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战国策》
春秋末年，列国大臣的势力渐渐膨胀起来，就来纷纷称王，形成战国七雄的局面。其中秦楚两国经过内乱，势力渐强，封建制度崩坏，七雄便各自争存，各自争强。国际局势紧张，战争变多。那时候的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揽有技能的人为他们所用，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这是所谓的“好客”、“好士”的风气。其中最高的是说客，是游说之士。说客担负着外交的事情，游说之士，不论出身，只要立谈就可以取相卿，只要有计谋，会辩说就行。
秦孝公自商鞅变法以后，日渐强盛，形成了与六国对峙的局面。这时候的游说之士，有抗秦的“合纵”派和亲秦的“连横”派，分别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而记载这些说客的说辞的书就叫做《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但在他以前，汉初的说客通，大约已经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手。这本书除文辞之胜外，所记得事，上接春秋时代，下至楚汉兴起为止，共202年，也是一本重要的古史。而所谓战国时代便是指的这202年，战国的名称也是刘向在这部书的序里定出的。
第九《史记》《汉书》
《史记》和《汉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汉武帝时期，首尾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后来的史书全用《汉书》的体制，断代成书。《史记》、《汉书》都是正史的源头，而且都成为了文学的古典。二史多有相同之处，喜欢这两部书的各有不同。
《史记》是汉代司马迁著，司马迁字子长，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二十岁以后到处游历，搜集了很多的史料，后来应试得第，做了郎中。父亲司马谈临死嘱托他要搜集整理史籍，后来因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使汉武帝降罪于他，处于宫刑。宫刑是个奇耻大辱，他灰心失望之极，只能发奋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
司马迁私下里是将自己与孔子相比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不用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实录，使善恶自见。
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感慨，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
《史记》有十二本纪，记帝王政绩，是编年体。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
《汉书》是汉代班固著的，他在其父班彪的基础上作的《汉书》，书的名称从《尚书》来，这是断代殊史之书，起于高祖，终于王莽篡政。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他的书包罗万象，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第十，诸子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崩坏，列国战争纷杂，到了战国，农奴解放，政治经济制度相对自由，很多才智之士都想收拾动乱的局面，慢慢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开放局面。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统称。
诸子里面最有名的有孔子，他开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让平民百姓的学生也可以享受原来贵族才能享受的教育。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人。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主张人性善，主张“仁政”、“王政”。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性是声本然，有争夺放纵等恶端。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出身微贱，他们主张“非攻”，他们说天下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这是“兼爱”主义。
道家反对一切文化制度，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庄子比老子更进一步，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
辩者在汉代称为名家，出于讼师。辩者的代表人物是梁相惠施和公孙龙。
法家出于“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他们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方面辅佐君主，便是法治。他们中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是集大成者。势的表现是赏罚，法是规矩准绳。诸子都讲政治，但都是非职业的，多偏于理想，只有法家的学说，从实际政治出来，切于实用，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
当时诸子中还有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他研究“阴阳消息”，创为“五德终始”说。
到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察觉到统一思想的需要，便让许多门课撰写了《吕氏春秋》，这部书化整为零，集合众长，统一思想。到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效仿吕不韦教门客编了《淮南子》，以道家为基调，想要统一思想。但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提倡儒家学说，从此便罢黜各家，独尊儒术。从此政治上开了前所未有的大局面，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变动也渐渐凝成了新秩序，思想渐归统一。
读到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最是令我感慨，记得高中的时候写作文，最喜欢写司马迁受宫刑的事例，那时毕竟年纪小，只是当作一个作文素材而已，但随着年纪渐长，阅历的增加，能够感受到司马迁的切肤之痛了。一个文人只因为曾经的同事辩护了几句就被皇帝起了疑心，进而被判处宫刑，让人不免感叹最是无情帝王家。在当时的制度下，司马迁本可以交钱以换取免刑的，但无奈家境清寒，只能接受这种奇耻大辱。之所以忍辱负重的活下去，就是为了完成父亲留给他的遗愿，整理史籍。受刑以后，司马迁心灰意冷，只能发奋著书，心中的愤懑无法抒发，只能评价借书中人物发泄一二。在那样的一个封建制度下，一个人连为自己鸣不平的权利都没有，真是活的不如草芥。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司马迁仍然能够动心忍性，写出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足以让他的名字流芳百世，所以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想，此时的司马迁读到这段话，肯定有着切身的体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