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秋天，我还在读高中，在父亲的威逼下，去邻村的杨庄相亲。
我初中就是在扬庄上的，村里很穷，是出了名的光棍村，我在这里读书三年，和村里的大人孩子都很熟，可气的是本校的学生和村里的孩子们不称呼我的大名，却把我的乳名“腊月”演绎成“洋蜡”。每逢走在村子里，总有一些脏兮兮留着鼻涕的小屁孩跟在后面高喊：“洋——蜡”。所以我对这个村子打心里就反感……再说，巴掌大的小村，村里的几个姑娘也都面熟，邋里邋遢的没有一个能入我的眼。准备相亲的这个姑娘名叫杨凤，人称外号“疯丫头”，我也是见过的，打心眼里不喜欢，但又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抱着应付一下的心态就去了。
相亲之前，二姐怕我出洋相，反复教我见了面怎么做……如何说……
二姐说:进门后先让烟，如果人家说不会抽你再自己抽；人家说不会做饭，你就说有俺娘；如果她说俺不会揍（做）衣裳，你就说咱家有缝纫机……；如此这般教了许多。
傍晚，父亲领着我去了她家，寒暄过后媒人把我领到一个小屋，进屋后，我看到煤油灯下坐着一个黑黝黝的似熟非熟的大闺女，我一看就见过。她穿着一件粉红色上衣，脖子上围着一块杏黄色的方巾，脸上的粉刺在煤油灯的映照下闪着亮光。她见我进来，羞涩的低着头细声细语的说道：“哦，我见过你，坐吧”。我像是进了刑场，紧张的喘着粗气不敢正视对方，赶紧拿出香烟缓解气氛，那时我并不会抽烟，由于过度紧张火柴找不到了，也忘了礼让她抽不抽，哆哆嗦嗦的借着煤油灯点烟，吸气时被烟呛了一口，突然咳嗽把煤油灯吹灭了，顿时屋内一片黑暗，寂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正趴在窗外看热闹的小孩子们突然像炸了锅一样大喊：洋蜡吹灯了…洋蜡吹灯了……
我囧的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站着发呆。好在等在外屋接应的姐姐及时赶到把灯点上。
她的第一句话果然是“俺可不会做饭”。“有俺娘”，我像背台词一样几乎抢答了。她又说：“俺不会针线活。”“咱家有缝纫机”，我依然对答如流，心中窃喜。停钝了一会儿她说：“俺家可是很穷”。这句话让我犯难了，因为二姐预先没设定这句话，没教我如何回答呀。我搜肠刮肚的琢磨着咋回答，磕磕巴巴地说：“俺……俺家……俺家也穷”。说完之后觉得不妥，相媳妇说自己家穷有些掉价，情急之中我想起《红灯记》里的一句台词，便改口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俺家粮食倒是够吃”。她听了我这语无伦次的回答噗呲一笑：“你还挺有意思的”！然后瞟给我一个赞许的眼神。几句对话下来，我的汗顺着脖梗子流了下来，两腿瑟瑟发抖，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放，连说话的声音都觉得不是自己了。对方可能看出了我的囧状，也不再问话了，场面异常的尴尬。
守在屋外的姐姐听到屋里没了动静，知道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便进来打圆场：“好了，今天你们就谈到这里，去南屋吃饭吧”。
第二天吃早饭时，父亲又提到昨晚相亲的事，我含着眼泪说：回来想一想还是觉得不合适。父亲指着我骂道：“你也不尿泡尿照照你个熊样，人家哪不好，有身有力的，干庄稼活是把好手”。我说：“她比我大三岁不般配，五大三粗，黑不溜秋的我看了不舒服”。父亲说：“女大三抱金砖………”。当时各地正在放映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大字不识的父亲竟然也能说出：“好看的脸蛋能出大米吗”？我生气的说：“你要是只看重能干庄稼活，还不如给我找头牛呢”。父亲听了勃然大怒，一抬手把吃饭桌子掀翻了，满桌的玉米粥溅了我一身。咬牙切齿的骂道：“你个兔崽子还说媳妇，你说八妇………，你就打一辈子光棍，睡一辈子干净被窝吧”。我被父亲的蛮横吓愣了，惊恐万状的母亲赶紧劝我说：“儿啊、儿啊，这是要出人命啊，你快同意了吧，别惹你爸爸生气了”。看着可怜的母亲苦苦哀求的样子，我的心立马就软了，只好委曲求全，暂时认了这门亲事。
为了逃婚，1976年底我当兵离开了家乡，女方得知我上了军校，自知父母包办的婚姻再拖下去也无益，便主动提出退婚，至此，这桩闹剧式的婚姻画上了句号，在父命难为的那个年代我也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