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我已在奔六的路上走了好几年。回顾这一生，如果问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我想，无论是小学老师还是中学老师，都很深远。
上小学是在本村上的，那时年龄小，玩童一个，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根本说不出来。
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上小学二年级，不知什么原因起床晚了，老师找到了家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脸上发烧。
“文革”后期大兴斗私批修。有一次批斗会，我竟然被叫上了批斗台。看着身边的几个脖子上挂着偷盗的红薯的大人们，懵懂的我不明白我干了什么。
好像那时上三年级，程老师把我抱了下来。说我那次不是偷桃，是他让我去摘他亲戚的桃，要送给烈属张大娘的。
张大娘的丈夫生前是八路军的交通员，后因叛徒告密被捕，受尽了酷刑，最后在布满铁钉的木笼内被折磨致死。
那些年拥军优属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几个小伙伴下学后就到张大娘家干零活，张大娘特别喜欢我。程老师这么一说，张大娘立即站起来作证，造反派们只有不了了之。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有一次我从桃园边经过，遭到了村里那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的诬告。程老师知道我不是个多手的孩子，情急之下保护了我。
那件事让我明白，老师总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那样关怀。以至于在我当教师的三十多年生涯里，每当站在讲台上，望着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总是让我柔情万种，恨不得把心掏给学生。
上初中了，学校在村东二里开外，家里没有自行车，大多是步行。不步行的时候，就是最幸福的时刻，是因为班主任薛老师骑自行车带上了我。
不是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受到薛老师的偏爱；而是我喜欢早早去学校，薛老师同样也喜欢早到。遇到大路上孑然独行的我，我便很荣幸地坐上了薛老师的自行车。
薛老师爱说话，问这问那个不停，多数是问我课文背诵，有一句我说不上来就憋得脸红。薛老师好像能看到我的窘态，一两个字的点拨，就让我醍醐灌顶。
我仿佛能把时间掐得很准，在我们村东的那条大路上，总能和薛老师“意外相逢”。上初中的那两年，坐薛老师的自行车上学，在我心中，成了一道永远的风景。
由于有了薛老师过多的指导，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尽管上初二时薛老师不再教我语文，但由于我们的“同乘”之便，对我的学习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
我和薛老师合骑一辆自行车，成为了我俩一个秘密。有次一个习惯早起的远房伯父，问我薛老师是不是我的亲戚，让我尴尬得心慌了半天，就像真的偷东西被抓住一样。
喜欢薛老师，逐渐喜欢背诵，接着开始喜欢语文，后来喜欢文字。直到现在，每当我很流利地背出初中时学过的课文，眼前就会有薛老师的笑容在闪烁，心底的柔软莫名疼了一下，然后便是无边的落寞。
几乎成就了我一生的薛老师，已经过世了三十多年。那一年，正是我在外面上大学的时刻，通讯的艰难，没有见薛老师最后一面，留下终生难忘的遗憾。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恩师们大多已不在人间。留下了苟活麻木的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将老师们“传道授业解惑”的火把，一代一代往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