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篇：

第一部分——武侯出山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梁甫吟

关于诸葛武侯未出山前的经历，多不见经传。民间虽然流传颇盛，但大都为后人所杜撰，不足取信，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对此的记载也是寥寥数语。不过仔细扒拉扒拉史料，还是能够找到不少关于武侯成长时的经历。于是，由此开述：

诸葛武侯，讳亮，字孔明，生于徐州琅琊阳都，即今天的山东沂南。幼年即丧父母，不得已只有随兄长投奔叔父诸葛玄。兴平元年，曹操再次东征当时的徐州牧陶谦并将战火波及到武侯的家乡琅琊，致使当地一时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注：东汉时期徐州并非现今江苏城市，而是辖境相当如今江苏省长江以北和山东省东南部地区，曹操此征即征的是东汉时期徐州的州治郯县，现今山东省郯城县 ）

曹操的前一次东征徐州在一年前（当时武侯12周岁），意在为死于陶谦手中的父亲曹嵩复仇。故而战事激烈，死伤者达万人之余，尸体几乎阻塞住了泗水。而后一次东征，即兴平元年，再一次将战火蔓延到了徐州州治外的琅琊、东海诸县，并且大肆杀戮，致使后来武侯之兄诸葛子瑜在回忆往事时，用上了“本州倾覆，生类殓尽”的语句。

生于乱世，并亲眼目睹家乡毁于曹军之手的诸葛武侯相比起自幼便生长于太平后方的庞士元，恐怕内心当中对天下统一的渴望更为炽烈。同时，由于曹操而导致的兵连祸结，家乡败毁的惨况，亦是在当时分别仅有21岁和14岁的子瑜、孔明心间留下了深重的阴影，终这两者一世，都分别在各自的战线中不懈的与曹军奋战，以求护卫天下。

兴平东征过后，为了躲避战乱，亦是为了寻找到更适于生活的地方，诸葛武侯与自己的姐姐、幼弟于兴平二年，跟随当时已经受任成为与章太守（今南昌附近）的叔父诸葛玄前往豫章上任，而他的长兄诸葛子瑜则陪伴着继母转而去往江东。由此，他们兄弟二人的人生道路亦开始了逐渐的远离。

若干年之后，当四十一岁的诸葛武侯受命成为汉朝丞相，他的兄长诸葛子瑜亦在江东集团如日中天。而刘玄德紧接着的伐吴之举，也使他们的立场由远离彻底转向了对立。

所幸的是，当后主刘禅继位之后，再度恢复与东吴建交的武侯收养了子瑜的第二个儿子诸葛仲慎为自己的嫡子，并屡屡与兄长书信往来。在政治道路上，他们注定远离彼此，但在亲情之路中，却始终并肩齐行，感情深厚，值得为后世之人所借鉴。

而去往豫章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由于当时天下正处于战乱四起，群雄争霸的时代，各地官府体制混乱。诸葛玄的豫章太守之衔很快被东汉朝廷派来的朱皓替代，无奈之下，诸葛玄只得带着一家老小前去投靠曾有旧交的荆州牧刘表，并在此定居下来。家乡琅琊阳都很快便成为武侯记忆中最遥远最模糊的一部分。而接下来在荆州所开启的人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时期，直接左右了他日后人生道路的走向。与徐元直的相交，和黄氏女的传奇婚姻，究竟是在为自己通往三国乱世的政治舞台铺路，还是名士风度使然。历史自然会为我们做出合理的解答。

建安二年，在诸葛武侯十六岁时（实为15周岁），叔父诸葛玄病逝。再度失去依靠的诸葛武侯遂与弟弟诸葛均一道躬耕于南阳，过着兄弟相依，不废读书的清苦生活。至此，琅琊诸葛氏的荣光可谓是消失殆尽，彻底没落于乡野之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诸葛武侯在前出师表中提及自己身世时，用上了“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语句来形容。但他到底不是正宗的布衣出身，且不论其祖上曾出过一个官至司隶校尉的诸葛丰，就他的父亲诸葛君贡（名珪）在生时，也曾出任过太山郡丞，叔父诸葛玄亦短任过豫章太守，他实质生长于东汉末年中下层官吏之家，自幼教育条件良好，随后虽然经历了一系列动乱与波折，十六岁便没入乡间劳作，不为世人所看重。但就他所结交的两位朋友徐元直与崔州平来看，武侯当时尽管徙为布衣，但仍遵循着孔子所说的“无友不如己”的诫诲，为自己挑选良朋益友，并始终保有较高的文士素养。

他是一个因为轮番失怙而被迫沦入布衣之流的官家子弟，并非一开始即出身为布衣，从小良好的教育背景加上父辈的熏陶，使武侯在社会地位下降后，依旧秉持着许多与布衣不相符的贵族气质。而他谈吐、眼界与思想更是超过这个阶层十倍、百倍。在这种自我身份与个人涵养严重不相符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选择抛弃身份的制约，从而去追求符合自己个人涵养的社会阶层，寻找与自己有共通语言的朋友，以获得内心慰藉。试想，如果你的家族曾为贵族，而你自己又身怀出众才能，当被迫成为下层劳动者后，你会选择勤劳能干却几乎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每天只关心口粮和家长里短的村妇为妻吗？你会与只有一把力气，品质淳朴，却完全弄不懂你在说什么的山夫为友吗？

任何人都不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既然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做到，为何要要求本来就不属于这一阶层的武侯屈身于这里？他是一条龙，就永远无法在浅滩中游曳自如。他有高远的志向，有不俗的谈吐，有经天纬地之才，又如何能使他与目光短浅的人们永远混迹在一块？

所以，无论他与徐元直、崔州平为友，还是娶黄氏女为妻，其先决条件都是在双方个人涵养相对等的条件下。黄承彦是名士不错，他也的确娶了刘表后妻的姐姐，社会地位确实高于当时躬耕田垅的武侯。但，这桩亲事是武侯主动去提亲的吗？是武侯听说他家有个丑女儿嫁不出去而自动送上门的吗？

不是。

武侯择妇，是他到婚龄需要择妇在先。但却是老丈人黄承彦抢先一步挑上他。

黄承彦为什么要挑选武侯呢？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家徒四壁，每日不得不以躬耕为生计的异乡年轻人。莫非荆州没人了？

以黄承彦当时与刘表之关系，他的女儿就是再丑上十倍、百倍、千倍，也还是会有大批想攀附权门的才俊争相迎娶。乱世之中，最不缺的就是美女，而最缺的就是权力。

可黄承彦偏偏就看上了孔明，为什么？难道是孔明长得帅，有益于美化基因？

当然不可能。

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孔明有才能，足以配得起自己的女儿。

黄氏女丑归丑，但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除了丑以外，她还真是没什么缺点。才华出众，气质过人。从小家教良好，性格温顺。

这两人的才能正相匹配，这才是黄承彦为何选择武侯为婿的重要原因。

嫁女儿可不是丢包袱，再丑也是自己的骨肉，要切切实实的考虑到女儿出嫁后的未来，这才是为人父母所注重的。黄承彦是名士，他的女儿自然也不是平凡女子，而是一位才女。如若随便嫁给一个才能不相配的人，岂不是断送自己女儿的一生幸福？

“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

这是黄承彦在向武侯提亲时所说的话。

一般前来为女儿定亲的人都希望此事可成，故而会专门去针对对方所关注的重点来回答，例如长相如何如何，脾气如何如何之类的。而在黄承彦向武侯提亲时，他只说了“我家有个丑女儿，头发黄，皮肤黑但是才能却与你相配。”

在黄承彦的话里，女儿的长相其实并不是他所想说的重点。他之所以一再强调女儿的丑貌，当中其实是有考验武侯，瞧瞧其究竟是不是真的重才不重貌的意思。而他话语的重点并不是“女儿丑”而是“才堪相配”，足以证明在武侯择妇时，第一关注的重点是才能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在得到武侯的答应后，黄承彦便将有才无貌的黄氏女送到了武侯的家中。然后这个人便在历史上失去了踪影。既没有他在仕途在帮助武侯的记载，也没有任何武侯因此裙带关系而得到刘表委以官职的史实。武侯依旧躬耕于南阳，清贫度日。就连后来的出山还是有赖朋友徐元直的推荐之功，此人与武侯一样，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荆襄人士，而是逃难于此。

在政治上，武侯的婚姻并没有为他带来任何好处，黄氏女与荆州牧刘表的姻亲关系也没有使刘表与后妻蔡氏亲近武侯。相反，倒是刘表的长子，并非与黄氏有姻亲关系，为刘表前妻所生的公子刘琦很看重武侯。

公子刘琦是刘景升的长子，后母蔡氏是黄氏女的姨母。蔡氏一直偏爱小儿子刘琮而对刘琦防备有加。按理来说，和蔡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武侯应该为长子刘琦所避讳才是，怎么反而看重他，后来居然向他讨要保命之策？难道不怕武侯向蔡氏告密？

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武侯有才能，当得起这一重任。第二也直接说明武侯确实没有因为自己的婚姻而去刻意攀附刘景升与蔡氏，甚至可以说他压根就没打算和这两人攀什么关系。这才使公子刘琦能够放心将武侯视若自己人，而不担心他前脚刚献计，后脚就向蔡氏告密的情况发生。足可见武侯此人确实是心性磊落，不愿靠裙带关系去闻达于诸侯。

至于武侯与黄氏女夫妻关系不和而导致其中年无子的说法则更是无稽之谈。

且不说武侯一直倡导“夫妻以和为贵”，退一步说，东吴大都督鲁子敬也是一直没有儿子，直到四十六岁病逝之后才留下一个遗腹子继承家业，莫非他也如世人评说武侯一样，因为娶了个丑媳妇而导致夫妻关系不和，中年无子？武侯之主刘玄德亦是在四十六岁时才得长子刘阿斗，也是因为娶了丑媳妇的缘故？

古人生育力低下，医疗条件落后，况且武侯处于乱世，到处颠沛流离，夫妻间更是聚少离多。他的前半生一直劳心劳命的为自己三分天下的理想而奋斗而拼搏，忙事业，忙公务，忙着帮刘玄德看守荆州，忙着帮其足兵足粮，一心几乎都扑在了刘氏王业之中，到中年无子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脑补的地方。

至于人家未出山之前有没有孩子，这实在超出了史官的记载范围，与其钻入“因为夫妻不洽而不育”的牛角尖中，还不如想一想其他更有可能的选项——有孩子没有生下来，或是孩子接连早夭，不是比“夫妻不洽”什么的更加合理吗？为何一定要钻入这条牛角中，从而得出武侯是政治婚姻的阴谋家的结论呢？那么，从这场“政治婚姻“中，武侯又得到了什么好处？任用？升迁？财富？

如果非要说武侯从这场婚姻中得到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借由他夫人黄氏过人才华所带来的知识交流和学习，这才是武侯于这场婚姻中唯一收益到的东西。

小小的八卦一下：

关于诸葛武侯之子诸葛思远的出生问题，一直有两派意见：一是说为夫人黄氏所出，另一说则为诸葛武侯妾侍所育，由黄夫人抚养。

武侯之子诸葛思远（名瞻）是历史上唯一有明确记载和事迹的武侯血脉，出生于建兴四年，当时武侯四十六岁，夫人黄氏至少也要在四十上下。妾出一说倒也合理，可当中还是存有漏洞：

一、既然要纳妾延嗣，为何又要过继兄长子瑜的儿子为自己的嫡子？

二、既然要纳妾，为什么不趁着前几年刘玄德为汉中王时，他守成都有空闲的时候纳？而非要等到玄德去世，国内百废待兴，公务如山的时候才纳？

三、如果思远真为其妾所出，而此妾又为早年纳入府中，为什么一直等到武侯中晚年时才育子？莫非真是古人生育力低下？那黄夫人无出倒真是可以合理解释了。

由此，诸葛思远是黄夫人所出的几率还是大一些，而关于武侯夫妻不洽的说法也就彻底不成立。

此外，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武侯诸葛孔明从来都不是一个以人的外观外表而取人的人物。在他生命后期，曾启用了一个叫谯周的人。此人容貌素朴，举止怪异。初次见武侯的时候即因为自己的外观举止而惹得左右大笑，连武侯也几乎掌不住要笑出声来。但他还是忍住了自己的笑意，细心观察此人，发现其行为虽然怪诞可笑，但胜在有才，于是大胆启用。而谯周也因此对武侯十分敬重，武侯卒于敌庭时，谯周在家里听闻，于是亲赴其地吊唁。当时在附近的官员，只有他到的最快，足见武侯在此人心中的位置。

躬耕于南阳时，诸葛武侯常以管仲、乐毅自比，并好吟唱梁甫吟。此歌如今已不存，仅留有与之同名的乐府诗，写者已将其收录在本文的开头。亦有学者认为此歌确为武侯躬耕于南阳时所唱，对此写者抱有怀疑态度。更有可能梁甫吟为一套组曲，其余皆已散佚，仅留此首。从武侯时常以管仲、乐毅自比来看，也许他所吟诵的同名诗歌内容与此两者有关也未可知。

音乐是汉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在精神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虽然如今我们已不能得知武侯所吟诵的诗歌究竟为何，但他一边高歌一边躬耕的行为却已显示出其不同于常人的气韵。

汉高祖刘邦就曾作有大风歌，借此抒发内心情感。无论现今之人如何评判汉高祖刘邦，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一种旁人所不及的气质与志向，故而才能以秦末一微小亭长成为坐拥天下，猛士皆来效命的大汉之主。其心志、魅力，远非常人可比拟。一如躬耕于田垅的武侯，虽然只守着一方小小的天地，其内里却已具有匡扶明主，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他终究是要离开这一方浅浅的水潭，遨游于天际，去开拓属于自己，属于大汉子民的辉煌之业。

对于武侯的自比，当时之人多抱有怀疑且不信的态度。谁能相信这样一个似乎一辈子都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清贫文士会有一天走出这不属于自己的道路，成为他自己口中所比拟的”匡经扶纬之才“呢？

可徐元直就信，崔州平也信。对于孔明的才能，几乎没有比他们更了解的人了。

同样，武侯姐夫的父亲也对此深信不疑，他甚至给了武侯一个“卧龙”的称号。他，便是凤雏庞士元的伯父，庞德公。

史料记载，诸葛武侯的姐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即庞统的堂兄弟。诸葛氏女与庞门的婚姻本不该遭到任何非议，然而在现今，它却又一次成为了武侯攀附名门的铁证。更有甚者竟然公然称“武侯嫁姐此举，正是为了博得素有识才之名的庞德公赐号，以便为自己走向政治舞台造势。”

首先要明确的是，诸葛氏女与庞山民的婚姻并不是武侯促成的，而是早在其叔父诸葛玄生前即已过门为媳，成为庞家的一份子了。

诸葛玄死时，武侯为十六岁，诸葛氏女为武侯之姐，年纪必然年长于武侯。汉时女子的适婚期是在十五至二十岁。十五岁为女子的及笄之年，是女子走向成熟，可以婚配的标志之年。汉时女子一般女子的婚龄都在十五、十六岁，到十七、十八岁时就已经略显成熟。至十九、二十岁便是现今所称的“熟女”，择偶标准将会大大降低。何况，叔父过世亦有守丧期，在此期间是禁止婚娶的。故而，从年龄上推算，武侯之姐诸葛氏女应该由其叔父生前许配给庞氏，并过门成婚。

庞德公为一代名士，然曾担任过豫章太守之衔，又与刘表有旧的诸葛玄无论身份抑或是学识都丝毫不逊于德公，完全不存在攀附之论，最多可以算作是诸葛氏与庞氏的联姻。而后诸葛玄病故，其家族的社会地位才开始下降，而此时诸葛氏女嫁入庞门至少也一年有余，根本不存在“武侯为求名而嫁姐”一说。

其次，武侯的卧龙之名为庞德公首推确为事实，但庞德公何许人也？识才智士。其识才之名早在遇到武侯之前便远播乡间，他亦称自己的侄儿士元为“凤雏”。而庞士元之才在益州争夺战中明眼可见，武侯之能亦是举世共睹。难道“卧龙”“凤雏”之名这两人当不得？还是言过其实？

再者，倘若这两人与庞德公毫无瓜葛，只是几次遥遥相见，德公又如何能给出“卧龙”“凤雏”之名，又如何可以窥见隐藏在耕田小子诸葛孔明与自己那朴钝侄儿身上的才能？况德公有两子，若他真有私心偏向，何不将此名赠与自己的儿子们？

正如武侯后期于蒋公琰、费文伟的推荐。这两人哪一个不是多年跟随在武侯身旁，为他所熟知。若非早为武侯熟知，深洞其身上之才能，又何以于临终之时放心大胆的将蜀汉王佐之业交予两人手中？庞公之名，武侯之荐，其心何公！

无论是与庞氏结亲，还是婚娶黄氏。这两次婚姻都属于诸葛氏与他氏的联姻而并非攀附权门。如果只把目光着眼于武侯没落后的家世，而忽视武侯的自身素质或是刻意抬高庞、黄两门的社会政治地位，那么，自然是会得出非常偏颇的观点。

躬耕与南阳，武侯为什么喜欢以管仲、乐毅自比呢？

如果想了解这一点，我们要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人的事迹。

管仲，春秋战国时期人，少年失父，仅有老母，因而生活困顿。为了生计，做过许多行业，几经波折之后，才在其友鲍叔的推举下，由齐桓公亲自迎接，成为国相。他襄助齐桓公成就千秋霸业，有“春秋第一相”之称。

乐毅，其祖上为魏文侯大将，因有功而受封。先为赵人，后为避乱来到魏国，因燕王礼遇自己而最终投效燕王，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弱燕战胜强齐，连下七十余城的战役。

但凡我们以某些人物自比，那么在那些人物的身上就具有某些与我们相通的特质，并承载了一部分我们对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的憧憬与向往。

武侯为什么以这两个人自比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向往成为如他们一样的神话制造者，向往成为如他们一样的王佐之才，向往能够如他们一样得到明主的赏识与礼遇。

从他自比管仲、乐毅的这一刻起，武侯的道路其实便已经确定——他要成为的是王佐贤臣，而并非乱世雄主。王者，并不是他的向往，辅臣才是他真正决定要走的路。

当多年之后，刘备亡故，新主刘禅庸弱，国家大权唾手可得，一切都只有一步之距。就是在这样强烈的诱惑下，武侯却依旧能记得自己当初的梦想与选择，坚定不移的走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中，竭力于王佐之本分，匡扶幼主，而从未想过偏离自己所在的道路一步。如此，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油尽灯枯，一直走到银丝密布，一直走进他用尽一生心血，也未能走出的定军山。

悲哉武侯。

管仲与乐毅的身世都有部分与武侯重合，相信这也是他为什么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选择以这两人自托的原因。例如管仲的少年失怙，流于贫穷。乐毅的祖上显赫，而他本人年少便遭遇战乱。

自托于这两人也充分显示出了武侯对自身所具才能的自信，相信自己与他们一样具有经天纬地，匡扶社稷之能。他所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位慧眼识才的明主，一位能够如齐桓公、燕王一样礼贤下士的王者之才。而刘玄德的三顾茅庐，谦和诚恳也着实将武侯心中那觅寻英主的，梦想变为现实，使他内心充满了对玄德的感激与赞许，也使得他自踏出草庐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与其主上生死与共，开创天下。

前文说过，武侯的出山主要得赖于徐元直在刘玄德面前的举荐之功。亦是他告诫其主，孔明是一位不可居就的贤才，若想请得他出山襄助，礼数上一定要做的周全，遂才有了日后名扬天下，为世人所称道的三顾茅庐之佳话。

不过，还有一个人亦对武侯的出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力。若无他当时的秉言直荐，玄德也不会如此爽快的就答应徐元直亲自前往隆中草庐拜访当时几乎是自己子侄辈的卧龙先生，诸葛孔明。

这个人就是与“卧龙”“凤雏”齐名于荆州，同为智士庞德公所看重的“水镜”司马德操。

年长于武侯数十岁的司马德操与庞德公、黄承彦同为荆襄名士，常年隐居于乡野，不问世事。

当刘玄德于徐州大败，不得已前往荆州投奔刘表时，曾想请这位隐世大贤出山相助。但是司马德操拒绝了玄德的邀请，谦称自己是“儒生俗士”，并说道“将军若想得人襄助，何不去寻找荆州俊杰？”而他那一句语带双关，如谜语一般的引荐语，也立刻引起了玄德的兴趣：

“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被问及这两者究竟是谁时，司马德操不假思索的将这两个日后注定要为刘玄德奉献出自己一生的贤才告诉了他：

“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这是刘备第一次听见他们的名字，此时他尚不知道这两个姓名对自己意味这什么。十七年后，自猇亭大败而归的刘玄德躺在自己用自负与一意孤行建成的病榻上时。凤雏庞士元早已故去，用生命与鲜血换来了他如今所立足的国度，而自己却静静的躺在蜀地冰冷黑暗的坟茔中长眠。

而卧龙诸葛孔明此刻正星夜兼程，带着他两个年幼的儿子奔驰在前往永安宫的道途上，内心充满对即将到来的新时期的担忧。自隆中出山后，孔明已逐渐成长为他王业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成为支撑蜀汉后方最重要的梁柱。是他的左膀右臂，是他最为倚重的丞相。而他，即将要将这片承载着自己一生梦想、希望与心血的大地托付于孔明，要将自己的未尽之志、自己的血脉，自己曾经所拥有的一切都交托给这个在荆州青山绿水间初次相闻的人物：

诸葛孔明。

（第一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