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社会/历史之总体性“法义”之中。此“法义”的一头连接着集体无意识，另一头为人们之生活提供着根本意义以及方向。社会/历史之总体性“法义”会随着历史处境之不同而发生变化。对社会/历史之总体性“法义”抱持着高度的自觉且顺应其变化的人总的来说将是其所处时代的适应者或风险之规避者，反之则将沦为非适应者而落入到一种高风险的处境之中。然而，绝大多数人对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历史之总体性“法义”实际上难以抱持清晰之觉知，他们只是生物本能之内驱力所操控的浑浑噩噩的“木偶”、做着他们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的事情、演绎着他们难以掌控的命运之悲喜剧而已。

小说《白鹿原》中有一个算命先生，在49年快要到来之际，劝地主卖掉所有的地、以规避将来的清算。此算命先生之术一点也不神秘，不过是对那社会/历史之总体性“法义”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已。那么，那让49年不可阻挡地到来的社会/历史之总体性“法义”是什么呢？这个“法义”的一头，连接着集体无意识。这个集体无意识就是自晚清以来广大的社会底层的中国老百姓身上所积累起来的一切苦难极其不满。而这个“法义”的另一头乃是这样一种社会共识———旧中国要改变贫穷落后腐败麻木的命运，就必须与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时代之“法义”一刀两断、彻底决裂。这来自两头的巨大势能驱动着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性期待。对这个社会/历史之总体性“法义”有着清醒认识的生活在那个历史阶段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1，最广大的穷人所遭受的百年苦难一定要寻找到它的“债主”且清算之。2，一切与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沾边的东西将会“发臭”而遭到最激进的唾弃。3，高度组织化的工业化进程势不可挡。对这个社会/历史之总体性“法义”有着清醒认识会自然而然选择这样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活在一个最广大的底层人民备受苦难的时代，做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是有罪的；过一种在半封建被殖民时代的价值观看来可谓“上等人”的生活是可耻的；做一个对整个国家之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有用的人是光荣的。

历史的脚步又走过了半个世纪，社会/历史之总体性“法义”不免也发生了重大的变迁、甚至于在某些方面简直倒了一个个儿。（比如，曾经备受唾弃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似乎一变而成了“香饽饽”。）不过有一点并未改变，那就是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时代的社会/历史之总体性“法义”之认识仍然是浑浑噩噩、模糊不清的。绝大多数人仍然不过是其生物有机体生命之内驱力所牵引的“木偶”，依然重复做着他们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的事情。绝大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今天市面上流行的价值观与生活风尚之“法义”是坚固、正当、颠扑不破的。绝大多数人当然地认为人活着就当追求财富与权势上的“成功”、哪怕以不道德、非人性为代价。而那些已然获得了财富与权势上的成功的人也大多意识不到“法义”是一个问题。换言之，且不论他们所依傍的“法义”是否正当，他们甚至意识不到他们所依傍的那个“法义”是需要捍卫的，因为倘若他们所依傍的那个“法义”遭到历史的唾弃、他们也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比如：一个人可以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的拥趸。但他必须用行动来为“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辩护、用行动去说服人们相信“资本主义”是合理的。但倘若一个“资本主义”的拥趸所干的是连成熟资本主义社会都唾弃的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血腥掠夺，则它实际上在自坏“法义”。自坏“法义”，就是自掘坟墓。

49年以后，太多曾经过着备受羡慕的生活、拥有备受羡慕的生活境遇的旧时代之“法义”的自觉和不自觉的拥趸们被无情地打倒了。4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带来了一个超越历史的富有哲学意味的启示：人性固然是追求进入主流社会且从中谋取好处的。但既有的主流社会及其带来的好处中隐藏着一个“法义”、且这个“法义”随历史主题之变迁而成毁。对这个“法义”有着相当之自觉的人会清醒地选择捍卫、反对或者疏离于所处时代之“法义”。而那些对所处时代之“法义”的问题浑浑噩噩、受生物本能的支配而只知道拼命进入主流社会去捞取好处的人，或许有一天会痛苦地发现，他们为自己捞取的好处，正是自己倒霉的根源。正如在49年以前普遍地发生在49年以前那些旧官僚、地主、资本家身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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