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大概都做过白日梦。我从十一、二岁开始就经常失眠，从关灯上床到真正睡着，常常要经过一、两个小时的翻锅烙饼，这段时间只能靠想象力来填充。从小到大给自己编了无数个丑小鸭变天鹅或者癞蛤蟆吃上天鹅肉或者丑侠女一身正气走天涯的故事（当然我也曾编过公主与王子之类的故事，但毕竟每天都照镜子，以致良心太疼实在无法长期自欺），这种白日梦有时编得太激情跌宕，反而加重了我的失眠症。移民前后，开始拼命学英语，我曾试着用英语来做白日梦，结果发现总是做不下去，刚开篇没多久，就词穷语尽难以为继。好处是，我的失眠症倒是有所好转了。
所以，即使是诸如白日梦这样不必发出声音的脑部运动，语言（包括手语）仍然是必要的工具。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和沟通，没有语言做为基础，思考只能达到很浅的图象表述层，很难再深入开展下去，也就很难触及细腻的情感和慎密的逻辑，更无法形成思想体系。
不同的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公认的事实，为什么大牛们都要努力去读原版书？因为再完美的译文也很难真实再现作者的思想。
可以说，控制了语言，就控制了思想。
《1984》中，“新话”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情节，在研究司工作的赛麦是位新语专家，负责新版字典的编制，他解释“新语”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消灭词汇”：
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好’宇，为什么还需要‘坏’字？‘不好’就行了——而且还更好，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要一个比‘好’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一连串象‘精采’、‘出色’等等含混不清、毫无用处的词儿呢？ ‘加好’就包含这一切意义了，如果还要强一些，就用‘双加好’‘倍加好’。
It isn’t only the synonyms; there are also the antonyms. After all, what justification is there for a word which is simply the opposite of some other word? A word contains its opposite in itself. Take ‘good’, for instance. If you have a word like ‘good’, what need is there for a word like ‘bad’? ‘Ungood’ will do just as well—better, because it’s an exact opposite, which the other is not. Or again, if you want a stronger version of ‘good’, what sense is there in having a whole string of vague useless words like ‘excellent’ and ‘splendid’ and all the rest of them? ‘Plusgood’ covers the meaning, or ‘doubleplusgood’ if you want something stronger still.
小学语文作业里都有同义词、反义词练习，我上学那会儿，就特别不耐烦这个作业，那时的我如果知道赛麦，一定会成为他的死忠粉。当然那么小的我不能理解，如果语言里真的只剩下了“好”“不好”“加好”“倍加好”四种表达，的确做作业是省事儿了，不必去费神去学习和掌握更信达雅的表达，输入与输出都相当便捷，我们的大脑大概也会“愉快地”僵化掉，赛麦一语道破消灭词汇的“妙处”
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
‘Don’t you see that the whole aim of Newspeak is to narrow the range of thought?
如果一种语言的词汇过于贫乏，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也就很难拥有广博、深入的思想。我无法用英语做白日梦并不是因为英语这种语言词汇贫乏，而是因为我的英语词汇贫乏。但如果真的把英语的词汇消灭到只剩good, ungood, plusgood, doubleplusgood的水平，我是开心了，但，所有英文历史、文学、思想都将消亡。
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2050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的这样谈话？”
Winston, that by the year 2050, at the very latest, not a single human being will be alive who could understand such a conversation as we are having now?
丰富的词汇既是培养深邃的思想的基础，也是滋养丰盈的心灵的必要条件。
记得初来加拿大时，娃子的学校有一个家长活动，请了一位专家来讲怎么处理家长与孩子的焦虑和矛盾。其中有一个建议是：家长应该掌握足够多的关于情绪、情感的词汇（专家在屏幕上给出几十个例词），并教会孩子，使孩子能更准确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准确地表达感受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焦虑情绪。与“我不开心”这种模糊的表达相比，“我有点儿郁闷”、“我很伤心”、“我生气了”、“我很愤怒”、“我感觉挫败”、“我感觉受到了冷落”……这些更具体、更准确的语言可以让说话的人情绪得到更好的释放，听话的人也更容易回应。能够用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情绪的人，自我情绪的控制能力和对他人的共情能力也更强。
另外，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样优美的文辞，如果变成“我KAO，太阳好像咸蛋黄儿啊！”“我去，好大一块坟地！”，想想都让人悲伤。
“新话”的另一个目标是限制词汇的含义，甚至转变词汇的含义。
新话中仍保留“free”（“自由”）一词，但它只能用在下列这样的话中，如“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此 狗身上无虱”）或“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此田无杂草”）。它不能用在 “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或“intellectually free”（“学术自由”）的原来意义上，因为，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即使作为概念也不再存在，因此必然是无以名之的。
当菊花不再是原来的菊花，“采菊东篱下”就失去的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对精神自由的向往的本意；如果这种网络词汇只是个案，倒是可以当成饭后的茶点笑谈，但这种语言变化如果成了一种潮流，那么很难说在未来的几十年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1984》在附录的“新话的原则”中对此做了很具体的预测：
《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话："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定的不可让与的权利，这些权利有生活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取得这些权利，人类创建了政府，政府则从被治理者的同意中得到权利。任何政府形式一旦有背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组织新的政府……"
（由于大部分词汇或者被消灭，或者被限制语义，或者被转义）要保持原义而把这一段话译成新话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做到把这整段的话用一词来概括：“crimethink”（思想犯罪）。完全的译法只能是意识形态的译法，把杰弗逊的话译成一段关于绝对政府的颂词。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语言的变革必将带来思想的变革。最明显的例子是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正是意识到了文言文对思想的桎梏和对思想传播的阻碍才有了白话文运动，其结果是新思想的蓬勃发展，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
另一个例子是没有成功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期曾有过很多方案，并做了很多尝试，蔡元培、鲁迅等文化名流都是该运动的支持者，直到建国初期，毛泽东还仍然坚持“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主张。建国后汉字拼音方案其实是拉丁化的前奏，汉字简化方案是拉丁化的准备，但最终到了五十年代末期，由于种种现实考虑，汉字拉丁化不再被提及。直到八十年代末期，由于个人电脑的普及，汉字输入一时成了中国计算机发展的瓶颈，于是汉字拉丁化又旧话重提，所幸英勇的中华计算机老前辈迅速地解决了汉字输入问题，汉字拉丁化再次沉寂。不得不说，如果汉字真的拉丁化，我们不仅将失去中华历史、文学和思想，整个汉民族也将四分五裂，唐德刚谈及汉字的拉丁化时，认为
我们有了方块字教育愈普及，则民族愈团结；民族愈团结，则政治统一便愈容易推动。政治、文字、教育有其一致性，它也就限制了方言的过分发展。如今世界，四个人之中，便有一个是‘炎黄子孙’，岂偶然哉？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便适得其反。他们教育愈发达，则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则政治愈分裂。这就是今日白鬼种族繁多之所以然也。这也就是两种不同文字‘偶然’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发生不同的‘必然’后果！
虽然我对民族大一统并不热衷，但如果真的后世再也不能欣赏“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再也不能欣赏第一行书《兰亭序》，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反乌托邦三部曲读后系列：
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反乌托邦三部曲
《1984》读后之一：语言与思想
《1984》读后之二：极权与洗脑
《美丽新世界》读后之一：无忧无虑的欲望世界
《美丽新世界》读后之二：平等、艺术与科学
《我们》读后之一：解放全世界受苦人
《我们》读后之二：无差异的整齐划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