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春秋》
《春秋》为儒家五经之首,是孔子“微言大义”的传世之作,借对历史的“异辞”,表明自己的政治意图和理想。但后世对此也有很多异议。主要流传下来的三传有《左传》,《榖梁传》,《公羊传》等。汉以后古文经学流行,更加容易被统治阶级接受的《左传》流行。但经过公羊子,何休,董仲舒,康有为等大儒的努力,公羊学得以传承,《公羊传》被认为最接近孔子原义的解读。公羊传不是历史书,更接近哲学书。
对一些史料的解读总有很多异议,公羊学则从义理角度,给出了自己成体系的解释。让我长久以来思考和评价的史料有了一些新启示。司马迁从学董仲舒,成书其间《公羊学》盛行,因此《史记》有很多观点也是接近公羊学的。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克段的故事都耳熟能详,大意是,郑庄公知道自己母亲想立自己的弟弟段为王,故意一面制造机会让段做大自傲,最终造反,另一方面暗中配置军事,造反后迅速剿灭诛杀(左传说驱除)。此故事,我最早在《东周列国志》连续剧里看到,唐国强扮演,总感觉是智慧和正义的化身,连续剧应该是褒义的。《史记》《左传》等详细记载了经过。郑庄公是第一位春秋霸主。对此事也可谓褒贬不一。
《公羊传》的观点就比较明确,其中有句“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不用杀而用克,是强调郑庄公的恶的。不如不给段城池,也不至于有杀弟之恶名了。
按公羊三世说,隐公属于孔子“所传闻世”,即“据乱世”。根据何休的《公羊解诂》对据乱世的看法和治法是“外小恶不书”,外国(非鲁国)的小恶是不记录的。郑庄公杀弟是大恶了。
再比如,很有名的宋楚泓之战,宋襄公阵前礼让,结果大败,被引为笑谈。《左传》批其“未知战“,《榖梁传》说他:“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 但《公羊传》歌颂他“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等。
如何理解呢? 僖公也在“据乱世”,“外小恶不书”,那么是否“外小善亦不书”呢?传曰“《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春秋》记录这件事语繁不省,是突出其正道啊。是正道,为何败呢?传曰“有君而无臣”,《解诂》:“惜有王德而无王佐也。。。帝王之兵。。帝王之臣。。帝王之民”。 故褒宋僖公之礼,是孔子的本意。另一方面,楚国在春秋属于“夷狄”,也符合居乱世的治国之策,“内诸夏而外夷狄”。
另外还有有名的“伍子胥伐楚”事件。《公羊传》,《史记》是褒伍子胥的。《左传》用不提复仇之事来贬伍子胥。许慎在《五经异义》说:“凡君非理杀臣,公羊说,子可以复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贤之;左氏说,君命,天也,是不可复仇”。
春秋为何褒伍子胥呢? 因为定公已经在“三世说”里的“所见世”,即太平世。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用心尤深而详“讥二名”,名字两个字的因为影响别人避讳,没有一个字容易避讳所以要讥笑一番。如果在“居乱世”,伍子胥复仇这种外邦小事也许不会记载,但在“太平世”,天下一家,追求社会公义而非乱世之治。也符合儒家“以直抱怨”的思想。
以上为初学《春秋公羊传》和“三世说”的陋见。
感谢老师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