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一年前旧文，整理小本子时发现，特记录于简书）
阅读的《李世民传》为胡如雷先生所作，此著作在史学方面颇为严谨，使我受益匪浅。
（一）关于玄武门之变
杀亲兄弟，逼父亲退位，这在道德上令人难以接受。李世民自己也明白，所以不愿将自己塑造为主动者。高祖、太宗实录里曲笔，为自己的无奈加以铺垫，胡如雷先生在书中一一分析了李世民力主起兵反隋及李建成、李元吉在玄武门事变前记载的行为的漏洞和逻辑问题。而且指出将晋阳起兵之功归于世民意在为他坐拥天下铺垫合理性，记载李建成用马意图使世民摔死，宴会上用鹤毒毒世民等，两唐书中记载的事件有违逻辑。追溯到高祖李渊对太子之位争夺及曾暗许世民为太子的诺言仍然存疑。在其他场合明显表现出偏向建成又为何会在私下许世民为太子。退出事变而言，可以说，是双方都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威胁并积极采取行动予以反击的结果，世民不可能在势力壮大之时安守于秦王之位，而嫡长子感受到威胁势必要努力维护自己的地位。最终兄弟相残便不可避免了。胡如雷先生对于元吉在这场争斗中的站队问题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给予了解释，并且说明了齐王意图杀害两兄长夺太子之位的可能不大，仔细想想，确实是难度巨大。最终，我们再看这场政变时不应过分夸大，也不能全信史书，因为史书乃人修，同一时代必然极力美化自己，或许说，世民也想让自己人生中不多的污点中最明显的一个不那么醒目，也说明了他作为帝王在意后人的评价。
（二）仁政、纳谏
乱世起义之后必有轻徭薄赋，的确如此，但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世民亲历农民起义，深知人民抗拒的巨大力量，所以才对隋亡的教训有更深刻直观的理解，而因此，他极力追求仁政，克制己欲，以史为鉴、虚心纳谏…在很早的课本中见到世民爱民的故事不得不说，例如“食蝗虫”这样的例子，给人一种作秀的感觉，而且其真实性惹人怀疑。他在很多方面的确做得很好，但他也是一位普通人，一位君王。个人看来，我们无法将这种爱民扩大上升到现代意义上的爱民，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世民作为明君的形象是在历代被不断抬高、升华的，初中听到许多故事时就在想，这是人吗？简直就是神啊！真正面对他还是要用平和的心态，分析思考史料。
（三）天可汗
斩白马立盟于桥上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天可汗的称号让中国人感到自豪，而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为什么突厥的二位可汗带如此大军紧逼唐都，而唐援军未到就让世民的军队和世民的勇敢震住了，他们如此折腾一番又乖乖离去他们又不傻？胡如雷先生从高祖时与突厥订立的盟约分析突厥人想要的不过是财富，所以和平解决这场战斗的世民极可能是是以利贿之。仔细想想，确实有理。世民登基未按约定给予财富他们当然想抢回来，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不久乖乖回家了吗？
所以天可汗也不是白得来的。是在与突厥用财富得以和平及后来用武力征服之后，与吐谷浑。吐蕃等和亲修好之后，万邦朝贺才成为可能。士兵的牺牲，宗室女的远嫁，财富的舍弃，这些都不能忘记。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但“天可汗”的称号不是李世民个人魅力使然。
（四）不明智的晚年
世民青年时期曾嘲笑秦皇汉武迷恋长生不来，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同样渴望长生不老，服用丹药。这在今人看来实在不明智，天天吃有重金属的东西势必加速死亡，同时李世民不止不明智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不明智的对待继承人问题。
世民对继承人李承乾行为的不满没有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或者说，他不懂得教育下一代，儿子有过错，父亲当然生气，但暴怒之下的解决往往造成更大的问题。李泰专心文学，套的父亲欢心，而世民再怎么喜欢，也不应该忘记自己玄武门事变的经历，应该明白自己的这些行为可能导致骨肉相残。最终意识到这个问题之能选择将二人均废为庶人。
同时，在晚年征高丽的失败，人民负担的加重，进谏日渐屏蔽，个人的满足使他在后期远不如贞观初年出色，这或许也是人的共性吧！
附：胡如雷先生简介：
胡如雷（1926～1998），中国历史学家。山西定襄人。生于1926年1月22日。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至河北邢台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师。1956年始在天津市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任教。历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调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隋唐史研究室主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学术兼职有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河北省史学会副会长等。
胡如雷以主要精力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并专攻隋唐史；提倡史学工作者扩大眼界，留心相邻学科的研究课题和分析方法，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他出版了三部专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1979)、《唐末农民战争》(1979)、《李世民传》(1984)。还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物》、《社会科学战线》、《河北师范学院学报》、《河北学刊》、《社会科学评论》及《山东社会科学》等杂志，《光明日报》的"史学"栏，先后发表过论文五十余篇。《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曾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一文曾获《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