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形容词最多的时代。它充满着动荡、苦难、征战与荒诞， 政治上，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陷入的分裂混战，到隋的统一，其间经历无数的战争与政权对峙；民族关系上，战争和民族大迁徙促使了胡、汉杂居和民族之间的空前交融；思想文化上，秦汉以来一直崇尚的儒学产生裂变并逐渐趋向衰微，于是源于老庄的玄学思想流行起来，形成了清淡无为、放荡不羁、超然物外的魏晋风度；同时，随着佛教的兴盛，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儒释道的文化内核逐渐在这一时期舒展开来。此时的中国，秦汉雄风已逝，而盛唐气象未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人们面临的苦难最深的时期，也是王朝统治控制最为薄弱的时期，政治上的高压荡然不存，这一切激发了人们精神艺术上高度的解放和高度的自由、孕育出注重审美、向往自然、追求超逸的文化艺术特质。
在书法艺术上，魏晋南北朝时中国书法史上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不但作品突出，流传量大。 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一时期出现的书法大家如王羲之 、 钟繇等人对整个书法史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贡献。晋字最大的特点是将书法的个人价值完美的表现出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书圣王羲之和其第七子王献之，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其文心和书艺都体现了晋人的风骨，使中国文人对人世和自然的感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此作字字精妙无比，奠定了新行书的特点。汉末魏晋四百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辉煌灿烂的时期，魏晋士人在一种高度精神自由的状态下，以充沛的精力去追求书艺之美，寓性情、襟度，风格于其中，饱蘸浓墨，纵情挥洒，于不经意间创造出极其赏心悦目的风韵，达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极致。人们说“晋尙韵、唐尙法、宋尙法”，魏晋时期这个时代书法的风格特点就是“自然天成，洒脱俊逸”，即一个“韵”字。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进入了北碑南帖的时代，丰富的魏碑对推进楷书不同用笔方式的出现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丰富的魏碑形式 ，对书法在以后的发展形式上作出很大的贡献 。比如在唐代楷书大家颜真卿的雍容大气的颜体和柳公权的细劲的柳体，都受到魏碑的影响。
绘画艺术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民族大融合使得社会艺术出现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其特点集中在对汉代绘画艺术的深化和对佛教文化艺术的吸收消化上，从而使魏晋绘画达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审美境界。这一时期的绘画形式以长卷为主，而重人物的传神写照，虽然这仅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但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其绘画逐渐向具有中原人物造型的方向转变，而中原绘画技艺也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希腊、波斯、印度、西域等地区绘画技艺的影响。在绘画中，西域色彩的传入，使得这时期的壁画作品更加艳丽丰富，如敦煌莫高窟壁画，其人物造型颇具宗教特点，并且由于其颜色丰富、鲜明，使得其保存至今仍栩栩如生。同时，在绘画形式上，魏晋时期则开创了墓室壁画、砖画、寺院壁画、大型石刻、漆画等画作形式，尤其是墓室壁画和寺院壁画，更是将当时的民间丧葬文化遗迹宗教文化很好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在绘画的种类上，伴随着山水诗的兴起，山水画开始成为独立的画种，花鸟画也慢慢的出现端倪。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有文献记载，以绘画的才能享誉的画家职业画家也出现在魏晋之际，而南北朝时期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则代表了汉代美术迅速发展和成熟的人物画艺术，有这样的评论“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可见顾是人物画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图》等。
石窟雕塑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石窟的开凿由西向东 ，这一时期 ，中国在历经秦汉四个世纪的一统局面以后 ，又陷入割据的状态 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社会基础，加之统治者的带头尊奉 ，佛教广为流传，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最生动的写照 。那时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出现了大规模的营造石窟寺活动。中国几个较大的石窟群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 、麦积山石窟等，均开凿于此一时期。敦煌的塑像突破了佛教美术形式与内容的限制，曲折的反映着现实生活，那些彩塑菩萨含蓄的美和会心的笑，深刻地表现了女性特有的庄重。佛的面貌也带有超然的睿智，眉眼的微妙动态表现了宁静与安详的心境。云冈上石窟在北魏政权的支持下，是整个石窟造像规模最大的，其石雕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早期造像来源复杂，诸如衣着厚重、衣纹凸起、身躯魁伟，反映了犍陀罗和中亚地区的服饰和造型特征，云冈石窟后期是孝文帝开凿的，此时的造像出现了形体清秀、雍容华贵、雕饰奇丽的风格，特别是一些释迦、多宝穿上了褒衣博带服饰，菩萨也带起宝冠，雕刻的供养人所穿服装也为宽博的汉式服装，这反映了云冈石窟艺术开始中国化过程，反映了现实生活与风尚对艺术带来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对外来艺术的巨大融合和改造的能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的心灵多彩而灿烂，除绘画、书法、雕饰艺术成就外，还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与嵇康散尽的《广陵散》，它们一起形成了崭新的审美趣味，为我们勾勒出“气韵”“风骨”“神”“妙”等美学意境，被学者们称为“中国艺术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