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故乡的冬天不是寒冷的，所有的冷都不比乡村小学的教室更冷，在二十年前的九十年代。

整个小学阶段，我们每个孩子都穿着自己妈妈手工缝制的棉袄、棉裤，至今我还记得那种缝棉袄的大红色的布上印着星星点点的桃花，没有什么男女区分，男孩、女孩都穿这种布缝制的棉袄。棉袄又厚又硬，而且一穿就是一冬。头上戴着妈妈们用毛线手工织的“角角帽”。此外，妈妈们还织了漏指手套，为了方便娃娃们写字。

即便如此，在我印象里，我的那些小伙伴们，还是被冻得很惨。有人的脸皮被冻皴了，手指头被冻肿了，手背上甚至冻出了每年都会复发的冻疮，耳朵冻肿了……至今，我还记得我的几个小伙伴，整个冬天鼻子下方永远都滴啦着两根半寸长的鼻涕条，“刺嗤刺嗤”地一吸一吸，那情景既滑稽又让人心疼。

每年的秋收过后没多久，小学的校长就要筹措这一年的过冬取暖问题。一开始是带柴禾，每一个小学生被要求带多少多少的柴禾交给学校，带柴禾的命令一般在某一周的周六放学前由各班老师下达到学生。在两天后的周一，全校小百十号的学生每人除了书包就抱着一团柴禾去上学了，大家排着队等老师一个一个验收。其间，小孩子们难免还会互相攀比一番，我带的柴禾多你带的柴禾少，带柴多的人就顿时有了优越感，带柴少的同学自然也不轻易服气：“我带的柴都是实木头，更耐烧！”大家吵吵嚷嚷根本不把又一个严冬的即将到来放在心上。

带柴禾后来不知怎么演变成了带玉蜀黍芯儿（玉米棒脱粒后留下的中间的木芯，可以做燃料），大致记得是还要称斤两。后来干脆连玉蜀黍芯儿也不带了，带散煤或者是交一些钱给学校，政府好像也会配发一些取暖经费。校长把钱再换成煤，有一天一堆的散煤就堆在了操场上，再拉来半车煤土（一种红土）、一车水。煤、煤土、水混合均匀，用从全村借来的十几把打煤球机人工进行打煤球。记忆里，校长那一天会脱掉他的西装上衣，撸起他的毛衣袖子，双手抓住煤球机的两个把柄，首先用力操控煤球机从煤团上吸煤，然后拖到一旁，只见他两手的大拇指按着煤球机把柄上方的推杆用力一挤，一个齐齐整整的煤球就从煤球机的“嘴巴”里吐了出来。然后他再转身去煤团上吸煤，如此往复，一大团的煤团体积逐渐减少，就变成了一旁整整齐齐排布在地上的煤球。

除了校长，学校的另一个男老师也要参与打煤球。四五年级的力气大的学生也被叫去打煤球，不光要力气大，还要做事稳当，学习成绩还好偏好。这样的学生才有幸被遴选出来被委以打煤球的“重任”。因为，力气不大，用煤球机吸煤就吸不饱。做事不稳当，刚打的煤球还是软的，就容易被损坏。学习不好，用上课时间去打煤球就会耽误学习。被选到的小伙伴儿来说，则异常兴奋，自己觉着这是项光荣，还能变相逃课，真是一件好事，所以也就抱着煤球机“吭哧吭哧”卖力地打起煤球。

晾晒一两周，软煤球就硬化了。每一个教室被分配到等量的一部分煤球，剩下的煤球则屯在校长上了锁的那间屋子里。冬天很快到来，一个教室被分配一个煤球炉。每天上课的时候，老师打开煤球炉的风门，让炉膛里的火烧得更旺。整个冰窟一样的教室也就随之有了热气。除了取暖，在课间的时候，小伙伴们则可以成群结队围着炉子烤火。甚至，某个心地特好的女老师还会让我们小孩子们把从家带到学校吃的冷馒头拿出来，她把火钳朝炉子上一架，然后把两三个馒头并排放在火钳上烤，甚至上课时候也烤。我们做题或者写字，她就在那里给我们烤馒头，一个个馒头被烤得“外表焦黄焦黄，里面又热又软”，一股股香味弥漫了整个教室，这时候，我们的口水几乎就流到了作业本上。

每天晚上放学时就要封火，火封不好，第二天早上火就会灭掉。即便是火灭了也不怕，三年级班里的火灭了，三年老师就会站在教室门口对着二年级教室喊：“王老师！王老师！我们班火灭了，去夹你们一个红煤球（燃着的煤球）！”不等二年级的王老师回应，三年级的一个机灵的学生就会拿着火钳“刺溜”一下蹿到了二年级教室，夹起炉膛里的一个红煤球就走。“抢”来火种，炉膛里的火终于又着起来了，大家的脸上都又泛起了层层红晕。

过了一个月，教室里的煤球所剩无几，校长就打开那个上了锁的屋子，给各班补给煤球。通常是班级里的男生全体被要求去搬煤球，煤球很黑，搬煤球的结果是人人弄得一双小黑手，有人还不小心把手上的黑抹到头上脸上，那真是一番惨不忍睹的景象。这个时候，班里的全体女生可要把所有的男生都嫌弃死了！男生们则会说：“嫌弃俺们脏，你们就别烤火！”小孩子之间为此又要造出一番声势浩大的争吵。

不久，春季就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