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还是医学生的我开始进入临床见习、实习。
十八年前，意气风发的我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医务人员职业生涯。
此后，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里渡过的。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逐渐固化，即便领导时常教育我们换位思考，从病人或病人家属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观念和体验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异的。
2018年2月5日，星期一。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寻常的工作日。
对我来说，照例是上午忙碌到爆炸，中午随便吃点饭，然后学半个小时英语，再抓紧时间眯一会儿，下午继续忙碌到爆炸。
然而，总有例外。
一点十八分，远在广州的堂妹打我电话。一般来说，我最讨厌别人中午打我电话，一是因为休息时间真的太少，二是被吵醒很难受。不过，她是有孕在身的，可能是有啥急事了，我赶紧接起电话。
“大姐，三爷中午被车撞了，现在县院抢救室呢！我爸说满头满脸的血，你赶快回去……”
堂妹电话里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时至今日，每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也还记得，大概有几分钟，我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的。
回过神，我开始盘算思考：该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时候做、需要什么、谁可以帮忙、……
很快我冷静下来——确认爸爸在抢救室人已清醒，有叔叔和表哥守着；跟娃沟通好并安顿她到阿婆家暂住；跟妹妹交代照顾好妈妈情绪并尽快带她赶回去；带上足够的现金并和得到好友随时支援的承诺；跟领导请了假回家拿上几件换洗衣服后，我就向着家的方向一路狂奔。
四百公里的路程，我强迫自己不作任何猜想和假设，无论受伤原因还是预后。
我只允许自己想一件事：尽快地、安全地回到爸爸身边。
到医院后，我在急诊留观室找到了爸爸。他还在输液，头面部包裹着厚厚的绷带，依稀有血渗出的痕迹；左侧半边脸肿得像大馒头，眼睛都睁不开；露出来的皮肤上全是血污。
表哥回头看到我叫了一声，爸爸听到声响睁开眼睛看向我，整个受了惊吓又很虚弱的样子。他伸出右手，粗糙黝黑的手背上也是好多处皮肤擦伤。
那一刻，我的内心特别难过也特别自责——如果父亲在我身边生活，或者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过，往往是我们最想要‘如果’的时候，是最不可能有‘如果’的。
爸爸精神有点萎靡，叔叔和表哥把了解到的事发经过转述了个大概，事故也已报由交警队立案处理。
眼前最要紧的，就是明确爸爸的病情。
车祸当时，爸爸头部着地，左前额及颧弓位置分别有个十几公分的伤口。这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尽快明确颅内有没有出血——这是我最最担心的问题。
可是，当天做的CT直到第二天下午四点才能取片子。而且脑外伤有72小时危险期，没办法，我只能寸步不离守着父亲。
第一天夜里，大概因为受了惊吓伤口也疼痛，爸爸一直在呻吟，听到他声儿我心里也安定些。第二天夜里，他确实太累了，睡得实实的。我躺在旁边的地铺上，时不时爬起来竖着耳朵听真切了他的呼吸声才敢再躺下。
慢慢地，爸爸精神状态逐渐好转。
第四天，CT、B超等各项复查也都正常。
爸爸开玩笑说：“好人有好报，能捡回一条命说明我平生没做过坏事啊！”
当我作为病人家属时，我才真切感受到那份焦急、恐惧和无助，如此凶猛激烈，真的有可能吞没脆弱的理智；其次，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让人产生疑惑加重原本不安惶恐的情绪。这时候医生护士耐心的解释和真诚的关心是非常有效的定心丸，哪怕只是一句两句的说明和叮嘱或者一个微笑，都能大大舒缓紧张焦虑的情绪。
我记录下这些体验并不断反思，祈愿父亲顺利康复的同时，也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耐心细致地帮助病人和家属治疗疾病、减轻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