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说话做事一般留有余地,所以才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不断循环,今天褒明天也许就贬了,过几天或许又重新提起它的好,文人画的境遇也如此。从明清时期曾经一统天下,到民国解放初期被贬至一文不值,又到今天改头换重等舞台,真是应了天道循环。文人画是焉?非焉?功过与否,还得回到本质看。
从发展脉络看出,自从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后,"文人画"才算正式确立。董氏之所以把绘画仿照佛家"南北二宗"的名称,提出"南北宗绘画"的论调,是跟他个人思想以及大环境紧密相联的。
明朝从思想到官员管理的高压统治,让许多的文人对仕途失去了兴趣,甚至对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兴趣。文人再也不愿担起治国救世的责任,转而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向别的地方。明的文化也一度昌盛,表面上也彷彿比肩唐宋。因为这样,才会有康熙在明太祖的陵墓前提笔写下"治隆唐宋"四个大字。
所以明式家具的美,明的小说深度,明文人雅玩的精致,明人的雅致生活,直到今天依然是众人所追捧的。但,如果有选择,相信他们宁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想那么精致文雅。明的文化繁华其实是对统治阶级不满的一种无声反抗和宣泄,是某种意义的"非主流"文化,而唐宋的文化繁荣,却是主流去推动的。因此,明朝文化繁荣一开始就是具有病态的根源,一直到末期更是徒具外表百病丛生。当遇到了关外野蛮却"生机勃勃"的满清外族,便旋即摧枯拉朽的崩塌了----李自成的起义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况且他自身也是问题百出。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逃避现实,成了许多文人的选择与追求,他们可不愿意像王蒙那样只是去看几眼画便被满门抄斩;更不愿像方孝儒般只因坚持自己的信念而被残害致死,所以他们选择了逃避,选择了不谈国事,选择了各种方式为自己精神家园,佛教,就是其中最为盛行的一个。
董其昌的佛学,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禅学,只不过,或许说是口头上的禅学吧。
鲁讯一针见血的说到,中国文人其实就是一直就是外儒内庄:遵循着儒家的行为,但内心其实更嚮往老庄的自由虚无,而我觉得,可以加上一个说禅。行着儒家的准则,做着老庄的梦想,谈吐不离禅意,真是勾勒出一幅文人的众生相。所以,董氏的所谓禅学思想,也是是揉入了老庄思想的"禅"。他提倡的"墨色的变化"贬低著色的绘画,不正是老子"五色令人色盲"的最好詮释嘛,"平淡天真"也是道家思想的体现。而文人画的杰出代表«富春山居图»的黄公望,自己就是一名道门教派教的掌教。可见,董氏文人画理论,是掺杂了佛道两家思想的体现,或者说"禅外道内"----他若是真如佛家般超脱,就不会提出这样的理论来打压以戴进,吴伟为代表的"浙派"院体画了。
董氏对文人画的归结有几方面:用墨色的丰富性取代绘画的色彩,强调墨色的清润变化;强调绘画的主观性,提出不能一板一眼的描绘自然事物,需要从自己内心感受出发;强调以笔墨趣味代替绘画对象的造型;提出书法对绘画的重要性,以书入画;强调画的士人气,禅味。当这些理论的提出,标誌著绘画从遵循客观到主观自觉的转变。而此刻,大洋彼岸的意大利,也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复兴",把艺术从宗教的牢笼里解脱出来,开始遵循客观规律寻找自然之美。
在那一时刻,董氏的理论确实领先了西方艺术观念数百年。因此,后人评价那一时刻说到"当西方的艺术还在强调是做自然的孩子或者孙子,需不需要忠实描绘自然界的时候,我们的绘画早已提出天人和一,我即自然的理论了"。直到十九世纪印象派后提出艺术家的自觉性,才跟董其昌提出的绘画观念相类同,只是此刻,我们的绘画却走到了一个极端,而一大批留洋画家如徐悲鸿等又把西方理论带回国内去改造当时百孔千疮的中国绘画。所以说,天道循环,历史总是在不断彼此印证着。
谢赫六法"经营位置,随类赋彩,骨法用笔,气韵生动,应物像形,传移模写"里面,更多讲述的是绘画本体以及如何绘画对象。而用笔只有一条,用墨则全无,反倒是--随类赋彩,更没有提及书法于绘画的作用,需知道谢赫身处南朝,此前早已出现了古今一人的王羲之以及其儿子王献之,正书之祖钟繇等人物,书法之高可想而知。
董其昌把"赋彩"去掉了,提倡用墨,墨色浓淡,干湿,清浊等,关系着画面的成败,更关系着画的品格高下。墨色的变化从此极大丰富起来,对於用墨的研究越发讲究,直到被称为"墨神"的黄宾虹更是臻于化境。强调书法于画的重要,发展了赵孟頫的"书画同源"理论,提倡以书入画,使得用笔丰富起来。笔墨的发展,让中国绘画越发显示出独立于世界各国的特质。如果说,六法的提出让中国绘画从外部获取大量的形式,而笔墨的发展则如内家功夫,不断的提高升则中国绘画的高度和深度,以至於一部分画者甚至认为中国绘画就是最终审美就是笔墨,笔墨就是一切。因此,许多书法大家同时也成了文人画大家,至此,书画印才真正融为一体。
强调画者个人主观意识,忽略描绘的具体物像形态"逸笔草草,只为写心中逸气"而不是绘画具体对像。简化了画面构成元素,不再是繁复大千世界,而是简单的"三段构图"几乎人人都一样的山水花鸟,不同的只是笔墨修养而已。
强调个人感情宣泄,画面不再是客观的去看待描绘对象,而是把感情表达放在第一位。八大山人,徐渭,石涛,渐江等一大批极具个性的大师横空出世,使得明清的书画所到的高度一度比肩唐宋,形成中国绘画史的另一个高峰。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清末民国初期的绘画,陷入了玩弄笔墨技巧,千人一画的局面,甜,熟,腻;追求禅意的"静",最后演变成死气沉沉;追求平淡天真的效果,最后变成软弱无力的呻吟;不讲究描绘对象,结果人人闭门造车,只会从古人里面东拼西凑;这是文人画忽略客观对象,过於强调主观形态的后果。自"文人画"的兴趣,中国绘画本体的发展几乎停滞,而中国绘画的内涵和思想性却高速发展。这个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绘画让人"越发看不懂"因为它需要一定的个人修养才可以与画者共鸣;但另一个后果就是故弄玄虚的多了起来,鱼龙混杂,使得像徐悲鸿,傅雷等有识之士深恶痛绝,大加斥骂。
事无完美,人无完人。其实古人的八个字早已道出要害之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只是,中国绘画在发展为面由於各种原因,要不重造化,要不重心源,两者如何更好结合,既是我辈画者需要探寻的,更是后来者永恒不变的探求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