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曰：人君所畏者，史而已。《春秋》云：爲亲者讳。爲史者但当记时政，不宜书君上之事。顷者史官，君上之事，则书之犹恐不及，在下之事，则讳而不书，罪亦大矣。今则已令史官，不得书君上之事，然不若无史之爲愈也。人君行事，不可拘于史也。」—《燕山君日记・63卷》，燕山十二年（1506年）八月十四日，辛酉年第五条。
说到「朝鲜」（조선）一词，仍经常可在当代韩国人口中听见，诸如嘲讽他人思想落后，还活在「朝鲜时代」（조선시대）吗？或者韩国人自嘲自己的国家为「地狱朝鲜」（헬조선）等。
就历史发展来看，李氏朝鲜由1392年李成桂（이성계，1335-1408）创立后，将近延续了500多年时间，不可不谓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重要的王朝，而李氏朝鲜王朝何时正式结束的呢？一说于甲午战争（1894年）后，高宗于1897年称帝登基，改国号为「大韩帝国」（대한제국，1897.10.12-1910.08.29），结束与清朝的宗藩关係，才正式宣告李氏王朝告结；而又一说，李氏王朝正式结束之时间，应该再往后推13年，由大日本帝国于1910年间侵吞朝鲜半岛，灭亡大韩帝国之际。
「祖宗」之外：两位李氏朝鲜的国「君」
然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注意到，长达500多年之久的朝鲜王朝，共计有27位国王，而这些众王死后，入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之名号—庙号（묘호），几乎都冠以「祖」（조）或「宗」（종）等字，诸如开国元君李成桂，死后庙号为「太祖」（태조）、创立现今韩国人使用的「训民正音」（훈민정음）的李祹（이도，1397-1450），则在死后庙号称为「世宗大王」（세종대황），甚至最后一位国王李坧（이척，1874-1926），他在死后庙号也称为「纯宗」（순종）等。
唯独这些君王中，仅有两位死后没有庙号，且仅冠以「君」称号，分别为第十代王李㦕（이융，1476-1506），称「燕山君」（연산군，1494-1506年在位），与第十五代王李珲（이혼，1575-1641），称「光海君」（광해군，1608-1623年在位）。
这两位君王有着共同的命运，儘管他们两人生前顺利登基，分别统治朝鲜王国为14年和15年，但在世被人推翻，惨遭「废黜」（폐출），且在后世的评价，他们背负的「君」称号，异于「祖」、「宗」。可别小看这样的称号，背后的历史定位大不同，简单地说，「君」意味不被承认为王，指得仅为「王子」身份罢了。
但我们要问的是，历史上的燕山君与光海君，他们两人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引起众臣世人共愤？又是怎么样的歷史条件机缘下，让两人落得此下场呢？我们先由燕山君的暴行讲起。
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燕山君从勤政到放荡的堕落之路
燕山君，本名李㦕，为第九代王成宗（성종，1457-1495年）的嫡长子，废妃尹氏（폐비 윤씨，1455-1482）所生。说到他的生母值得一提，尹氏虽在1474年，因恭惠王后（공혜왕후，1456-1474）韩氏去世，顺势被立为正妃，但宫廷妃子间内斗本为严重，尹氏嫉妒心又异常强烈，占有欲强，不仅看不惯纠缠在成宗身边的宫女，还曾因吃醋弄伤成宗圣颜，加上大臣们争权夺利，尹氏恶性谣言不断，最后成宗忍无可忍，1482年赐死尹氏。
尔后，燕山君便由晋城大君（전성대군，李怿이역，1488-1544，即后来「中宗」）生母贞显王后（정현왕후，1462-1530）抚养长大。1484年，燕山君八岁之际，正式被封为王世子，1494年成宗驾崩，燕山君19岁登上王位。即位之初，燕山君尚怀勤政爱民、巩固国防等政治热忱，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到最后酿成绝对的崩坏，燕山君登基不久后，就沾染上了奢侈放荡的生活恶习。
当一国国君无心于国政，宫内群臣内斗就开始了。众所皆知，朝鲜王朝政治一大特点，就是「党争政治」。什么是党争政治呢？易言之，即官僚、党派之间，因利益、权力之纠葛，明处在王上进言争个是非，暗处则是私底下大打出手，若当权者非贤君，不懂衡权治臣之道，底下的众臣必定为了自身、自派利益，争得不可开交，也因此经常酿成当某派人士得势后，迫害他派之事频传，形成了历史学家口中的「士祸」（사회）。
功臣与改革派知识分子，终成党争来源
根据史书记载，当时朝鲜中央掌权派分为勋旧派（훈구파）和士林派（사림파）两大派，长久以来两派权力斗争不断。两派组成的成员也大不同，简单地说，勋旧派多属建国功臣、老臣，且此派多利用与王族之间的联姻，确保自身家族可在中央占有一席之位，好掌握一定权力；相反地，士林派则是多出身地方地主、仕绅人士，且在乡村邻里从事研究、宣扬当时流行的理学，通过自我修养来把握「理」，建立起礼仪制度，维持社会秩序。
然而士林派之所以会对勋旧派造成威胁，乃是士林派对社会改革抱有一定程度的热忱，且也把此文治改革思想，体现在新进中央政界的官僚身上，其中助长士林派成长的时机，为燕山君父亲成宗。成宗笃信儒教思想，在位时期扩建了弘文馆（홍문관），完善朝鲜司宪府（사헌부）、司谏院（사간부）和弘文馆等三司制度，选拔录用人才时，他也特重儒教学者，因此也让士林派在此时，得到茁壮成长之机会。
然而，继位的燕山君对理学不感兴趣，且常与尊崇儒学的百官发生冲突，甚至到最后，还把成均馆（성균관）改建成狩猎场（사냥터），可见燕山君有多么反感儒家思想。不仅仅是儒学而已，佛学也难逃燕山君之手，其中最着名的事件，莫过于1504年，燕山君废掉朝鲜禅宗首刹兴王寺（흥왕사），把寺内的佛像移到桧岩寺，改圆觉寺为妓院，且自高丽时代以来，所举行的僧科制（승과제）也被燕山君废止，兴天、兴德寺相继被焚，禅宗、教宗本寺俱毁等—佛教思想也在燕山君在位期间，受到巨大迫害。
被朝臣煽动，燕山君「清洗」士林派
儒家、佛家皆受燕山君迫害，党派之争也风起云涌，早在燕山君即位后，勋旧派指责士林派史官金驲孙（김일손，1464-1498）在着手编写，记载上一代君王歷史的《成宗实录》之际，竟然将金宗直（김종직，1431-1492）抨击世祖篡夺王位的《弔义帝文》（조의제문）一文，纳入实录草稿，实心怀不轨。一则，进谗言说士林派不敬先祖外，二则，若是国君不加以整顿，难保下一个被士林派定位为历史罪人，恐怕就是燕山君。燕山君一听，也言之有理，加上勋旧派煽风点火地煽动，燕山君决意「清洗」士林派。
1498年，燕山君将大量的士林派人士处以死刑或流刑，诸如金驲孙就是此时刀下亡魂之一，史称「戊午士祸」（무오사화）。究其此场士祸主因，在于勋旧派的极力鼓动，最终造成政敌士林派惨遭镇压，完成他们「清君侧」大事，重得王宠与政权。
享受权力美好，燕山君连勋旧派也不放过
然而，除了戊午士祸后，发生在燕山君在位期间的士祸，还有「甲子士祸」（갑자사화，1504年），而此次士祸，则是让勋旧派人士想也想不到，燕山君的刀已经向他们逼近了。
甲子士祸的起因，在于戊午士祸使得士林派受到排斥，失去政敌监督与制衡的勋旧派，在朝廷内行事也更加跋扈，而燕山君也独揽大权，放荡生活更加无忌，但国家内许多有良心的大臣，因看不过燕山君种种作为与荒唐生活，进而批评，君臣之间对立达到极点。
当然，身为一国之君的燕山君也非省油的灯，享受到权力美好滋味的他，一直在心中盘算，寻找一次真正压制众臣的时机，终于在1504年，等到了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那就是外戚官员任士洪（임사홍，1445-1506）向燕山君进谗言，让燕山君获知过去生母被废死之事实，并以此为理由，燕山君大肆追捕与生母尹氏案件相关人士，并加以杀害，其规模更甚于之前的戊午士祸，其中无论是勋旧派或士林派大臣，只要牵扯上燕山君生母之死有关之人，一律杀无赦，其中包含了勋旧派大臣，与好不容易八年前逃过戊午士祸的士林派大臣，共数十人被处以死刑，史称「甲子士祸」。
在韩国歷史学家评价中，此甲子士祸相较上次戊午士祸，规模更大，且成因较为复杂，甚至有人言燕山君兴起此次士祸，乃是为母报仇，真具有「孝子贤君」典范。然而，平心而论，从当时燕山君言行举动、史书记载、追杀大臣等史实，恐怕「孝子贤君」只是一场误会，大多史学家认为燕山君真正的目的，是想要揽大权于一身，一位权力狂在宫内所掀起的腥风血雨士祸罢了。
甲子士祸之后，燕山君让母亲復位，并追尊为齐献王后（제헌왕후）外，也把她的墓所「怀墓」（회묘）升格为「怀陵」（회능），不过1506年中宗反正后，再取消她的复位。经过这两场士祸，燕山君才真正地独揽大权于一身。
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勋旧派或士林派人士，朝廷大臣看到燕山君的心狠手辣的一面，深深体会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位，有史以来从来没有遇过的暴君。而这又得从燕山君的酷刑与「採红使」（채홍사）、「採青使」（채청사）讲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