码了一排香烟，几小袋花生。大大的塑封MTN（一个当地的电话公司）打印纸垂在桌子前面，这应该是他这个摊位儿的全部生意了：卖香烟，卖花生，充电话费。

我看到这个商贩儿这么早出摊儿，还是有点惊讶的。因为我每天中午十二点去上课，经过他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两手支着头，趴在桌子上打盹儿。我一度认为他是挺懒的一个人。他两岁的女儿总是在桌子下面，团成一团，滚来滚去，仿佛桌子下面就是她的天堂。偶尔她从桌子下面投来的目光和我们的眼神相遇，她狡黠地冲我们一笑，然后害羞地将整个身体埋在地面上。她是一个可爱的宝宝。

另外一个商贩儿，是一位看上去挺老练的，三十多岁的Mademe。她今天穿了一件紫色的当地长裙，头上还缠了一条紫色的发带，细长高挑的眉毛下面是她醒目的紫色口红。她的面前放着一个白色的透明水桶，桶里面是码的整整齐齐的牛角面包。她看到我们我走过来，离老远就热情地招呼我们：Mademe，Mademe，一百五，一百五。每次听到她标准的中文数字发音，我和巧云都会相视一笑：这个Mademe中文发音发的比有的学生发的还好。

我们等了有十几分钟，还没有出租车来。我和巧云说：今天早上的爬山计划又泡汤了。Bastos街的一头连着雅温得著名的一处景区Mofei 山，山脚下有一个免费的公共运动场所，它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生命之路”。生命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段依照地形而建的两公里的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告示牌，告示牌上画着体前屈，深蹲等动作，提醒着运动的人们走一段时间，停下来做做拉伸。

每天去运动的人很多。有扎着马尾，穿着运动背心，速干裤的白人，他们自信又骄傲地跑着，一路上赶超很多人；也有戴着帽子，穿着长袖长裤，全副武装防晒的中国人，我们三两成群，说说笑笑，边走边享受山上清新的空气；当然更多的是非洲当地人，上至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两三岁的小孩儿，甚至还有拄着拐杖去走路的。巨大的贫富差距，从他们穿的鞋子就可以看出来，有的人穿着名牌运动鞋在运动，有的人穿着塑料凉鞋在快跑。但好在免费的大山，让每个人都有选择去运动的权利。

终于有一个空出租车在我们面前停下。按照喀麦隆惯例，我们先报自己愿意出的价钱，以及目的地。司机如果感觉可以接受，就鸣笛示意客人上车，不同意则疾驰而过，客人和司机之间不用讨价还价。听到司机师傅鸣了一声笛，我们就坐到车上去了。

司机长得胖乎乎，很有喜感，一双圆圆的眼睛，滴溜溜地闪烁着喜悦。他一边开车，一边兴奋地回头跟我们用法语说着什么。但是，我俩的法语并不好，没有听懂。他看着我俩迷茫的双脸，意识到我们可能不懂法语，就转过头去了。一路上，他眉头紧锁，双手紧握方向盘，嘴里偶尔会低估一下。最后，在我们快要下车时，他冲我们害羞地说了一句：I want to go to China。我和巧云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这一路都在酝酿这句英语！

8:20我们到达Camtel，果不其然，这个自己把时间定到7:00的经理还没有来。前台Mademe告诉我们：经理两三分钟就会来了。我恶作剧般地，指着自己的手表，问了她一句：真的是，两三分钟吗？她会意一笑，说了一句：你们可以去附近转转，看一看喀麦隆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