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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父亲去世十三年了。几天后就是父亲节，趁着我的手还能拿起笔，记录一下父亲坎坷艰苦的一生。否则，我的灵魂便无法得到安宁。

01

1949年9月6日，河北邯郸东部的一个偏僻农村，诞生了我的父亲。

奶奶说，父亲从小受了风寒，两个膝关节疼得厉害，五六岁了还不能走路。后来一个游方郎中开了个药方，附带着用热酒熥，才慢慢好起来。

父亲中等个儿，脸虽有些黑，但眼睛很有神，背略微驼。他的两个大拇指的指端特别大，这点传给了我，我传给了我的两个女儿。我开始记事的时候，父亲已在邯钢当了工人。那时当工人，每个月能有十几块钱工资，是很自豪的事儿。奶奶经常说，这是父亲每年上河工，比任何人都卖力，被老支书看中，大力推荐的结果。每次让我做项活，总是习惯性地念叨：“干啥都好好干，老天爷在天上看着呢！”

父亲每当和我说起当年上河工的艰难时，眼里总是闪现着一种自豪的光。为了彻底整治水患，上级每年春冬两季号召村里壮年人去挖河。现在县里和市里四通八达的水网，都是那个时候人工打下的根基。父亲说，他记事以来的水涝，只有1963年。那次也不能怨挖的河有问题，实在是降雨量太大，岳城水库受不了压力，主动泄了洪水。

年轻人也愿意去挖河，只有一个原因，上河能吃饱。父亲比划着从手到肩膀的距离，说：“那个时候活沉，饭量也大，这么长一摞黄面饼子，我一顿饭就能吃下去！”

在家里吃饭是低指标，每个人一天三两，根本吃不饱。本家兴叔比我父亲小两岁，个子低还瘦，经常饿得哭，听说上河能吃饱饭，就强烈央求着去。

我父亲是个队长，拗不过，只好带着他。上河后倒是吃饱了，可需要拉装满那些长条形湿泥块的排子车。上陡坡时他力气跟不上，我父亲只好放下自己手中的车子，再回头帮他推上去。到现在兴叔提起父亲，还是一脸的感激。

那时候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邻里之间借米面吃是常有的事儿。我清楚地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奶奶给我三分钱让我去买支铅笔，我哭闹着要买带橡皮的，奶奶只好向邻家奶奶借了二分钱。一支带橡皮的铅笔，需要五分钱。

父亲知道家里的困难，不放过任何加班的机会，就是为了能挣个双工资。一年到头，我也只是大年初一起五更拜年时，能看到父亲一眼，拜完年父亲还要匆匆赶回单位上班。其它时间就是偶尔的星期天。

老家的北屋是正房三间，四角垒了砖垛，就是最好的住房。中间那一面的北墙上，当中是伟人像，两边全是父亲的奖状，满满一墙。

奶奶那时候很风光。我父亲每个季度都是“先进生产工作者”，叔叔在北京当兵，逢年过节村里都有人来慰问，就是点挂鞭，奶奶也很开心。

02

上初中那年我不到12岁，开始理解父母的艰难。订作业本，人家用白纸，我用草纸。白纸三分钱一张，草纸一分钱一张。我用一个白纸本的钱，换三个草纸本，感觉很划算。

我喜欢草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草纸厚，可以两面写。当然，往草纸上写，不能用钢笔，见墨水就洇一片。草纸是黄的，铅笔是黑的，为了能让老师看清楚，我总是一笔一画，尽量把字和字母写工整。

父亲发现我的本子后，拧了一下眉头，接着便舒展了，什么都没说，只是对着那些对号满脸含笑，我知道那是对我最大的肯定。后来给我带回几本单位填表的表格，每张纸都很硬，用钢笔能两面写，一点也不洇，字也透不过纸。

这个时期，村里开始分地。每年向大队交完该交的公粮后，剩下的就能自己留下。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一下子就高涨起来。

原来每天上工是队长在树下敲钟，半天人还聚不齐，到地里也是“磨洋工”，晚上到会计那里记个工分。现在地分给了自己，大家每天都是天不亮就下地，黑透了才回家。每块地都打理得既平又整，锄地是常态，田里没有一根杂草。

但大家还是有顾虑，不知道分给自己的地能用多长时间。万一自己把地养肥了，又分给了别人，岂不是白费劲？

父亲对分地不看好，认为是“暂时的”。原来的“三自一包”没能搞下去，现在的路也远不了。如果土地都归了个人，那还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

我当时还不懂这些，只是认为父亲上过学又是工人。工人是领导阶级，自然说得对。

那时生产队种植了好多杂交高粱，吃饱饭已不成问题。但人心没有穷尽，不饥时高粱窝头怎么也吃不下去，特别向往在父亲食堂吃白面馍的日子。

父亲为奖励我上学成绩好，暑假里会带我到他单位住一个星期。

每次和父亲去食堂吃饭，都是买两个馒头两个黄饼子两饭盒粥，再加上一点咸菜。开始的时候，父亲让我吃两个白面馍，后来趁父亲打粥时，我就咬一口黄饼子，父亲没办法，只好吃一个白馒头。

父亲的工作很重，都是体力活，起初是养路工，后来是锻工，吃少了顶不到晌。吃一个黄面馍父亲不同意，我就只好说吃一个白馒头就饱了，然后再也不吃。

坚持了几次后，父亲拗不过我，只好自己吃一个白馍和两个黄饼。但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给我买包点心。我舍不得吃完，偷偷攒起来，回家时带给奶奶。

暑假期间老师留的作业，我在家时就做完了。父亲上班后，我就是留在床上看书。《红旗谱》、《解放石家庄》、《桥隆飙》等，都是父亲和他的工友们从图书室借来的。

我看完了书，就自己出去玩，四周野生树林里的酸枣，是我的最爱。有一次我在火车铁轨上走着玩，父亲发现后老远就跑过来，眉头拧成个“川”字，在我背上狠狠打了一巴掌。我知道父亲是怕我危险，可钢厂里的火车都很慢，老远就传来巨大的隆隆声，我可是机灵得很。

晚上跟着父亲看电影看杂技，都是很开心的时候。钢厂内部发票，带我一个半大的小孩，检票员从不怎么阻拦。

有一天晚上，不知怎么的快要误场了，父亲把我放在自行车前面横梁上，飞快地往电影院赶。没想到路中间有块石头，父亲没注意，一下子撞上了，我当场飞了出去，吓得父亲赶忙拉起我。问我有没有事的时候，我能听到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也真是幸运，当时路上没有路灯，更没有汽车，我只是来了个前滚翻，皮都没擦破一点。父亲不放心，带我到诊所，医生说没事，父亲还是坚持让医生用听诊器在胸腹部听了一遍，确定没问题后才离开。看电影自然就泡汤了。

03

从小我就喜欢看战争片的电影，也和小伙伴们玩中国打日本的游戏，但见到真枪射击，还是跟着父亲去打靶那次。

那时中苏交恶，珍宝岛事件后，全民皆兵。叔叔是个退伍军人，平时在大队的主要任务是教民兵打枪，但更多的是匍匐前进、拉栓上膛等动作，没见过实弹射击过一次。有人告诉我，枪膛里都是空的，子弹都在公社的仓库里锁着，让我很失望。

父亲这时是邯钢运输部工务段的一名养路工，我那次正好在父亲那儿住，于是就有了这次跟着父亲去打靶的机会。

那是个有一层薄云的天气，虽有阳光偶尔射在身上，但有些风，也没有觉得怎么热。父亲和工友们都骑着自行车，我坐在父亲车的后座上，走了很远很远。

终于到了一个半山坡前，大家停了下来。父亲单位的领导把他们十人分成一组，每个人趴在射击坑里，坑的旁边都有位解放军战士，给他们一遍遍地说着射击要领。

轮到父亲这一组了，他们进坑做俯卧状，我就躲在他们身后。父亲反复叮嘱我只能在伯伯叔叔们的后面，千万不要往枪口前面跑，我说我记住了。在父亲这儿住久了，和这些伯伯叔叔们很熟，他们平时逗我玩，有好吃的也忘不了我，这时也说照顾我，让父亲放心。

他们每人五发子弹，我看他们装弹、拉栓、上膛，心里异常紧张。百米外有个白色的四四方方的靶子，上面是许多黑条形的同心圆，“砰砰砰”几声过后，靶子上面便有了弹孔。

趁大人们忙着报靶和换人的时候，我就把黄色的子弹壳捡起来。不知为什么，弹壳里犹存的火药味儿，飘进鼻端，竟然感觉异样的香甜！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一个男孩子，对生死对决一种特殊的敏感。

枪声响个不停，我眼睛也不歇着，只要有机会就出手，一会儿我两个裤兜就鼓起来，满得再也装不下。

正在暗自得意时，打靶结束了。部队上的人来收弹壳，我急忙藏在张伯李叔们的身后，还是被父亲揪了出来。

父亲口气严厉地让我交出来，我不舍得。李叔讲情，说让小孩玩玩也没什么。部队上的那人有四十多岁，方脸络腮胡，看起来很威严。我有些害怕，从兜里一个一个往外掏，当时那个心疼啊，真是无法言表。

但我还是多了个心眼，留了三个。回去后怕父亲吵我，把那三个弹壳偷偷藏好。毕竟那金黄金黄的铜弹壳，晃一下就让我满意地眩晕，回去后也是向玩伴炫耀的资本。

几天后，父亲还是发现了。原因很简单，一个男孩子，有了一个心爱的物件，怎么会舍得深藏不露？我在等父亲大发雷霆时，父亲却一副满意的目光，说：“好好好，多留几个更好！”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特别喜欢枪械，也喜欢打猎，自制了两杆火药枪。看我对子弹感兴趣，心里是没来由的欢喜。

04

后来父亲从养路工改成了锻工，上班时间在车间固定，不用再受风吹雨淋。我不看书的时候，就看父亲和他的工友们打铁。

把毛坯先在墙上的焦炭火炉中烧红，不能太轻，否则打不动；也不能太过，过了焦了，就作废了。然后用钢钳放在锻造台上，这是瘦瘦的春林伯伯的任务。

玉堂伯伯是父亲的师傅，方面大耳，身高体胖，经常脖子上搭一条毛巾，右手持一个小铁锤，往那里敲一下，父亲就操纵像骆驼一样大的空气锤，先“吭哧吭哧”喘两下气，然后“咣当”砸一下，翻过来调过去地砸。等玉堂伯伯的小锤往旁边的空处一敲，这件作品就算是结束了。

闲暇的时候，他们也干点私活，比如一把菜刀，一个门鼻等。都是小物件，大的也带不出去，工厂的大门查得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