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0日星期二 18点16分
“几点了？”我问已经起床的同事。
“五点二十多了。”他看看表，告诉我。
闹钟定在五点半，也差不几分钟了，我赶紧起来，一通收拾，带着物品和同事下楼。
“开发票。”同事和宾馆的老板说，老板睡眼朦胧地起身，慢吞吞地穿上衣服，询问我们住在几号房间。
反复问了几次，他终于听明白了，将电脑启动了，找票据，问地址，费了好大周折，却把发票打错了。
同事一看不对，又让他重新开，结果开的仍然不对路，但与住宿的费用接近了。
已经接近六点了，不能再折腾了，我们无奈地走出门。发票开得不对路，同事直报怨，但也没有办法，碰上这么一位老板。
昨天我们走进他家，屋子里冷清，我们看看房间条件，也还可以，就住下了，因为临近客运站，房价可不低。
后来，同事出去逛街，我在房间里写东西，就听到一个人扯着嗓子，一会喊，一会唱，热闹得有些过分。
我听不明白，还以为是新住进来的客人，在网络上开展什么业务。
待到我们几个准备到外面吃饭时，才发现这么卖力的先生竟然是老板，在电脑上玩大型游戏。
一位同事过去看看，看到他在电脑边侧安装了话筒，喊叫方便多了。
几个女人一台戏，这小子，一个人就是一台好戏，不过在他的背后还有许多同时玩游戏的高手吧。
估计与沉湎于游戏中有关，他就很少研究正在做的工作，连发票也开得糊里糊涂的。
我们原打算吃点早餐，再去坐车，车走高速，中途不休息，如果不吃饭，受不了的。现在不行了，时间不允许我们走进店里，像模像样地坐下吃点什么。
“走吧，到客运站门口买张饼吃。”想到客运站门口的小摊，我认为这也是不错的办法。
果然有几个摊位，在朦胧的晨光中，吆喝着不多的路人。
“来两张饼。”我看见鏊子上放着几个已经卷起来的饼。
“还有豆浆。”摊主是中年男子，赶紧推荐。
“豆浆，也来两份。”早晨就没有喝水，我又不习惯喝矿泉水，只能喝点豆浆，毕竟还热乎。
“快点，来两份豆浆。”摊主对着临街的摊位大喊了一声，一位女士应了。
但动作很慢，他催了两次，女士才把豆浆递过来，装在一个塑料袋中。
“吸管在里边，两根。”女士介绍道。
“好。”我应道，掏出钱，付了早餐钱，转身离开。
“一路平安啊。”背后传来摊主的话语，大冷天的，好温暖。
你看看，这是个有心的摊主，知道将祝福随时送给他人。
受了这份祝福，我们进了车站，开始享用简单的早餐。
我记得以往也吃过类似的早餐，味道还不错，但今天一尝，可真是大失所望，估计与太凉了有关，卷饼里的土豆丝咬起来生唧唧的。
也不能扔了，我也就强忍着，慢慢地吃下去，算是对肚子有个交代。
享用之际，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从饭店出来时看到的一辆收泔水的车，车上装着满满的泔水桶，正逐家饭店收泔水。
“不是用来提炼地沟油的吗？”其中一位同事诧异地问我们。
我们哪里知道，大城市，从事什么生意的没有？
安全？不敢想。
我们是无法掌控自己的饮食等安全的，如同我们无法拒绝雾霾一样。
学习期间，一位教授主持论坛活动时，还很有诗意地说，长春敞开了温柔的怀抱，欢迎来自各地的教育同仁……
我差点笑出来，这样的温柔？到处都是黑乎乎的，能见度很低，如此温柔，简直就是折磨人。
所幸，今天我们可以逃离了，免除雾霾的侵犯。但空气是流动的，整个的自然界都被破坏得很厉害，我们能够逃到哪里去呢？
检过票，我们登上了返程的客车。
同事将票递给我时，我已经看过，是一号、二号，我们的票买的早，自然在前面。
“一号二号在哪里？”同事四处看了，按照号来说应该在前面。
“在这里，您坐错了吧？”一位大婶坐在紧靠着司机的后排座位，那就是我们的座位。
“我就在这里啊！我也看不懂，我儿子说在这里。”大婶掏出票，递给同事。
同事仔细看了，大婶坐错了。
看到大婶并无起身的意思，我赶紧对大婶说，“您坐着吧，我到后边坐，您是几号？”
同事看后告诉我，我就到八号位置准备坐下。
还没等坐，一位中年男子过来，说：“这里应该是我的座，八号。”
这怎么回事？进到车里卖早点的女士接过他的票一看，告诉他看错了，在三号位置。
落座之后，我扣紧安全带，才发现旁边的是位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她看见我，认识似地说：“校长。”
“校长？”我纳闷，不认识啊，为什么如此称呼？
想想学校里走出那么多学生，而且姑娘十八变，我恐怕是不认识了。
我答应了，却不知说什么，也就沉默了。
倒是跟我换位的大婶，偶尔和我的同事闲聊几句，才知道他们到长春是为了看孙子，孩子都忙，顾不上看孩子。
看孩子，这几乎就是作为长辈的另外一个艰巨的任务了。听着她的话音，我倒是想起了母亲，年龄虽然小些，但声音是慈祥的，是温暖的。
大客奔驰着，载着我们，和许多擦肩而过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