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8

城堡是意大利风格的新建筑,房屋平面呈“凹”字形,中间是三座台阶,紧挨着山坡上的一大片草坪,有几只母牛在吃草,草坪两旁有一棵棵稀疏的大树,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沙子路,路旁是修剪过的花木,杜鹃花、山梅花、绣球花,凸起了一团团大大小小的绿叶。一条小河从桥下流过;透过薄雾可以看见平野上几所茅屋,疏疏落落地散布在草地上,草地周围是两座坡度不大、种满了树木的小山冈,再往后走,在树丛中,有两排并列的房屋:车库和马房,那是旧城堡没有拆毁的遗址。

夏尔的马车停在当中的那座台阶前;仆人出来了;侯爵走上前来,伸出手臂,让医生的夫人挽着,把她领进前厅。

前厅很高,有大理石板铺地,一走动或一说话,都有回声,仿佛置身于教堂。正面是一座楼梯,左手花园对面有一条走廊,通向台球房,才到门口,就听得见象牙台球连续相撞的响声。艾玛穿过台球房去客厅的时候,看见球台四围有几个男子,神情非常认真,下巴挨着翘起的领结,个个都带了勋章,不声不响,微笑地推动球杆击球。深色细木护壁板上,挂着几个镀金的大画框,画像下方用黑字写着画中人的名字。艾玛一看,一个写的是:让·安东·安德威烈·伊韦邦维尔·沃比萨伯爵,弗雷斯内男爵,1587年10月20日,库特拉战役阵亡。另一个写的是:让·安东·亨利·吉·安德威烈·沃比萨,法兰西海军上将,圣·米谢尔骑士勋章,1692年5月29日,乌格·圣·瓦之战负伤,1693年1月23日,在沃比萨逝世。以后的人名就认不清了,因为灯光聚在球台的绿色台毯上,房间上部显得黑影幢幢,使画像都蒙了层茶色。顺着颜料开裂的纹路,光线断断续续勾勒出罅隙的轮廓。在这些四方的金边大画框内,黑暗的画像也有比较明亮的部位:一个苍白的额头,两只望着你的眼睛,披在红军服肩头扑粉的假发,或者肌腱发达的腿肚上的一个袜带扣。

侯爵推开客厅的门;一位夫人站起来(那就是侯爵夫人)迎接艾玛,请她坐在身边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和她亲切地谈起话来,仿佛她们早就相识一样。夫人四十岁左右,有漂亮的肩膀,鹰钩鼻子,说话有点拖音,那天晚上,她在栗色的头发上蒙了一条镂空花边的头巾,头巾垂在背后,像一块三角巾。一个头发金黄的女孩子,坐在旁边一把高背椅子上;几位男客,礼服翻领饰孔插着小花,围着壁炉跟女客聊天。

七点钟开晚宴。男宾比较多,坐在前厅,是第一桌;女客坐在餐厅,是第二桌,由侯爵和夫人作陪。

艾玛一进餐厅,就感到一股温暖的气味,夹杂着花香、衣香、烤肉和块菰的香味。枝形大烛台上的蜡烛,在银制的钟形罩上,显得光焰更长;多面体的水晶,笼罩在不透明的水汽里,折射着淡淡的光辉;长长的餐桌上摆着一簇簇鲜花,排成一条直线;宽边的盘子里,餐巾折成主教冠冕形状,每两道褶裥当中放一只鹅蛋形的小面包;龙虾煮熟了的红色螯脚伸出盘外;硕大的水果,在铺垫细草的镂空篮子里垒得很高;鹌鹑蒸时没有脱毛,更加热气腾腾;膳食总管穿丝长袜,束膝短裤,雪白的皱裥领巾,制服上镶着襟饰,神情庄重得像法官,端过一盘盘切割好的菜肴,从宾客肩膀中间递上桌,客人选中一块,他就用匙子利索地送到盆里。瓷器大炉子下面是根小铜柱,上面有一尊女性雕像,衣服从上到下都有波纹褶裥,她一动不动地看着满屋子的人。

包法利夫人注意到,有好几位女客,没有把手套放在玻璃杯里。

但是在餐桌上座的,却是一个老人,他是女客中唯一的男宾,弯腰驼背,伏在盛得满满的一盘菜上,餐巾像小孩的围嘴一样,在背后打了结,他一边吃,一边让汤汁从嘴里漏出来。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一头卷起的假发,用一根黑带子系住。他是侯爵的老岳父,拉韦杰老公爵,曾经得到过国王兄弟的宠幸,孔弗让侯爵在沃德勒伊举行猎会的时候,他是一个红人,据说他一度还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情人,介乎德·克瓦尼先生和德·洛森先生之间。他这一生从未安生过,荒淫放荡成性,不是决斗赌博,就是诱骗女人,家产被他恣意挥霍,家人为他担惊受怕。他结结巴巴,用手指着盘子,问是什么菜,一个仆人站在他椅子后面,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回答;艾玛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望着这个耷拉着嘴唇的老头子,仿佛在看一个千载难逢、令人起敬的活宝一样。他到底在宫里待过,在王后床上睡过觉啊!

香槟酒是冰镇过的。艾玛感到一股凉气钻进嘴里,不由得浑身震颤起来。她从来没有见过石榴,也没有吃过菠萝。就连砂糖,在她看来,也比别处的更白、更细。

晚餐后,女客们上楼回房间里去,准备参加舞会。

艾玛小心着意地打扮了一下,就像第一次上舞台的女演员一样。她把发型梳成理发师推荐的式样,然后把摊在床上的纱罗长裙穿上身。夏尔的裤腰太紧了。

“带子太紧不好跳舞。”他说。

“跳舞?”艾玛问道。

“是的。”

“你发疯啦!人家会笑你的,还是老实待着吧。再说,这才更像医生。”她又加了一句。

夏尔没话好说。他在房里走来走去,等艾玛打扮好。

他在背后,从一边一支蜡烛的镜子里看着她。她的黑眼睛显得更黑了。她紧贴两鬓的头发,到了耳朵边上,稍微有点蓬起,发出蓝色的光辉;发髻插了一朵玫瑰,小枝子摇来摇去,花跟着晃荡,叶尖上有几滴人造露水。她穿一件淡郁金香长裙,上面点缀三簇有绿叶相衬的小蔷薇。

夏尔走过来吻她的肩膀。

“走开!”她说,“不要弄皱我的衣裳。”

小提琴的前奏曲和喇叭的声音响起来了。她赶快下楼,恨不得跑下去。

四组舞开始了。宾客络绎进场。人群摩肩接踵。她来到大厅门边,坐在一张长椅上。

四组舞结束后,舞场里只剩下男客三三两两站着聊天,身穿号服的仆人托着大盘子穿梭其间。女客坐成一排,画扇轻轻摇动,花束半掩着脸上的笑容,金质的香水瓶在手心里倒了又倒,雪白的手套勾勒出纤指的轮廓,把腕部裹得紧紧的。装饰女服上身的花边,震颤得发出了簌簌声,钻石别针在胸前发出了闪烁的光辉,甚至听得见镶嵌着画像的手镯和光胳膊磨擦的声响。头发紧紧贴着前额,盘在颈后,用勿忘草、茉莉花、石榴花、麦穗和矢车菊装饰成桂冠、花串或鹿角的模样。安静地待在座位上的母亲们,板着脸孔,还戴着近东的红色头巾。

当男舞伴轻轻掂起艾玛指尖的时候,她不由得一阵心跳,她走入舞池站好位置,只等乐声响起。

艾玛的舞伴用指尖搀着她去舞池,她和女伴站成一行,等候音乐开始,这时有点心跳。不过这阵紧张很快就过去了;合着乐曲的节奏,她轻松自如地跳着,滑步向前时颈部轻盈地晃动着。有时,其他乐器都停了下来,唯有独奏小提琴拉出优雅的旋律,这会儿她的唇边会泛起一丝微笑;隔壁传来金路易倒在赌台绿毯上的清脆声;随即乐声骤起,短号吹出嘹亮的高音。脚步合着节拍,衣裙鼓而轻擦,手相触复分开;那双眼睛刚在你面前垂下,旋又四目相注凝望着你。

有些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的男客(大约有十四五个),不管是混杂在人群中跳舞也好,或者是在门口谈天说地也好,他们尽管年龄不等,服饰容貌各异,但自有一种出身世家的气质,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出。

他们的衣服裁剪得更合身,料子也显得更柔软,他们鬓角上的鬈发雪亮,抹了高级的香脂。他们的脸色白润,是富贵人家的脸色,瓷器的青白,锦缎的灿烂,漂亮家具的光泽,衬托得他们的脸色更加白润,而这种白皙的肤色,是靠饮食有度、菜肴精美来滋养的。他们的领结打得很低,脖子可以自由转动;络腮胡子长及翻领;按拭嘴唇的手帕绣着首写字母图案,散发出一股香味。上了年岁的,模样显得年轻,年轻人脸上却透着老成。漫不经心的目光,流露出欲望满足后的心平气和。然后从他们温文尔雅的外表,也可以看出他们特殊的粗暴本性,他们要控制不难控制的东西,既可以显示力量,又可以满足虚荣心,所以他们喜欢驾驭骏马,玩弄浪荡女人。

离艾玛三步远,有一个身穿蓝色燕尾服的男客,正和一个脸色苍白、戴了珍珠项链的年轻女客闲谈意大利的风光。他们赞不绝口地提到圣彼得大教堂的粗大圆柱,蒂沃利的瀑布,维苏威的火山,卡斯特拉玛的温泉,卡辛河滨的林荫大道,热那亚的玫瑰花,月下的斗兽场。艾玛用另一只耳朵听别人闲谈,有许多话她听不懂。大家围着一个年纪轻轻的男子,他上星期在英国赛马,居然胜过了“阿拉伯小姐”和“罗木卢”,并且跃过了一条宽沟,赚了两千路易。有一个人埋怨,他的快马都长了膘;另外一个怪人家把他那匹马的名字印错了。

舞场的空气沉闷,灯光也暗下来。大家退潮似的走到台球房去。一个仆人爬上一把椅子,打碎了两块玻璃;包法利夫人听见玻璃碎,回过头去,望见花园里有一些乡下人,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往里瞧。她不由得想起贝尔托来。她又看见了田庄,泥泞的池塘,在苹果树下穿着工作罩衣的父亲,还看见她自己,像从前一样在牛奶棚里,用手指把瓦钵里的牛奶和乳皮分开。但是,在她眼前眼花缭乱的时刻,她过去的生活只是昙花一现,立刻就烟消云散,无影无踪,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曾经那样生活过。她在大厅里;而周围只剩下黑黢黢的一片。她左手握着一个镀金的贝壳状银餐杯,这会儿她从杯里吃了一口加酸樱桃酒的冰淇淋,微微闭上眼睛,把小匙抿在嘴里。

旁边有位夫人把扇子掉在了地上。一位先生正好走过。

“劳驾,先生,”女客说,“麻烦您捡一下扇子好吗,就在这长沙发后面!”

那位先生弯下身去,而就在他伸出手去的时候,艾玛看见少妇把一张折成三角形的纸条放进他的帽子。先生捡起扇子,恭恭敬敬递给夫人;她点头致意,掉头去嗅手里的花束。

夜宵有许多西班牙红酒和莱茵红酒,有奶油杏仁虾酱汤和特拉法尔加式布丁,各式各样的冷肉盘里,肉冻颤悠悠的围在边上。夜宵之后,马车开始一辆接着一辆地离开了。只要掀开纱窗一角的帘子,就看得见星星点点的马车灯光,慢慢消失在黑暗中。长凳上坐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几个赌客还没有走;乐师用舌头舔舔手指头,凉快一下;夏尔半睡半醒,背靠住门坐着。

清晨三点钟,开始跳花样舞。艾玛不会跳华尔兹。别人都会跳,包括安德威烈小姐和侯爵夫人在内;其余的舞客,都是在城堡留宿的客人,一共只有十二三个。

有一个舞客,大家亲热地叫他做“子爵”,他的背心非常贴身,显出了胸脯的轮廓。他再一次来邀请包法利夫人跳华尔兹,并且说他会带她跳,保证她能学会。

他俩先是慢慢移步,随后愈跳愈快。两人转起圈来: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烛灯,家具,墙壁,地板,犹如一张圆盘绕轴不停地转。跳到门边,爱玛的裙裾擦过他的裤腿;两人的小腿碰上了;他低头注视着她,她仰脸迎着他的目光;她一阵晕乎,停了一下。两人重又起舞;子爵猛地一下子,拉着她离开大厅,转进过道的一端,她气喘吁吁,险些跌倒,有一小会儿把头靠在了他的胸前。随后,两人依然转着圈,但跳得慢下来,跳着跳着,他把她送回了原处;她头往后一仰,靠在墙上,用手蒙住眼睛。

等到她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只见大厅中央有位夫人坐在圆凳上,三个男客单膝跪在她跟前。她挑了子爵,小提琴乐声又起。

大家瞧着他们。他们转了出去,又转回来,她低着头,上身纹丝不动,他也总是一个姿势,挺着胸脯,手臂弯成圆弧,下巴昂起。这个女人才算会跳华尔兹呢!他们跳了很久,一直跳到别人都累得跳不动了。

客人们还谈了几分钟,互相说过晚安,或者不如说是早安,才回房间去睡觉。

夏尔拖着脚步,扶着楼梯栏杆上楼,他的腿都站不直了。一连五个小时,他都站在牌桌旁边看人家打牌,自己一点也不懂。因此,等到他脱靴子上床的时候,他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长气。

艾玛披上一条肩巾,打开窗户,凭着窗子眺望。

夜是黑的。下了几点小雨。她吸着润湿的空气,凉风吹着她的眼皮。舞会音乐犹在耳边回荡,她使劲不让睡意上来,转眼间就要和这奢华的生活告别了,她要尽量让这美妙的幻景在脑海里多停留一会儿。

天要亮了。她瞧着城堡的窗户,瞧了很久,一心想猜出昨晚注意过的那些人都待在哪些房间。她向往了解他们的生活,深入了解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

但是她冷得打哆嗦了。她脱了衣服,钻进被窝,蜷缩在睡着了的夏尔身旁。

吃早餐的人很多。只吃了十分钟;连酒也没有,使医生觉得意外。餐后,安德威烈小姐捡了一些奶油蛋糕碎屑,装进一个小藤篮,带去喂池塘里的天鹅;别人去看花房的温室,那里有些奇花异草,满身长刺,一层一层地摆在花架子上,像金字塔一样。上头的吊篮好似一个个挤挤挨挨的蛇窝,边缘垂下一些缠在一起的绿色枝条,好像蛇窝里挤不下的蛇。花房尽头是片橘林,有条林荫道通到城堡的下房。侯爵招待年轻的艾玛去看马厩。马槽呈筐形,瓷牌上黑字写着马的名字。只要有人走过,栏里的马都会惊动,舌头发出嗒嗒声。马具房的铺板亮得耀眼,就像大厅的镶木地板。当中两根转柱,挂着套车的马具,沿墙是一长排马衔、马鞭、马蹬、马索沿。

这时,夏尔麻烦一个仆人为他驾好马车。车停在台阶前,大包小包都塞进车里;包法利夫妇向侯爵和夫人辞了行,就动身回托特去。

艾玛一路上不说话,只瞧着车轮滚滚向前。夏尔坐在长凳靠前的边缘,张开两只胳膊赶车,小马在车辕里颠跑,对它来说,这车辕是太宽了些。松软的缰绳拍击它的臀部时,浸透了上面的汗水。缚在轻便马车背后的盒子撞着车厢,发出有节奏的响声。

他们到了蒂布镇坡上,忽然后面来了几个骑马的人,口里叼着雪茄,笑着跑了过去。艾玛相信她认出了子爵;等她转过头去看时,却只见远处的人头,随着马跑的节奏快慢而高低起伏了。

再走四分之一古里之后,马屁股上的绑带磨断了,不得不停下来,用根绳子接好。

但在夏尔最后再查看一下马具时,发现地上有什么东西,掉在两条马腿之间。他捡起来一看,是个雪茄烟匣,边上镶着绿色绸子,当中有个家徽,像贵族之家的马车门上的一样。

“里面还有两支雪茄呢,”他说,“那正好今天晚餐后吸。”

“你怎么吸起烟来了?”她问道。

“只是偶尔有机会的时候才吸。”

他把捡到的烟匣子放进衣服口袋里,又用鞭子抽起小马来。

他们回到家里时,晚餐还没有准备好。夫人生气了。娜塔西居然顶了嘴。

“你给我滚!”艾玛说,“你这样不在乎。我辞掉你了。”

晚餐只有洋葱汤和酸模小牛肉。夏尔坐在艾玛对面,高兴得搓着手说:

“还是回到自己家里舒服!”

他们听见娜塔西哭。他有一点喜欢这个可怜的女仆。从前鳏居无聊,她陪他消磨过许多黄昏。她还是他的第一个病人,是当地认识得最早的熟人了。

“你当真要打发她走?”他到底开口了。

“是的。难道有人阻拦?”她回答道。

收拾卧房的时候,他们到厨房来取暖。夏尔吸起烟来。他伸出嘴唇来吸,不断地吐痰,吐一口烟,就往后一仰。

“你要自找苦吃吗?”她带着蔑视的神气说。

他就放下雪茄,跑到水龙头前,喝了一杯冷水。艾玛抓起烟匣子,赶快扔进碗橱里。

第二天的日子真长!她在小花园里散步,在同一条小路上走来走去,在花坛前站定,在果树前驻足,在神甫像前伫立,简直不能相信,从前天天看着这些东西,怎么不厌烦!舞会似乎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前天早晨和今天晚上,怎么相隔如此遥远!沃比萨之行在她的生活中留下了一个大洞,就像一夜的狂风暴雨,有时会造成山崩地裂一样。然而,她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把那身盛装,连同鞋底被舞厅地板蜡染黄的缎鞋,小心翼翼珍藏在衣柜里。她的心宛如这缎鞋:一旦擦着华贵而过,便留下了无从拭去的痕迹。

这样,对舞会的回忆,占据了艾玛的心头。每逢星期三,她一醒来就自言自语:“啊!一个星期以前……两个星期以前……三个星期以前……我还在那儿来着!”然而在她的记忆之中,面貌渐渐混淆;她忘记了四组舞的曲调;她记不清楚制服和房间的样子;细枝末节消失了,留下的是一片惆怅。

9

夏尔不在家的时候,她常常走到碗橱前,从折叠好的餐巾中,拿出那个绿绸雪茄烟匣来。

她端详它,打开盖子,闻闻衬里的味道,闻到的是马鞭草香精加烟味。这是谁的?……是子爵的吧。

说不定还是一个情妇送给他的礼物呢。这是在一个红木绷架上绣出来的,情妇把绷架当宝贝似的珍藏起来,生怕人家发现,她在这上面花了多少时间啊!轻柔的鬈发吊在绷架上,吊的是刺绣人的重重心事。爱情的气息浸透了绣花底布上的一针一线;每一针扎下的不是希望,就是回忆,这些纵横交错的丝线,不过是在默默无言、不绝如缕地诉说着情人的心而已。然后,一天早上,子爵把烟匣带走了。当烟匣放在宽阔的壁炉框上,放在花瓶和蓬巴杜风格的座钟之间时,它听见子爵说过些什么话呢?现在,她在托特。他呢,他在巴黎;在巴黎!巴黎是什么样子?名声大得无法衡量!她低声重复这两个字,自得其乐;这个名字在她听来有如嘹亮的教堂钟声,印在香脂瓶的标签上也闪闪发光。

夜晚,海鱼贩子驾着大车,唱着牛至草之歌从她的窗下经过,她醒了;她听着箍铁的车轮转出村庄,越走越远,在土路上,响声也越来越小。

“他们明天就到巴黎了!”她自言自语。

于是她在想象中,跟了他们上坡下坡,穿过村庄,趁着星光行进在大路上。不知道走了多远之后,总会到达一个模模糊糊的地方,于是她的梦就断了。

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用手指在纸上划着路线,游览京城。她走到大街,逗留在每个角落,在街与街之间表示房屋的白方块前面。最后,她看累了,闭上眼睛,但在黑暗中也看见煤气灯光随风摇曳,听见马车在剧院的柱廊前,咔嗒一声放下脚踏板。

她订了一份妇女杂志《花篮》,还订了一份《沙龙精灵》。她贪婪地读赛马的消息、剧院晚场和首次演出的实况报道,一字不漏,她对女歌星初次登台,对商店开张,都很感兴趣。她知道流行的时装式样,上等裁缝的地址,森林公园和歌剧院每天演出的节目。她研究欧仁·苏描写的室内装饰;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在幻想中寻求个人欲望的满足。甚至在餐桌上,她也带着她的书,当夏尔一边吃,一边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就翻开书来看。她一读书,总会回忆起子爵。在子爵和小说虚构的人物之间,她居然建立起了联系。这个以子爵为中心的联系圈子越来越大,他头上的光辉也扩散得越来越远,结果离开了他的脸孔,照到她梦想中的其他脸孔上去了。

在艾玛眼里,巴黎,浩瀚胜于海洋,它在一片镀了金的银色空气中,闪闪发光。这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按景况的差异,分成不同的类别。艾玛只注意到两三类,便以为他们代表了全人类,再看不见其他人了。第一类人是外交官,他们踏着闪亮的镶木地板,客厅的墙壁上镶满了镜子,椭圆形的桌面上蒙着金色流苏的丝绒台毯。这里有垂尾挺括的礼服,事关重大的机密,微笑掩饰下的焦虑不安。第二类是公爵夫人的社交界,他们脸色苍白,睡到下午四点钟才起床;女人都是楚楚动人的天使,裙子下摆镶了一道英吉利花边;男人都是怀才不遇而毫无作为的平庸之辈,为了寻欢作乐,不惜把马跑得筋疲力尽,到了夏天就去巴德温泉避暑,最后,快到四十岁了,不得不娶一个有钱的继承人了事。第三类人是五彩斑斓、成群结伙的文人雅士,舞台明星,过了半夜,他们才来到酒店餐馆的雅座,在烛光下,吃喝玩乐。他们这班人,花起钱来像国王一样不在乎,胸中怀着理想主义的抱负,心头激荡着狂热的浪漫情调。他们过的是高人一等的生活,在天地之间,在狂风暴雨之中,他们显得超凡脱俗。至于其他的人,都微不足道,世上没有他们确切的位置,犹如他们并不存在一般。而且无论什么东西,如果离她越近,她越懒得去想。她周围的一切,沉闷的田野,愚蠢的小市民,生活的庸俗,在她看来,是世界上的异常现象,是她不幸陷入的特殊环境,而在这之外,展现的却是一望无际、辽阔无边、充满着幸福、洋溢着热情的世界。她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愉快,举止的高雅就是感情的细腻。难道爱情不像印度的花木一样,需要精耕细作的土壤,特别温暖的气候?月光之下的叹息,长时间的拥抱、流到手上的眼泪、欲火中烧的激动和情意缠绵的忧郁,不但离不开终日悠闲的古堡阳台、挂着丝帘铺着厚地毯的小客厅、枝叶茂盛的盆栽、华丽精致的大床,也离不开珠玉的晶莹和仆人华丽的号衣。

驿站的小伙计每天早上来刷洗母马,大木头套鞋践踏着走廊;罩衫上还有窟窿,光脚丫穿着布鞋。有这样一个穿短裤的小马夫也该知足了!他干完活就走,因为夏尔回来,会自己把马牵进马棚,卸下马鞍和马笼头,女仆会抱一捆草来,放进马槽,她也不会干别的了。

娜塔西泪如泉涌地离开了托特之后,艾玛找了一个十四岁的样子很乖的小孤女来干活。她不许小姑娘戴软帽,教她回话不要用“你”,而要称“太太”,端一杯水要用盘子,进来之前先要敲门,教她烫衣浆裳,伺候自己穿衣服,想把她培养成贴身的女仆。新来的使女很听话,不发牢骚,以免被女主人辞退;因为太太经常不锁橱子,费莉西每天晚上偷一小包糖,做完晚祷之后,一个人躺在床上吃。

下午,她有时也去对面驿站找马车夫聊天。太太待在楼上的房间里。

艾玛穿一件领子敞开的室内长袍,上身带披肩的翻领之间,露出了打褶的衬衫,上面有三粒金纽扣。她腰间系一条有大流苏的腰带,脚上穿一双石榴红小拖鞋,还有一束宽带子摊开在脚背上。她自己买了吸墨纸、一支笔、信纸信封,虽然没有通信人;她掸掉架子上的灰尘,照照镜子,拿起一本书来,然后,心不在焉地让书掉在膝盖上。她想旅行,或者回修道院。她既想死,又想去巴黎。

夏尔不管下雨或是下雪,都骑着马到处奔波。他在农家的餐桌上吃炒鸡蛋,把胳膊伸进潮湿的床褥,放血时脸上溅了病人喷出的热血,听垂死的病人发出嘶哑的喘气声,检查便盆,卷起病人肮脏的衣衫;不过每天晚上回家,等待他的总是温暖的火炉,准备好的晚餐,舒适的家具,还有一个打扮考究的妻子,她身上有一种魅力,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芬芳,是不是她的肌肤熏香了她的衬衫?

她做许多小事都能得到他的好感:有时在蜡烛托盘上放一张新花样的剪纸,有时给裙子镶上道边,有时给女仆烧坏了的普通菜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夏尔就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光。她在鲁昂看见过一些夫人小姐,表链上挂了一串小巧玲珑的装饰品;她也买了一串。她在壁炉上摆了两个蓝色玻璃花瓶,不久之后,又摆上一个象牙针线盒和一个镀银的顶针。夏尔越不懂这些名堂,越是觉得雅致。它们使他感官愉快,家庭舒适。这是铺在他人生道路上的金沙。

他身体好,气色好,在乡下已经有了名气。乡下人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他抚摸小孩子的头,从来不进酒店的门,他的品行使人相信他靠得住。他最拿手的是治伤风感冒,胸部炎症。夏尔非常害怕病人死了和找他麻烦,实际上,他开的药方不过是镇静剂,或者偶尔来点催吐药,再不然就是烫烫脚,用蚂蟥吸血。他并不怕动外科手术;给人放起血来,就像给马放血一样痛快,拔起牙来手劲大得像“铁钳子”。

最后,为了赶上潮流,他收到了《医生之家》的征订书,就订了一份这种新出的刊物。他晚餐后读上一两页;但是房里很热,加上食物正在消化,他读不到五分钟就睡着了;就这样他双手托着下巴打盹,头发像马鬃毛一样松散,披散到灯座前头。艾玛一见,只好耸耸肩膀。她怎么没有嫁给一个好点的丈夫?起码也该嫁个虽然沉默寡言,却是埋头读书直到深夜的人,那么到了六十岁,即使是得了风湿病,他那不合身的黑礼服上,至少也可以挂上一串勋章呀!她多么希望她现在的姓氏,也就是包法利这个姓,能够名扬天下,在书店里有作品出售,在报纸上经常出现,在全法国无人不知。但是夏尔没有一点雄心壮志!伊夫托有一个医生,最近同他一起会诊,就在病人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简直叫他有点下不了台。夏尔晚上回家讲起这件事,气得艾玛破口大骂他这个同行。夏尔感激涕零。他带着眼泪吻她的额头,不知道她又羞又恼,恨不得打他一顿才能泄愤。她走到过道上,打开窗子,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好让自己气平下来。

“居然有这样的窝囊废!窝囊废!”她咬着嘴唇,低声说道。

她越看他,就越有气。他年纪越大,动作也就越笨:吃果点时,他把空瓶的塞子切开;餐后,老拿舌头舔牙;喝汤时,他咽一口,就要咕噜一声;因为他开始发胖了,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给浮肿的脸蛋往上一挤,挤得似乎离太阳穴更近了。

他穿衣时,艾玛有时把他羊毛衫的红边塞到背心底下去,帮他重新打好领带,把他舍不得丢掉的、褪了色的旧手套扔到一边;这一切并不是像他相信的那样是为他着想,而是为了她自己,她个人的好恶扩大到他身上,看到不顺眼的东西就恼火。有时,她也同他谈谈她读过的书,例如小说中的一段,新戏中的一出,或者报纸上登载的“上流社会”的趣闻轶事;因为,说到底,夏尔总是一个人,总有听话的耳朵,总有唯唯诺诺的嘴。她不是对她的小猎狗都讲过不少知心话吗?没有猎狗,她恐怕要对壁炉里的木柴和壁炉上的钟摆推心置腹了。

然而,在她的灵魂深处,她一直等待着发生什么事。就像沉了船的水手,遥望着天边的朦胧雾色,希望看到一张白帆,她睁大了绝望的眼睛,在她生活的寂寞中到处搜寻。她不知道她期待的是什么机会,也不知道什么风会把机会吹来,把她带去什么海岸,更不知道来的是小艇还是三层甲板的大船,船上装载得满到舷窗的,究竟是苦恼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一睡醒,就希望机会当天会来,于是她竖起耳朵来听;听不到机会来临,又觉得非常惊讶,就一骨碌跳下床去寻找,一直找到太阳下山。晚上比早上更愁,又希望自己已经身在明天。

春天又来了。梨树开花的时候,暖洋洋的天气使她觉得受到了压抑。

一到七月,她就掐着指头计算,还要过几个星期才到十月,心里暗想,安德威烈侯爵也许还会在沃比萨再开一次舞会呢。但整个九月过去了,既没有送请帖来,也没有人来邀请。

这种失望带来了烦闷,她的心又觉得空虚,于是没完没了的、同样无聊的日子又开始了。

现在,这种同样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来了,毫无变化,数不胜数,却没有带来一点新鲜的东西。别人的生活尽管平淡无奇,但至少总有发生变化的机会。运气碰得巧,说不定还会带来千变万化,甚至改变整个生活环境。而她呢,什么也盼不到。这是天意!对她来说,未来只是一条漆黑的走道,尽头处的门紧闭着。

她放弃了音乐:为什么要演奏?给谁听呀?既然她没有机会穿一件短袖丝绒长裙,在音乐会上,用灵巧的手指弹一架埃拉钢琴的象牙键盘,感到听众心醉神迷的赞赏,像一阵微风似的在她周围缭绕不绝,那么,她又何苦自寻烦恼,去学什么音乐呢!她的画夹和刺绣,也都丢在衣橱里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用?针线活也惹她生气。

“书,都看过了,”她自言自语说。

于是她待着无所事事,把火钳烧红了,或者瞧着天下雨。

星期天,晚祷钟声响了,她感到多么苦闷!她呆若木鸡,注意听那一声声沙哑的钟响。屋顶上有只猫,在暗淡的日光下弓起了背,慢慢地走着。大路上的风刮起了一阵阵尘土。远处有时传来一声狗叫,节奏单调的钟声继续响着,消失在田野里。

教堂里面的人出来了。妇女穿着擦亮了的木鞋,农民换了新的罩衣,小孩子光着头在大人前面蹦蹦跳跳,一起走回家去。有五六个男人,老是这几个,在客店大门口用瓶塞子赌钱,一直赌到天黑。

冬天很冷。每天早晨,玻璃窗都结上了一层霜,从窗口进来的光线,像透过了毛玻璃一样,都成了灰色的,有时整天都灰蒙蒙,没有变化。从下午四点起,就得点灯。

天气好的时候,她就下楼到花园里去。露水在白菜上留下了银色的镂空花边,有些透明的银色长线把两棵白菜连起来了。鸟声也听不到,仿佛一切都在冬眠,墙边的果树上盖了草,葡萄藤像一条有病的大蛇躺在墙檐下,走近一看,那里有一串多足虫。靠近篱笆的雪松下,戴三角帽还在诵经的神甫的石膏像掉了右脚,甚至石膏也冻脱了皮,在神甫脸上留下了白癣。

她又回到楼上,关上房门,拨开木炭,壁炉里的热气使她昏昏沉沉,更觉得烦闷沉重地压在她心头。假如她下楼去和女佣聊聊天,也许会好一点,但是她又不好意思下去。

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戴着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推开他家的窗板,罩衣上挂着军刀的乡下警察也会走过她的门前。傍晚和清晨,驿站的马三匹一排,穿过街道,到池塘去饮水。一家小酒店的门铃,有时会响上一两声;只要起风,就听得见理发店的两根铁杆夹着几个小铜盆的招牌,嘎吱作响。理发店的玻璃窗上,贴了一张过时的时装画,还有一个黄头发女人的半身蜡像,作为装饰品。理发师也在埋怨生意清淡,前途没有希望,并且梦想着把店开在大城市,比如说在鲁昂,在码头上,剧场附近,于是他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从村公所一直走到教堂,面带忧色地等待顾客。只要包法利夫人张眼一望,就看得见他歪戴着希腊便帽,穿着斜纹呢上衣,像一个卫兵在站岗放哨似的。

下午,她有时看到一个人的头出现在房间的窗格玻璃外边,脸上饱经风霜,黑色络腮胡子,慢悠悠地微小,表情随和,露出了一口白牙齿。华尔兹舞跟着开始了;风琴上面,有一个小小客厅,里头是手指般高的舞俑、裹着玫瑰红包头巾的妇女、穿着背心的蒂罗尔人、穿着燕尾服的猴子、穿着短裤的绅士,在扶手椅、大沙发和茶几之间,转来转去,一道道金纸连接的镜片,映出他们的舞姿。那个人摇动手风琴的曲柄,左右张望,看看窗户。他时不时地朝着界石吐出一口拉得很长的黄色浓痰,同时因为手风琴的硬皮带挂在肩上很累,总得用膝盖去顶住风琴匣子;一个叶形铜钩吊起一幅玫瑰红缎幕,匣子里头传出音乐,乐声有时悲伤徐缓,有时欢快急促,这些曲调全是在别处舞台上演奏的,在客厅里歌唱的,在夜晚烛光下伴舞的,这些外部世界的回声,就这样一直传到艾玛耳边。萨拉邦德舞曲,无尽无休,在她的脑内萦回。她的思想随着音符跳跃,飘忽无定,一个梦去,一个梦来,旧忧未消,新忧又起,就像印度舞姬,在地毯的花卉上舞来舞去一样。那人摘下帽子接过赏钱,便盖好旧蓝布罩,把风琴扛在背后,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开。她望着他走。

但她特别忍受不了的,是吃晚餐的时候,楼下的餐厅这么小,火炉冒烟,门嘎吱响,墙壁渗水,地面潮湿;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她的盘子里了,闻到肉汤的气味,她灵魂的深处却泛起了一阵阵的恶心。夏尔吃的时间太长,她就一点一点地啃榛子,或者支着胳膊肘,用刀尖在漆布上划着一道道条纹。

现在,她对家务事也听之任之,当她的婆婆到托特来过四旬斋节的时候,看到这种变化,觉得非常惊讶。的确,媳妇从前那样讲究挑剔,现在却整天懒得梳妆打扮,穿的是灰色棉布袜,夜里点的是有臭味的土蜡烛。她再三说,他们不是有钱人家,不得不省吃俭用,还说她很满足,很快活,很喜欢托特,以及其他新的老调,来堵婆婆的嘴。再说,艾玛似乎并不打算听婆婆的劝告。有一回,包法利老夫人居然谈到主人应该管用人的宗教生活,艾玛的回答只是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冷冷地笑了一声,吓得老太婆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

艾玛变得越来越难伺候,反复无常。她自己点了几样菜,却一点也不吃,头天只喝新鲜牛奶,第二天却只要几杯粗茶。她常常说了不出去,就不出门,但又闷得要死,只好打开窗户,却又只穿一件薄薄的衣衫。在她骂过女佣之后,总是送点东西赔礼,或者放她的假,让她去隔壁消消气,有时甚至把口袋里的银币统统给了穷人,一个子儿不剩。虽然她并不心软,也不是容易同情别人,只不过是像大多数乡下人一样,灵魂深处还有父辈手上的老茧而已。

到二月底,卢奥老爹为了纪念他痊愈一周年,亲自给女婿送来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母火鸡,在托特住了三天。夏尔要看病人,只有艾玛和他做伴。他在卧房里抽烟,往壁炉架上吐痰,谈的只是庄稼、牛羊、鸡鸭,还有乡镇议会;等他一走,她把大门一关,觉得松快,连她自己也觉得意外。再说,她看不起任何事、任何人的心情,也没有意思隐瞒;有时她还喜欢故意表示见解特别,别人说好的她偏说坏,伤风败俗的事,她却大加赞许,她的丈夫听得睁大了眼睛。

难道这种糟糕的生活要永远过下去?难道她永远不能跳出火坑?她哪一点比不上那些生活快乐的女人!她在沃比萨也见过几个公爵夫人,腰身都比她粗,举动也比她俗,她只有怨恨上帝太不公道了。她头靠着墙哭;她羡慕热闹的生活,戴假面具的晚会,闻所未闻的欢乐、一切她没有经历然而应当经历的疯狂爱情。

她脸色苍白,心跳也不正常。夏尔要她服缬草汤,洗樟脑浴。但不管试什么方法,她的病似乎越治越重了。

有些日子,她发高烧,说胡话,说个没完;兴奋过了,紧接着又像失去知觉一样,不言不动。她要自己振奋起来,便拿起一瓶科隆香水,朝胳膊上洒。

由于她不停地抱怨托斯特,夏尔揣测她的病因也许是某种环境的影响,有了这个念头,他就认真地考虑起迁居的问题来。

这时候,她又喝醋减肥,得了轻微的干咳症,毫无食欲。

待了四年,刚站稳脚跟,夏尔这时候离开托特,太不合算了。可是,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份上,也就顾不得了!他把她带到鲁昂,去看他的老师。她得的是神经官能症:需要换个环境。

夏尔到处打听,听说新堡区有一个大镇,叫荣镇修道院,医生是从波兰来的难民,上个星期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他就写信给当地的药剂师,了解人口的数目,离最近的同行有多远,他的前任每年有多少收入,等等。得到的答复令人满意,他就决定,如果到春天艾玛的病情还不好转的话,就迁居那儿。

动身前有一天,她在收拾抽屉,有什么东西扎了她的手指。那是她结婚礼花上的一根铁丝。橘子花蕾上盖满了灰尘,已经发黄了,缎带的银边也丝缕毕露。她把纸花扔到火里去。花烧起来,比干草还快。在灰烬中,它好像一丛小红树,慢慢地销毁。她望着它燃烧。硬纸做的小果子裂开了,铜丝弯曲了,金线、银线熔化了,纸做的花冠萎缩了,好像黑蝴蝶一样沿着壁炉飘起,最后从烟囱中飞了出去。

等到他们三月份离开托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已经怀了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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