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感是情人的意味。不同于爱人，始终带着家庭的结合感和圆融美好的坚定，心胸如大海。不同于恋人，仿佛是对少女的烂漫想象力给予一种精神上的赞许，像朝阳照进永不衰败的花园。情人是海船擦过冰山时飞溅的浪，是在炽烤后的花瓣上曾经冰冷的露珠。情人共享低劣和粗暴，共享最纯真的动机和最忧郁的接触，共享一开始就摇摇欲坠的结局。
我时而变成“她”，时而是“那个姑娘”，我的灵魂时常忘记参与到她的行径中。那个姑娘穿戴的是男士毡帽，几近透明的茶色连衣裙，金丝高跟鞋，全是处理品中的处理品，有一头被印度阳光和潮汐上过油的赤色长发，和头发剪掉后人们才注意到的漂亮眼睛。像个幼娼，但是这些和她无关，包括令妈妈高兴和令男人留意的涂红的红嘴唇和天生的白皮肤。她不想刻意去当个正经人，正巧她也生在一个谈不上有操守的坏蛋家庭。大哥哥是头愚蠢的野兽，妈妈是被野兽迷住心窍夺走一切的病态女人，小哥哥是被野兽杀死的我最爱的懦夫，我对一切贫穷和欺压不置可否。这样家庭拼凑在一起便是罪恶的源泉，疲乏，简朴，迟钝。而事实上，家庭成员从未在一起过，而是各自沉湎，互相面对时袒露出的凶恶是真正的凶恶。我不知道童真是什么样子，想必不是那个姑娘的样子，虽然她时常笑得停不下来，虽然她被中国富商的儿子像孩子一样抚摩爱恋，但她就像一座废弃石像一样冷得不可触摸，积着一层过早老去的灰。正如那个姑娘亲口所说，她在最年轻的时候容颜开始毁坏，从此衰老变成稳步推进的日常。
遇到黑色里摩辛轿车里的中国人是一个转念的事。那个姑娘不想区别童真.喜欢和爱，她还不是个生动的人，即便跳脱的衣着使她看上去活灵活现，但它们只是因为无趣才被穿在身上。所以上着寄宿中学的十五岁半女孩不经考虑地将他变为了情人。不痛不痒，而且她清楚地预览到生活会起的微小变化。变化并不重要，无非是她早就知道的情欲的面孔会在身上显现，正如早在酗酒之前就有的酗酒的面孔，以及被从来都忘记女儿的妈妈捶打和剥光衣服，骂为嫁不出去的婊子。这些都不是值得在意的事情，除此之外更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在意，包括比那个姑娘大十二岁的来自中国东北抚顺的男人，他早已订婚，父命难违，瘦弱且总是因为明白自己留不住情人而哭泣。所以沙沥到永隆的每一班渡船毫无惊奇地行驶时，晨雾下的湄公河还是会像血液一样流动。
相遇一年半之后的1931年我离开了他，妈妈带着我们回到法国。妈妈在1932年到1949年再次回到印度西贡居住。小哥哥在1942年去世。狼狈为奸的妈妈和大哥哥在远离我童年的时分，最终也相继死去，他们葬在了一起，不堪入目。但我屈辱虚弱的小哥哥是不朽的，他早已死去，他的不朽有始有终，但他始终是我的挚爱。
当那个姑娘在渡轮上看到中国男人的形象时，她便知道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令人伤怀的事。所以她没有拒绝，同时也拒绝了他，因此他们在中国式的单调房间里尽兴时，总是落泪不停。她在履行义务地同时，偶尔发现喜欢上了他，而这个发现的意义不知去了哪里。她释放自己没有回响的力量，不避讳真实存在的情欲，每每坐上来西贡寄宿学校门口接她的黑色里摩辛轿车里时，她不知要像中国男人那样羞涩。她是装在篮子里被运来运去的幼童，每次打开篮子闻到他身上的英国香烟.高级香水和蜂蜜.桑丝榨丝和金子的味道时，发育不良的少女会动情。她爱他，兼爱他的钱，若他不是以一个有钱人的形象送至她面前，她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对她讲典雅过人的法语和犹如沙漠之音的中国话，请那个姑娘的全家吃席间不发一言的昂贵中国餐馆，模仿动听的情话并害怕着勇气的有限，抱紧她以遮掩自己的胆怯。那个姑娘与他相亲相爱，与他同屋就寝，同床入梦，她想象着她那脆弱室友埃莲娜的曼妙胴体如何在中国男人手中开出花来。
小哥哥的死牵走了另一个活的灵魂。而十五岁半的爱留了下来。当她乘上去法国的渡轮，船舷吊起，拖船离开，汽笛响起。她若无其事地掉了很多眼泪。直到多年以后，她几经结婚与生育，听到娶了中国妻子的昔日中国情人给她拨打了一通电话说“我至死爱你”的时候，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