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的食堂，和高校里的食堂一样，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
下班的铃声响起，各部门的人便如同得到特赦令一般离开工作岗位。脸上颓废麻木的表情褪去，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大家或三五成群，或孤军奋战，都不约而同地涌向同一个目的地——食堂。
为了不在排队的时候费时，争取多点时间休息，大家各显神通，用比平时快几个节拍的速度，三步并两步。但是毕竟人多，顷刻间，就从打菜的窗口开始，排成了蜿蜒的长龙，每个人手里拿着自己的饭碗，伸长脖子，等着打菜大叔的“宠幸”。
长勺一挥间，打菜大叔就决定了你碗里饭菜的荤素比例，你只希望那些可怜的肉丁，快到碗里来。而抖下来一点，还是再添一点，就要看打菜大叔的心情了。
如果，打菜的是个帅哥，他又恰好喜欢你呢？被喜欢的这个人，要么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要么就是走狗屎运了。
偏偏，这个一不留神就走了狗屎运的，就是我。
这得从饭盒事件说起。
三星灯饰厂也就二三百号人，大家的饭盒是自带的，吃完洗干净就随手放在饭堂的柜子里，说是柜子，也只是用木板随意钉成的一个个开放的格子，方便取用。
每次快要到饭点时，我都会先来到QA验货的地方找庆玲，然后和她手牵着手，有说有笑的向饭堂走去。
有一天，我准备像往常一样洗干净饭盒打菜，发现饭盒里竟然神秘地出现了一个水煮蛋，这个蛋的外壳摸起来还有点热乎。一次，二次....有时除了鸡蛋竟还有纸条，说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比如你很青春靓丽，我很喜欢你。但是并没有署名。
这是什么情况？到底是哪个做了好事不留名的？
打菜的秃头大叔都四五十岁了，肥头大耳的，应该不会做这些无聊的事情。反而是偶尔才来饭堂客串打菜的长发帅哥有点可疑。长发帅哥高高瘦瘦，听他说话，一口的潮汕口音，但我和他并无交集啊。
但不可否认，他对我好像是有所不同的。
别人打菜时，还要担心打菜的人抖两抖，把勺子里本来就少的肉颠掉。帅哥给我我打菜，不仅打一大勺，还要用勺子再压一压，尽可能再添点，恨不得把我的菜碗堆成小山。末了，还问我够了没有?当然，这也换来了不少艳羡的表情和抗议的声音。
整个品管部一共十来号人，品管部的主管是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叫黄文，湖北人，据说除了我们后来进来的这几个，还有做了比较久的幸玉彬，其他人都是他的老乡，是他接手主管职位后，陆续从以前的公司带过来的人。
黄主管常常会请我们到厂旁边的潮汕餐厅吃饭，说是犒劳大家。可以说，这个黄主管很会做人，比较会拢络人心，按他的原话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是兄弟姐妹。这也促成了后来的集体辞职事件的发生，当然，这是后话。
饭桌上，自然没有了平时工作时的拘谨，大家都放开了。曾庆玲也是湖北人，加上她比我年长，经历也多，很会说话。而且她还能喝酒，能适时的向同事敬酒，妙语连珠，将气氛推向一个个小高潮。
我不会喝酒，只是安安静静的坐在庆玲的边上吃菜。遇到有人向我敬酒时，庆玲也会找借口帮我推托。
这天傍晚下了班后，黄主管又请我们吃饭。我吃饱后正无聊的张望，意外的发现餐馆的厨房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就是在饭堂打菜的长发帅哥么。听说工厂食堂是潮汕人承包的，原来他们和餐厅的老板是相熟的。
庆玲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然后意味深长的笑了。
平时我常和庆玲待一起，饭盒事件她也是知道的，还常常打趣我，这次她怎么能放过我呢。
“哟，棠棠，长发帅哥真是无处不在，你来这里吃饭也能遇到他”。庆玲娇声调侃道。一旁的师哥杨雨听到这话，也朝那边看去，然后不明所以的看了看我。
庆玲的话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大家的八卦之心一下子勾了起来，纷纷问是怎么回事。
于是，饭盒事件便被庆玲娓娓道来，还被她添油加醋一番，大家啧啧称奇，像听聊斋故事一样入了迷。而杨雨若有所思，平时不喝酒的他一反常态，拖着李宗亮一连干了好几杯啤酒。
第二天下午，下班的铃声响起，我们庆玲手挽着手向食堂走去，这次我的饭碗里多了一封信。庆铃一把夺过信，揣进了她的口袋里，对我说：“棠棠，一会儿去小花园看去”。
吃过饭后，我和她和往常一样，来到工厂的小花园。小花园由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和几个石桌组成，每个石桌前都有石凳。这个小花园算是我们的乐园了，给我们苦闷的打工生活似注入了一股清泉。
有时，我们一起在石桌前谈天说地；有时，遇到四下无人，庆玲就那样随性的呈大字躺在草地上，望着高远的天空，轻声哼着歌儿，我最喜欢听她唱《月满西楼》。
庆龄从口袋里拿出那封来自饭盒的信，递给了我。我说，不如，你给我唱首歌吧。
忽然，我没有了看信的兴致。信中写的什么内容，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只能当做谈资罢了。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一曲熟悉的《月满西楼》从耳畔响起，当她唱到“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的心中一片怅然若失，我学着她的姿势，呈大字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布满云霞的天空，上面还有飞机飞过的痕迹。
我的佳铭，这会儿正在做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