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管理最终应该回归商业的本质，不是“钱生钱”，也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价值创造”和“服务客户”。
前不久，汪涛先生写了一篇中印管理对比的文章，主要表达了两方面观点：其一是美国科技巨头被印度人“接管”了，作者认为在管理水平上印度甩出中国“二十一万六千里”；第二是欧美知名商学院也被印度人“接管”了，但华人并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作者对国人不懂得MBA的利害很着急。进而，汪先生推断：印度产业会靠MBA超越中国。一言以蔽之：他将中国产业振兴的希望寄托于MBA。
应该说汪先生的文章言辞恳切，有很多数据，没有理由怀疑其拳拳之心。而且作为普通的公众视角，看到大量印度人成为美国公司高管，对于MBA教育能够提升产业水平充满期待——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印管理优劣”以及“MBA教育价值”都是需要多维度思考的大命题，在产业进步方向上则是大是大非的判断，笔者并不赞成汪先生神化“印度管理”以及商学院教育的立论。更何况“印度人在美国的管理能力”更多代表美国的管理水平，印度本国的管理水平与之相差十万八千里，时空错位的对比逻辑上也不严密。
以下三点不同角度的看法供探讨：
首先，中印管理的“龙象之争”是伪问题。如汪先生所见，印度人的管理能力有其成就，但必须区别开“美国印度裔管理能力”和“印度国家产业管理能力”两个主体。如果看印度国家整体的管理能力，在种姓制度带来的壁垒森严的阶层分野和下层民众文化心理上的安于现状的大背景下，印度经济和产业根本上很难形成类似中国社会前30年的全面勃兴。中国前30年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各阶层13亿普通人改变个人和国家命运的意志与欲望，也就是“小人物的奋斗”。印度有深层缺陷的民主制度，不但未能遏制腐败与财阀势力，相反崇拜“精英主义”，形成了极其低效的国家决策体系。还有，印度的多宗教文明、地域分割等，都是限制其经济腾飞的因素。这些因素映射到企业的管理上，印度企业的管理能力也是有待商榷的。
回到汪先生对印度人占领全球商学院的焦虑：绝对点讲，即使全球一半以上的商学院院长、教授、MBA学生是印度人，大约也难言会造就印度本国经济未来的崛起。过度夸大管理学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显然是荒谬的，文化与制度才是根本，更何况管理学本身还是弊端重重缺少革新呢？
其次，将商学院教育推向神殿值得警惕。对于汪先生对MBA教育的极致推崇，笔者也认为有一点极端化。汪先生的文章引用了两个案例，一个是中印比较，一个是华为与中兴的比较。依汪先生的逻辑，印度管理比中国有基础有优势，但却和现实中印度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巨大差距存在本质矛盾；而他认为中兴管理比华为强很多，中兴的销售额却只有华为的三分之一不到，过去十多年节节败退。显然，其判断和事实明显违背。从个体角度读MBA并没有错，商学院对于非商科学生来讲，是重要的商业通识教育阵地，在商业历史上有其解放思想的正面价值，但过去30年全球产业界将MBA推上神殿则是危险的，将商学院教条的与金融行业就业连接也是一种全球范围内值得警惕的现象。
知名学者冀强对此分析：“最优秀的青年群体纷纷拥挤进商学院学习商科而不是最具建设性、基础性的理工专业，就像一个人被抽掉了骨骼一样”，他对于MBA教条带来的产业后果充满忧虑，进一步认为：“当今西方经济包括中国经济的重大病症恰恰是经济学、管理学在核心主张上出问题了，企业家和企业在错误的价值主张牵引下，谋求资本利益最大化，商学院当属始作俑者之一，一大批MBA毕业生成为职业经理人，又将此主张和一套教条哲学、方法大量应用于企业实践，祸害了企业，也祸害了所在国家”。现实对比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国内很多知名企业的大佬成天醉心于在管理经典中寻求魔法，结果企业都搞得发展不彰，实际上，诸多中国优秀公司的实践本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结果，与汪先生所言的MBA式领导力没有任何联系。
最后，探讨管理问题应该回归企业本质的 “价值创造”和“服务客户”属性。可见，中国管理的问题并不在缺少MBA层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矛盾，更多在实体经济层面。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在根本的价值主张存在一定误导，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导致经济虚拟化，金融空转，钱生钱而不是投向实体经济，暴富主义价值观流行，制造业不彰，世界范围内空前的贫富分化与阶层对立……由此乱象丛生，比如：投资圈喜欢给产业界指点管理，虽然一些投资人完全没有实业管理经验，但他们依靠媒体的话语权让产业界出现过系统性迷茫和焦虑；比如：VC和PE泛滥，金融业吸引了大量人才在各个城市的CBD喝咖啡憧憬钱生钱的神话，很多年轻的金牌MBA对于资深企业家大谈“颠覆式创新”和“风口式发展”，这样氛围映衬下来在产业界实践的管理者显得低级和不堪。简单概括这种现象就是“资本价值观产业化”，是非常可怕的价值错位。中国企业界应该反思这种价值主张的巨大危害，而不是彰显和推崇，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是靠一群没有好工作就去读MBA的高级求职者，而是靠双脚站在泥土里的奋斗者。而且，即使在美国，MBA对经济发展正在带来恶果。商学院"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价值主张、纸上谈兵的教条哲学，过度量化的管理技巧，已成为美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痼疾，美国管理学界也在反思。《清教徒的礼物》一书对此有深刻反思一个国家的青年人热衷于读商科，最优秀的学生一窝蜂地追逐金融、管理、经济这类专业，毕业后纷纷去投行、基金公司等，这对国家绝非吉音。中国今天的挑战恰恰也在于制造业在衰退，虚拟经济虚火过旺，导致优秀的青年学子在价值取向上也开始"脱实向虚";
当然，如果对比印度裔管理者和中国裔管理者在硅谷的成就，印度裔确实略胜一筹。正如长安资本屈向军基于对硅谷科技企业的观察发现：“中国人聪明勤奋，重视教育，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教育方式不利于培养顶级科技精英，基本要依靠留学欧美做系统重塑，本土精英需要学习西方现代思想才能有大成就”。这或许就是在美国高科技企业中中国裔高管缺少的一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客观情况可能也和中国BAT等互联网公司的快速发展有关，吸引了一部分海归回国，中国公司成为了涵养中国高管的大本营。这背后有复杂和系统的情况，仅仅对于中国对全球化精英的教育培养体系来讲，汪先生的担忧有其道理和合理性。
但如果放眼国家层面，国家持续发展之本、强大之本还在实业，实业的灵魂在制造业，中国超越印度的密码之一就是中国每年有几百万的学工科的毕业生，他们投身于中国的制造业，默默无闻，脚踏实地，才造就了30年中国发展的奇迹。中国企业界既不需要自惭形秽，也不应该盲目自信。商学院和MBA有其合理价值，但不能抛弃实践打造虚拟的管理学神殿。管理最终应该回归商业的本质，不是“钱生钱”，也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价值创造”和“服务客户”，由此，CEO及广大管理者不应该把注意力都放在如何做大市值及如何取悦股东。
综上所述，推动中国企业管理回归价值原点，或许是以上和汪先生探讨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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