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经济学”，我觉得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科。大学时候，我的宏观经济学老师名字叫“李雪增”，最初选课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一个女老师，谁知是个大男人，大家觉得好笑，老师也不避讳，第一次自我介绍就说起这个问题，进而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信息不对称”。这个老师从来不注重外表，谈不上邋遢，但绝对不是精致的那种。上课谈笑风生、风趣幽默，私下里总看到他从教师公寓提着4个大水壶穿着不合季节的拖鞋排队打水。因为这个原因，我对经济学一直都有浓厚的兴趣。

薛教授是我在看《奇葩说》这个节目的时候知晓的。他总能深入浅出，运用独特的经济学思想去思考分析辩题，让人印象深刻，同时也让人钦佩，所以我读了薛教授的这本书。这本书是他在得到APP上的课整理出来的。比较适合碎片化得阅读，对于有一定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我来说，读起来更像是一次有意思的复习。

在这里我并不想赘述书中所讲，但是我想对一些我觉得写得很精彩的章节做适当的分享。关于春运——薛兆丰是建议车票提价的，他的核心观点是：春运车票本质上是一种商品，那既然是商品，就应该充分尊重市场的法则。他认为，目前反对春运车票提价的人通常有这么几个错误的偏见。这第一条呢，就是认为回家过年不是商品。而实际上，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可以是比较贵的商品。因为回家过年一年只有一次，是集中爆发的运力需求，价格上涨是非常自然的情况。薛兆丰认为，人们之所以很难接受车票涨价，不过是因为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或者不理解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所以也就有了谈学费的时候，说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说健康不是商品；谈水费的时候，说水不是商品等等现象。这些都是偏颇的。

反对者们的第二条理由呢，是说回家过年是刚需，所以不管价格多高，人们还是要回家过年的，不能起到缓解春运压力的作用。而事实上呢，春节回家不是刚需。过去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就很少回去，更不会每年都回家过年。我们之所以现在每年春节都要回家，主要原因就是交通成本下降了。留学在外的留学生很多年没有回家，其实一样也能过年。所以这个理由也不成立。

同时，反对春运车票提价的人，往往也对黄牛党深恶痛绝，认为是他们人为地囤积了车票，造成车票的紧张。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一点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就能明白之所以会出现黄牛党，就是因为火车票价不够高，人们不得不开展价格以外的竞争，也就是排队。而排队的过程会带来无谓的损失。而正常人都会追求损失的最小化，人们会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请一些时间成本比较低的人去排队，这就是黄牛党存在的内在逻辑。所以说，黄牛党并非买票难的原因，恰恰相反，黄牛党的出现是买票难现象的结果。

除了呼吁打击黄牛党，人们还经常呼吁提高铁路运力，认为这样就能根本解决春运难题。但薛兆丰认为这种观点也经不住推敲。他提出一个反问，如果我们把铁路的运力提高到应对一年一度的春运都毫不费力的程度，那么剩下的这11个月，火车运力不就浪费了么？这部分的损失应该谁来承担呢？想想也是，运力的提高也不是没有限度的，必须在成本和效果上做好平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票价太高，会导致穷人买不起，这就人为地造成某种歧视，会造成社会不公。但实际上，我们国家这几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一直在上涨，票价再贵，也不会超过一个普通人十天半个月的工资。一年一次的回家需求，不会不值这个价。所以即使是穷人，也有能力承担较高的票价，况且这个价格不过是暂时的提高。

你看，这许多反对涨价的观点，在薛兆丰的经济学视角下，都是值得推敲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限制票价会有什么负面效果吗？答案是有，而且还不小。这第一呢，就是容易诱发官员腐败。我们来分解下，你看啊，由于过年，人们的出行需求有了变动，价格本来应该随着波动，但是有人否认回家过年是一种商品，于是就去限制火车的票价。火车票价被抑制后，人们就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方式，那就是排队或找黄牛党。政府再进一步执法，把黄牛党扭送到公安机关．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展开更加迂回的竞争。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对那些有特权能够批火车票的人行贿。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老师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难得的教材》，讲的就是一名铁路局局长，长期通过票价的差额获得灰色收人的故事。这一点负面作用容易理解。

这第二条负面作用呢，就是会造成更多的隐性损失。比如铁路部门为解决购票难，推出电话购票的通道，结果大量的人去电话订票，造成通信拥堵，电话打不进。于是有的商家开发出一种“电话追拨器”，专门用于电话订票，用的人一多，这电话就更难打通了。那电话不行，网络购票呢？结果就是购票网站瘫痪，刷票软件诞生扰乱市场。这些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资源损耗。究其原因，还在于电话和网络订票只是一种方式和渠道，本身不能缓解供需不平衡，它只会改变竞争的方式。人们的排队竞争耗费的时间成本，变成了刷票软件商手里的钞票而已。所以不管怎样，经济规律一直在默默起着作用。只要价格竞争的方式受到抑制，那么其它形式的竞争和耗损就不可避免。那为什么不让竞争来得更简单些，直接在价格上体现出来呢？所以，春运车票的提价，是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选择。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提价了。这里面有三个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第一，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第二，怎样提价才合理。第三，提价的后果是什么？只要充分考量了这三个问题，春运秩序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善。当然，会有部分出价最低的人不能在春运高峰期成行了，不过也不一定是穷人，也许只是有其它的选择。而其他旅客照样可以回家，但他们并不通过排队来争得车票，而是凭劳动所得，购买充分提价的火车票回家。

春运火车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尾巴，是习慣了市场经济的年轻人了解过去生活方式的一个样本。不妨设想，如果其他比“回家过年”更基本的必需品一一包括水、电、旅馆．粮食和药物——都实施和火车票一样的价格管制，我们的生活会倒退到什么程度。当然，今天随着高铁和动车的逐渐普及，它们的票价从开始就定得足够高，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不足的问题，可能也会逐渐消失。

这段春运火车票涨价的经典论述，是不是给了人们全新的视角，我们反腐败打掉了一些铁路上的老虎跟苍蝇、我们通过实名制彻底消灭了票贩子，但是春运依然一票难求。按照薛教授的观点，我们的票价还是太低了。随着高铁票的价格高了，我们的出行情况的确有好转。这就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总能揭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事物，有举重若轻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