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受中国官方历史观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将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分水岭：秦始皇之前，中国是分封制的，甚至是“分裂”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则开始步入中央集权社会，是“统一”的。因此，人们很容易就会产生这种印象：中国结束诸侯并立局面、形成大一统帝国是一蹴而就的，并且发生这种剧变的源动力就出在秦国，甚至就出在秦始皇以及其六代先君身上（所谓“奋六世之余烈”），改变中国历史的是秦国君主的雄才大略和秦国士兵的超强战斗力。
但事实果真是这么简单吗？
秦朝之前的朝代是周朝，大名鼎鼎的周文王、周武王父子和他们的重要谋臣姜尚（姜子牙）一手开创了这个王朝，其拥有八百年历史，创造了灿烂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开拓了中国疆域的基本轮廓，不一定后无来者，但一定前无古人，相比更为遥远的只有一个模糊背影的夏朝和殷商，周王朝更有理由当选为中华文明的文化正源。而一个在文化上如此强大的王朝，绝不会在朝夕之间就被取而代之。周王朝作为一头百足之虫，即便到了其开始衰落的中后期，也难有一种力量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其撼动，因为这个王朝的文化已经成为华夏民族数十个诸侯国共有的普世价值，而且很多牛人都在为维护周王朝的固有地位而不懈努力，比如春秋首霸齐桓公， 比如儒家创始人孔子。
统一是件大事，不会仓促而就。
笔者的言下之意就是：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统一的征兆，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个预兆了关于“合”的历史事件，却因“分”而闻名于世。
周王朝分为两段，前半段二百七十五年，因都城在西方的镐京，所以被称为“西周”；后半段都城在东方的洛邑，所以被称为“东周”。然而，相比西周，“东周”这个词汇并不常见，因为人们经常用另外一个奇特的词汇作为它的代称——“春秋战国”。东周也分为两段：前半段是春秋，后半段是战国。说“春秋战国”这个词汇奇特，是因为这个词其实是两个词即“春秋”和“战国”的组合；而且这两个词的合并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春秋和战国是相似甚至相同的时代，只是在时间上有个先后。然而事实上，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它们拥有不同的气质，拥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如果将春秋视为封建分权社会的末日余晖，那么战国则是中央集权社会的第一缕曙光。
宋代的大文豪、大政治家——砸缸的司马光，在皇帝要求下主持编纂了一部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在这部明显带有彰往考来用意的史书中，司马先生开篇便这样写道：“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啥意思？这段话说的是天子周威烈王下了一道册命，册封晋国的大夫魏斯、赵籍和韩虔三人为诸侯。
周王朝是以“封建”著称的王朝，这里的封建不同于我们在教科书中所说的封建，这里“封建”一词的全称应该是“封土建国”。周王朝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实际上，因为生产力低下，周天子并没有能力完全治理幅员辽阔的华夏世界，于是只好将天下委托给他的亲人、功臣和前朝遗民。这么一来，周王朝境内就形成了若干个国家，也就是诸侯国；而诸侯也可以在自己领地之内进行再分封，于是诸侯国也被划分为若干小的领地，称为采邑，其统治者称为大夫。大夫是诸侯的家臣，诸侯是周天子的家臣，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附庸关系一样——“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诸侯对周天子负责，大夫对诸侯负责，而周天子并无权力干涉诸侯国内的大夫，大夫也不用对周天子负责。前面说到的魏斯、赵籍和韩虔，他们都是晋国这个诸侯国的大夫，是周天子家臣的家臣。按照传统，周天子不能对家臣的家臣进行册封，而且还是“升级册封”，即从大夫升为诸侯。周威烈王的这种行径，在当时简直可以用“令人发指”一词来形容，周威烈王因此而成为历代史家所诟病的对象。而在不久之后，出身于晋国的魏国、赵国和韩国，不念旧情地废掉了他们以前的主君，瓜分了晋国土地，曾经称雄一百五十多年的中原霸主晋国就此灭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
聪明的编纂者司马光从这一事件中看出了一个苗头：周王朝要变天。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魏、赵、韩三国瓜分晋国后，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七个大国并立的局面：北方燕国，南方楚国，西方秦国，东方齐国，中间自北而南是赵、魏、韩三国。——没错，这七个国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战国七雄”。
所以说，“三家分晋”是无可争议的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线。
那么——春秋和战国到底有何不同？又为什么说春秋是封建社会的末日余晖、战国是中央集权社会的第一缕曙光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三家分晋的来龙去脉，从而得出本文章的主题。
晋国是姬姓诸侯，开国君主是周武王的次子唐叔虞。晋国在西周时代的履历乏善可陈，它开始崭露头角是在东周初年的春秋时代。晋国最初的统治者是晋公族大宗，即由嫡长子一脉相承的家族支系，但到了晋昭侯时，他忽然分封给叔叔公子成师曲沃一地。
曲沃繁华富庶，发达程度甚至超过当时的晋国国都翼城，晋国群臣纷纷以“尾大不掉”来进行劝阻，但晋昭侯却固执己见，坚持将公子成师分封到了曲沃。果然，不久之后，坐大的叔叔公子成师就率兵从曲沃杀向翼城，意在以旁系小宗的身份从晋国嫡系大宗手中夺得晋国最高统治权。但翼城军民一心，将曲沃兵击败。从此，翼都和曲沃两个宗派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抗衡。公子成师死后，经过他的儿子曲沃庄伯、孙子曲沃武公两代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在公元前679年成功杀进翼都，灭掉晋公族大宗，请命于周天子，被正式册封为晋国国君，完成了以旁系小宗取代嫡系大宗的逆袭。
晋武公（即曲沃武公）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于是听取了一位大臣的馊主意：屠杀公族。即把晋国内和自己同宗同源的公子公孙杀个干干净净。这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晋国无公族。晋国没有了和晋国国君有血缘关系的贵族，然而国家还需要靠人来治理，于是晋国国君就不得不重用那些异姓家族势力，于是一大批异姓大夫进入了晋国的权力中心。
霸主晋文公就是晋武公的孙子、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穷兵黩武，经常对晋国周边的游牧渔猎民族进行征讨，一次，他从骊戎这个部落那里得到了一个大美女，称为骊姬，大为宠爱。骊姬是个心机婊，想要立自己生的儿子奚齐为储君，于是设计陷害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即晋文公）和公子夷吾哥儿仨，太子申生自杀明志，重耳和夷吾则选择跑路，分别逃到了梁国和秦国。重耳在他的家臣的追随下，流窜于多个国家，期间受到很多苛刻待遇，但追随他身边的家臣一直不离不弃。多年以后，公子重耳在齐国帮助下登上晋国君位，自然对流亡时追随他的大夫予以厚待，于是，这些人和晋武公、晋献公时代提拔起来的其他异姓大夫共十几家，一起成为晋国政坛的中流砥柱。
经过一百多年的激烈火拼，到了孔子活动的春秋末年，晋国这十几个家族只剩下六家，分别是：中行氏、范氏、智氏、赵氏、魏氏和韩氏。
六家之中，中行氏和范氏关系紧密，因联合而实力强大，其他四家既觊觎他们的封地，又对他们日益坐大的趋势惶恐不已，于是联合起来灭掉了两家。随之，智氏家族迅速壮大，到其家族首领智瑶当政时期，更是把持晋国朝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智瑶带领下，晋国大夫不断从国君身上压榨权力，以至于国君越来越有名无实；非但如此，智瑶还肆无忌惮地欺凌赵、韩、魏三家，常常逼迫他们出征打仗、缴纳供奉，甚至还向他们索要城池和土地，以至于晋国境内怨声鼎沸。最终，不堪忍辱的三大家族合力灭掉了智氏，晋国政治格局由此变成了三家鼎立。
战斗到最后的三大家族完全掌控了晋国，他们不但不去朝拜觐见国君，反而大肆侵吞晋公室土地，以至于晋公室只剩下小小的三座城池用以立足，财政入不敷出，甚至需要三大家族的接济才能过活。这样的一国之君自然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于是，很快就发生了《资治通鉴》开篇所记载的事件：魏、赵、韩三家要求周天子册封他们为诸侯，夺走晋公族最后一点土地，废国君为庶人，灭掉了晋国。战国时代随之到来。
在春秋以及之前的西周，中国社会是稳固的，而从三家分晋开始，中国社会开始充满变动和不确定性：既不是周天子的亲属，也不是周天子的功臣，竟然也能堂而皇之地成为诸侯！显然，与之前靠“资历”说话的时代不同，此时的中国人开始步入一个靠“实力”说话的时代。
那么，晋国卿大夫逐渐瓦解晋国公族，他们的实力来源是什么呢？
一直以来，笔者都秉承这个观点：人类社会从诞生伊始就是围绕餐桌转动的——三家分晋这段历史的源动力就是经济。简而言之：晋国大夫获得了更快捷、更有效的提高经济的手段，积累了更多的资源，因而有能力和诸侯叫板，而当他们从大夫成为诸侯，也没有放弃向上司叫板的“传统”，历史已经证明，周天子也不过是下一个晋国国君。
而此之前，在严格的封建制度下，大夫作为诸侯的封臣，是没有能力和他们的上司叫板的；当然，诸侯也没有实力和周天子叫板。与封建制度相辅相成的另外一种制度是“井田制”——西周建立后，被开垦的土地以道路沟渠分割成“井”字，因此得名。从井田中所得贡赋是周天子和诸侯的主要经济来源。当时中国的土地情况并不“紧张”，井田零零星星地散落在诸侯各国，更多的地方是未经开垦的莽莽荒原。但土地不紧张未必是好事，因为地少粮食产量就低，粮食产量低就影响人口基数，而在几乎完全以人力进行生产的时代，人口数量即决定了文明程度。然而，就是依靠这种土地制度，周天子牢牢地把诸侯控制在手中，诸侯又牢牢地把大夫控制在手中，大夫又把为他们耕种的庶民控制在的手中，环环相扣，有条不紊，共建和谐封建社会。
当然，一定会有人心存疑问：“既然有那么多空闲的土地，为什么不把它们全都开发出来，用来发展经济呢？”这倒不是当时的贵族统治者愚蠢或不积极，而是实在没有能力。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金属是青铜，打仗用的兵器是青铜器，耕作用的农具也是青铜锻造的。青铜质地柔软，虽然易于锻造，但也容易发生变形，于是为防止变形，通常由青铜打造的器具一般都不会很大，比如著名的越王勾践剑，这把剑连同剑柄通长不过五十几厘米，而大量出土的西周和春秋时代的青铜农具也都是短小精悍的，比如耜、铫和镰，而且很多农具现在已经完全消失，这就更能证明，当青铜被冷落后，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也发生了一场“改革”，很多流传至今的新式农具成为了农业耕作的新宠。
逐渐取代青铜的是一种被春秋时代中国人称为“恶金”的金属——铁。
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使用铁的民族是赫梯人，他们属于古印欧人的一支，在小亚细亚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在亚欧大陆各文明普遍使用青铜器的时代，冶铁技术无疑是赫梯帝国称雄于世的重要资本。后来，这项技术经由西亚诸民族传至中国，公元前800年的春秋初叶，虢国人锻造了一把玉柄铁剑，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冶炼铁器；之后，冶铁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随之进入铁器时代。
铁器大量应用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生产力的提高。在使用短小的青铜农具耕作时，大量的劳动力被捆绑在狭小的土地上，工作效率极低；而铁的质地十分坚硬，可以广泛应用，并且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其成本也在降低，直到如今铁器也是人类应用最为广泛的金属。从春秋中期开始，人们开始用这种黑不溜秋的金属锻造体积更大的农具——大到什么地步？大到凭借单人的力量根本无法使用——巨大而锋利的铁犁出现了！而当时普遍饲养的牲畜——牛——则成为这种新式农具的驱动力。
铁犁牛耕，这是奠定中华农业文明的一个神兵利器。
铁犁牛耕是一种简单而高效的耕作方式。在使用青铜农具时，人们通常使用“耜”之类的农具在地上刨坑而后撒种，不但工作进度慢，而且不能保证土壤的松软和活性，影响成活率；而铁犁牛耕只要两个人就可以完成，一人牵牛，一人扶犁，只要走得直，就可以畅快淋漓地在大地上土花飞溅，效率提高了数倍。
很多人口因此从沉重繁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前十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只要两个人。当然，诸侯和贵族们不会让自己领地内的庶民和隶农无所事事，当有闲人时，他们自然就会将目光放在“闲田”之上——那是井田之外的大片丛莽荒原。于是，中国农业迎来了一次大飞跃，大量的野地被开垦为良田。与井田不同的是，新田地没有纵横阡陌的“井”字标志，就是说它们算不得封君分封的土地，因此封臣不用缴纳贡赋，同时这种土地更为肥沃，产量更高，贵族们大赚了一笔。随着大片新的土地被不断开发，象征周天子王权的井田制开始坍塌瓦解。
有意思的是，在铁农具刚刚开始推广的时候，各诸侯国的实力基本保持均衡，而随着时间流逝，当许多诸侯国境内的土地基本被开发完后，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也随之开始拉大，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强国基本都出现在中原的边缘地带，比如大西北的秦国、东海之滨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相较“内陆国家”，这些诸侯国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位于“天下之中”的周王室却越来越可怜，当边塞大国越来越强盛时，这个原本尊崇无比的家族只能龟缩在强权包围之中，既得不到发展，也无从改善现状；与此相同的是，在诸侯国内，居于中央位置的诸侯同样没有居于边塞的大夫的发展空间来得广阔，而所谓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居于边境地区的大夫和大夫之间的战争——晋国就是这种情况。
铁器出现导致井田制崩溃，周天子失去了制约诸侯的利器，因此，以分封土地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就失去了它的魅力，一大批新土地上的新贵族开始抛弃周天子和他那套延续了近八百年的封建制度，中央集权的到来就成为了必然。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中国，像“三家分晋”这样的事件是层出不穷的，这是由一种经济制度转向另一种经济制度、一种社会形态转向另一种社会形态时必然产生的状况，紧随其后的“田氏代齐”——齐国大夫田氏废掉原君主自立为诸侯——和三家分晋一样具有典型意义，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是铁器取代青铜器、新田取代井田、中央集权取代封建分权的历史的浓缩版。
经济，还是经济。在围绕着餐桌转动的人类社会，经济永远是左右历史的主要动力，因铁农具而出现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帝制中央集权社会，当这种土地所有制和附生其上的经济制度发生改变时，中国即开始步入现代社会。
统一是必然，但这个沉重的担子落到秦始皇肩上则是必然中之偶然。自然，享受“千古一帝”称号的秦始皇是有必要感谢那黑不溜秋的铁器的——说到这里，笔者想到这个场景：荆轲刺杀秦始皇时，身材短小的秦始皇因佩戴的铁剑太长而拔不出，险些命丧荆轲之手——彼时彼刻，秦始皇怕是不会喜欢铁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