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写过一篇《享受随心所欲的阅读》的文章。“随心所欲阅读”看似简单，其实还真不那么容易。我一直追求“随心所欲阅读”，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政治、经济等种种条件的限制、以及个人原因，始终难以做到。所以，如果你真能“随心所欲阅读”，请好好珍惜吧！——题记   

        五十年代：童年时代

       我童年时代，恰逢建国初期，除了“革命故事”、“民间故事”和“寓言故事”基本上没有什么儿童读物可读。那时的文艺作品都要服从“政治需要”，儿童读物也不例外，作为首都，北京更严。

       “革命故事”的主题无非是“阶级仇、民族恨、新旧社会两重天”、“民间故事”也多是“长工与地主如何斗智斗勇”；唯有“寓言故事”还与传统文化有点联系、“外国童话”还保留了一点窥视国外的窗口。

       所幸我母亲出身书香世家，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我父亲长期担任苏联军事顾问的俄文翻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父母亲从小就要求我背唐诗、背三字经、阅读苏俄与西方文学作品，都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相悖，那时的小学生无论课内课外不学唐诗、不背三字经、更别说看西方小说，甚至连书都找不着，还是我父母亲从古旧书店中好不容易才淘来几本书。

       《三字经》在我心里播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唐诗三百首》培养了我一生对诗词的兴趣爱好，我从小学就开始写诗、并立志要成为一名诗人；苏俄与西方文学作品让我“放眼世界”、知道了天外有天；母亲从创刊号就开始帮我订阅的月刊《知识就是力量》，奠定了我的科学素养基础。

      六十年代：少年时代

       六十年代我正上中学，初中、高中、文革，直到知青上山下乡。

       当时的流行读物仍以“革命文艺作品”为主，代表作有《荷花淀》、《白洋淀》、《青春之歌》、《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红日》、《红岩》、《林海雪原》、《雷锋日记》、《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等等，这些书让我们那一代正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少年，充满了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情怀。

       但我并没有满足那些“革命文艺作品”，觉得它们的文学性远远比不上老一辈作家如鲁迅、巴金、老舍、矛盾、丁玲、沈从文等人的作品，还是老一辈作家的作品更有味道，所以，私下偷偷读了很多堪称中国近代文艺经典的作品。那时，我父母亲已经从北京中央机关被贬到了广西，母亲在植物研究所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好在毕竟是科研单位的图书馆，藏书很多，每逢寒暑假，母亲都会悄悄借回一大堆书籍给我看。

       西方近代文艺作品我也看了不少，如《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老人与海》、……等等。说起来还真得感谢母亲图书管理工作的便利，也算是因祸得福吧，——一般人找这些书都很困难，当时很多西方文艺书籍“只供内部阅读，恕不外借！”

       父母一直想把我培养成具有一定传统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之下，我对中国古典文学也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我们那一辈，很多人对四大名著的认知来源于“小人书”（连环画），文学修养没有多少长进，“造反”精神却越来越强。我不肖于看连环画，认为限制了我的想象，一定要啃文言文原著，哪怕啃得十分辛苦！寒暑假的最大乐趣，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看我所想看的书；假期结束回到学校，我可以在同学中眉飞色舞地炫耀我所看的那些书，让很多同学目瞪口呆。我还记得，初一寒假看《西游记》，囫囵吞枣地看了两天两夜，似懂非懂，依然感到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大呼过瘾！

       七十年代：知青岁月

        可惜好景不长，“文*革”一来，几乎所有的书籍一夜之间都成了“毒草”，——古典文学是封建主义“毒草”、西方文学是资本主义“毒草”、苏俄文学是修正主义“毒草”，要么被禁、要么被封、要么被焚！我们家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好几橱柜各种书籍，也被洗劫一空，甚至连一套俄文版的马恩列斯全集也未能幸免。

       六十年代末，我做为“知青”被下放到了一个边远的山村，生活艰苦自不必说，最难熬的是“书荒”，——除了“红宝书”以外几乎无书可看。

       毕竟大部分“知青”对于“知识”还是梦寐以求的，所以，当时的“文化荒漠”中产生了一朵文学奇葩，叫做“地下文学”。《少女之心》就是典型的“地下文学”的代表作，《少女之心》的手抄本在知青中疯传，越是“被禁”越是激起冒着危险先睹为快的“好奇”，其实无非就是描写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对于性自由与性开放的渴望。

       所幸，还有那么几朵“鲜花”点缀在遍地“毒草”的枯枝败叶之中。上山下乡，我随身带了几本“革命著作”，——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反杜林论》、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实践论》，我把它们当作哲学书来读，受益匪浅，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让我知道了德国有个黑格尔是辩证法的祖师爷、法国有个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而毛泽东的《实践论》则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传统“实用主义”之根深蒂固，引起我后来不断的反思。

       我从小爱好文学、立志要当一名诗人，为什么最终成为了一个数学教育工作者呢？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文艺书籍都成了“毒草”被禁，只有少量科技类包括数理化书籍可看，我身边除了“红宝书”之类，就只有一本民国版的《范氏大代数》、一本苏联数学家辛欣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一本华罗庚的《数论导引》、以及一本英文版的《数学简史》（还要包上“红宝书”封面遮人耳目），我像看小说一样看数学书，数学书看多了，也就渐渐对数学产生了兴趣。我发现。数学仅凭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改变世界，实在太神奇了！

       八十年代：大学时代

       七十年代末，高考恢复，我考进大学主修数学教育，差不多一半科目我都曾经自学过，至少是入了门，所以学起来比较轻松，学有余力的同时我念念不忘初心，——我的文学梦。

       那时文艺界刚刚开始复苏，“伤痕文学”如雨后春笋崭露头角，代表作《伤痕》、《班主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今夜有暴风雪》我几乎总是第一时间先睹为快；同时，我还阅读了很多过去想读而没能读的古典文学作品，如《金瓶梅》、《古文观止》、《官场现形记》等等。

       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向中国，一批新的西方书籍开始出版与传播，我的视野也更加宽阔，突破了文学的局限，而是从文化根源与基因的角度阅读了一些西方经典作品。西方文化提倡个性自由、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崇尚武力征服、对外不断扩张，那么，它的根源在哪里？它是如何传承的？是怎么发展成为一种优势文化的？我想通过阅读西方经典获得答案，也想通过阅读西方经典汲取更多西方文化的“营养”。

       我大学主修的是数学教育，却旁门左道读了很多看似“不务正业”的书，如笛卡尔的《方法论》、维纳的《控制论》、波普尔的《科学发现逻辑》、甚至朱光潜的《美学原理》，……。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我应该集中精力学好自己主修的专业。其实，这时我已经站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来看待数学与数学教育了。站在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数学教育，你会发现中国的数学教育很多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粗放式、经验型、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方法掌握，——所谓能力培养，并不仅仅是知识与经验积累，更重要的是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

       大学毕业不久，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著作《数学的魅力》，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发现与欣赏数学的美；两年以后，我的另一本著作《中学数学的思维与解题方法》，率先在数学教育界明确提出了“掌握方法比传授知识更重要”、“发展能力的关键是掌握方法”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