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读到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只觉得非常好，真的非常好。但要我说好在哪里，还真说不出来。是因为他的节奏感吗？应该不是。是因为这首词让我想到自己奇特的经历吗？好像是，但又不全是。反复诵读，爱不释手，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这种感觉真叫人难受。说起来也可笑，几天了，我只是诵读，却没有耐下心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写作背景。这种感觉，就如同行走在两条平行线的路人，可远望，但从无交集。不，应该是两个时空的旅人，偶尔的一个时空错乱，使两人的思维撞击丁点的火花。在那一瞬间，我被征服了。但也仅此而已。

这首词本身非常简单，记述的是野外途中偶遇风雨的一件小事。野外偶遇风雨，这样的事谁没有遇到过？诗人，以诗言志，这也很正常。但是，我们常人怎么就没有诗人的那种感觉呢？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有足够的条件，通过网络去了解被我遗忘的或者原先本不太清楚的内容。

这首记事抒怀之词作于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春，当时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第三个春天。词人与朋友春日出游，风雨忽至，朋友深感狼狈，词人却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而行。

在这段文字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是“乌台诗案”，另一个就是黄州。在苏东坡的一生中，挫折与打击从来没有断过，要不怎么会有“不是在贬官，就是在贬官的路上”一说？而“乌台诗案”堪称在苏轼一生中最为致命的一次。作为衣食无忧、才华横溢的年轻才子，猛然间身陷囹圄，直面死亡，这对一个人的打击有多大，不用我说，大家也能猜得到。我曾听说过一个关于苏轼在狱中的小故事：

苏轼在监狱里度日如年，知道凶多吉少，于是与儿子苏迈约定，如果要杀头的话，就送自己最爱吃的鱼进来，让自己有个心理准备。结果这个案子拖了将近一年都没有结案，苏迈身上带的钱又不多，只得去找开封附近的亲戚借钱。临走前委托一位故友帮父亲送饭。这位故友不知道苏轼与儿子的约定，想着苏轼一向喜欢吃鱼，就让庖厨做了一尾鱼给苏轼送了进去。苏轼见了鱼，以为自己已经被定了死罪，吃了饭之后，让狱卒准备纸笔，写了数份遗书。其中有一份是给宋神宗的，大意是自己一人做事一人担，让宋神宗不要牵涉他人。遗书传出去后，苏轼闭目养神等死。

皇帝当然没有定他的死罪，最后还赦免了他，但是在写完遗书的一刹那，苏轼确实做好了死的准备的。我猜，死里逃生之后，他也一定感慨万千吧！

黄州，是苏轼的贬谪之地，名义上他还担任着黄州团练副使之职，但是谁都知道，他就是一个犯人。出行，必然会受到政敌的监视，这毫无疑问；更糟糕他还要面临吃饭的问题。文章再好，终究不能当饭吃。为了生存下去，苏轼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务农。我们都知道苏东坡出生官宦世家的，这样家庭出生的孩子不要说种田，能不能看得起农民与农事都会叫人存疑。用四肢不清、五谷不分来形容他们也并不夸张。但在生存与面子之间，苏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此，原先那个年少轻狂的苏轼死了，凤凰涅槃之后，必是浴火重生。

豁达，就是在经历过这样的遭遇后产生的吧！人哪，没经历过挫折，没受过打击，高谈阔论，看似潇洒，其实无非附庸风雅而已。一个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自然知道如何取舍，笑对人生，也自然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祖父是个老军人，活了九十九岁，今年春天刚刚去逝。从小到大，从来没他讲过所谓英雄故事，他也从来不向别人炫耀自己往昔的辉煌。直到某天从我从老屋的旧箱子里发现的那本相册。相册里装满了相片，有的黑白，有彩色。相片里都是年轻的军人，他们大部分穿的是五五式军服，胸前挂满勋章，眼里透着常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坚韧与无畏。费了好大劲，我才从其中一张相片中找到祖父。我知道祖父是军人，但从不晓得他有过怎样不同常人的经历。直到这时，我才猛然明白一个平时看起来和蔼可亲的普通老头竟是我们在课本中所知道的英雄。知道伟人与常人的区别在哪里吗？就是豁达。

查完所有的资料，再读一遍，心中五味杂陈。回顾往昔，我也曾遭受过无数次的打击与嘲弄，可与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相比，真算不了什么。今天看来，我所经历的那一切就像是生活这锅大杂烩中的调味品，正因为有了他们，人生才如此多彩。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