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字晓岚，又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河北献县人，生于1724年，卒于1805年，享年81岁。纪晓岚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乾隆十九年甲戊科进士，一生仕途顺利，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从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一路升至《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兵部侍郎、内阁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嘉庆帝御赐“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
从纪昀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的一生与执政者息息相关，他的荣华与名誉都要与当世皇权紧密相连的，所以他势必要做当权者在众多文人墨客、市井百姓中的新闻发言人。
纪昀晚年可以说是荣耀之至。自乾隆四十四年，纪昀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开始，其仕宦生涯是风生水起。至嘉庆十年病卒，纪昀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加国子监事，并享受赐紫禁城骑马这样的至高荣誉。
纪昀在政绩上并不突出，却能官居高位，一者因他多次执掌科举考试，门生众多，二者也是最主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无人替代，为士林所崇仰。李文藻称颂纪昀“海内共仰望为宗匠”，洪亮吉称他是“当代无人可并论”，刘权之称其“一代文宗”。
《阅微草堂笔记》由《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及《滦阳续录》六卷五部分组成，这五部分并非一气呵成，根据诸部书中纪昀自作的序言，《滦阳消夏录》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为最早，最后一部《滦阳续录》则成书于嘉庆三年（1799年），前后延续接近十年之久，嘉庆四年（1800年）由门人盛时彦为之校订合刊，遂定名为《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风俗习惯和思维特征，有着丰富而多样的文化意义和思想内涵，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问世两百余年引起学术界持续的研究和评论。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成长是循序渐进的，纪昀已经成熟定型的学术系统决不会因为小说的创作而完全搁置。就这一点而言，还是他的门人盛时彦把握最精准、分析最透彻：“至于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见焉。”盛时彦称纪晓岚创作小说是将学问之道与文章之术完美统一，这也就是纪昀所自称的“著书者之笔”的内涵所在、精义所在。
所谓“著书者之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将学人的学术思维融入到小说创作中，把理性的学术观点渗透进小说创作中，将辨析的学术方法运用于小说创作中，把考据的学术内容灌注到小说创作中。从这个上意义说，纪昀非但没有转变自己的学人身份，反而是通过小说创作进一步强化了、彰显了自己的学人身份、学者地位。
《阅微草堂笔记》不只是有《搜神记》的搜奇志怪，更不只是有《聊斋志异》的画狐描鬼。作者的画狐描鬼、搜奇志怪，只是他理论思索与探究认知的外在表现；他选择笔记体、杂记体，只是便于搭建自己学术思维、学术观点的载体与平台。小说最有特色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正是最能体现纪昀学术内涵、学术素养的部分，这就形成了它在笔记小说独特风格与独特品格。这是研究者在探讨纪昀的学术思想体系时所必须直面正视的问题。
纪晓岚“质疑”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方法的直接的文字史料，见于《阅微草堂笔记》卷后，纪晓岚为纪念其早逝之子纪汝佶，“附录”纪汝佶仿蒲松龄《聊斋志异》所创作六则“志怪”故事的“附言”中。
纪晓岚自己的文艺观，在此则“附言”中，表达的还是极为清楚的。但长期以来，它却被研究蒲松龄与纪晓岚文艺观之分歧者所忽视。盛时彦为《阅微草堂笔记》中《姑妄听之·跋》初版时，所写于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跋》，与嘉庆五年庚申（1800）盛时彦为整理合编《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他又写了一篇《序》。
这些文字都是盛氏手笔转述纪晓岚的文学观点，并非纪晓岚的谈话实录。所以，这些文字有无盛时彦自己的发挥，就很难说了。所以，盛时彦只能在其《序》尾说：“时彦夙从先生游，尝刻先生《姑妄听之》，附‘跋’书尾，先生颇以为知言。”此说是“知言”，而不是“直言”。故在《序》中所说：“故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虽纸贵一时，终渐归湮没。”我想大学者纪晓岚，其心胸未必这样偏狭。若时彦能活到现在，他自己也会说：他偏狭。《聊斋》风行天下，时代变了。历史是无情的。
纪昀以事阐理的艺术处理是非常高超的，一般情况下，评论家认为《阅微草堂笔记》的说理艺术为“每事下一评语，说理之确”。《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说理是无处不在的，其中最为精妙的就是事理交融。这种说理的艺术方式是纪昀在小说中常用的故事+议论的方式。整篇小说以叙事为主，理在纪昀娓娓道来的叙事中浮现，这种事理交融是文学中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象外之象”。
《姑妄听之三》第44则讲述“里有入山樵采者，见一美妇隔涧行，衣饰华丽，不似村妆。心知为魅，伏丛薄中觇所往。适一鹿引麑下涧饮，妇见之，突扑地化为虎，衣饰委地如蝉蜕，径搏二鹿食之。斯须仍化美妇，整顿衣饰，款款循山去”。这则故事与《聊斋志异·画皮》故事相类，《聊斋志异》以长篇的故事加以“异史氏曰”阐发的道理，虽然《画皮》故事性更加动人，但长篇的叙述，人物的复杂性，导致了主题的多元化，虽然结尾加以阐述，但从多角度解析会降低作者欲阐发的道理。
《阅微草堂笔记》却通过这样简短而趣味性的故事针对性地告诉我们看待事物不要被美丽的外表所迷惑，要看清事物的本质，辨别是非。故事简短，事与理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在这方面《阅微草堂笔记》技高一筹。
作为明清之际笔记小说的双璧，《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都选择了说狐谈鬼的模式。他们在文中塑造了众多的狐鬼形象，但是二者所塑造的狐鬼形象有着明显的不同。二者的身份不同，纪昀是学者身份，蒲松龄则为落魄文人；二人的年龄不同，纪昀创作《阅微草堂笔记》是饱经世事沧桑的老者，蒲松龄则是一位满怀抱负情怀的中年。
因此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我们所看到的多是雅狐雅鬼；在《聊斋志异》中所呈现的多是情狐情鬼。一个作品常常会局限于作者的所见所识。在纪昀晚期，他人生的标签是学术，他一生之所学已经融汇贯通。在他的笔下，为我们呈现的众多孤鬼形象也多是博学通雅之狐鬼。“他们是狐鬼中的‘学问家’，也是学问家眼中的‘狐鬼’”。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阅微草堂笔记》做了非常客观地评价：“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然昂趣，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
且有学者认为，《阅微草堂笔记》是针对《聊斋志异》所创作的。纪昀对《聊斋志异》的“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极为不满。虽然这不是《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主要原因，但确实是纪昀针对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传奇体在小说中过度虚构、文辞华丽等现象，依据传统目录学的小说观创造了追宗晋宋的“尚质黜华”的笔记小说。
《姑妄言之》的自序中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纪昀追求的笔记小说的艺术魅力不仅仅体现在王充的《论衡》、应劭的《风俗通义》杂说“引经据古，博辨宏通”的内容博杂。他更追宗以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的“简淡数言，自然妙远”的艺术魅力。
魏晋时期崇尚自然，因此在语言上推崇简约含蓄，隽永传神。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例，鲁迅概括其艺术特色为“记言则玄言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这里仅仅使用了16个字，就将王戎吝啬的本性刻画出来。即使《聊斋志异》多采用多藻饰的传奇体，但亦有短篇，其语言上也在追求一种简约凝练。
如行文较长的《红玉》“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蒲松龄并没有刻意塑造红玉的外貌与神态，而是以一个“美”字来概括。作者仅仅通过简单的“月下”这样的意境为红玉的出场做了铺垫，使读者随之产生自己幻想中的美丽女子。“微笑”“不来亦不去”为我们补充了红玉娇羞的神态。简单的语言，却给读者创造了无可限量的想象空间。这想象亦是跟随作者笔下的文字所牵动。笔记小说的魅力就在于使用简洁的语言创造深远的意境，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
纪昀曾评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见之又所未解也。……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
分歧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一为“一书而兼二体”，二为对文学虚构的态度。纪昀对一部书中存在两种文体的否定，根源应出自中国传统的文体观念。受过严格训练的封建文人有着深刻的文体区别意识，认为每种文体都有明确的规范和功能，极少逾越。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一书而兼二体”，但是由于他一生极少留下对小说理论的表述，所以今天我们无从得知此举是否有意而为之，但是他一定是意识到了传统文言笔记小说所存在的表现力上的缺陷，故而通过唐传奇的笔法对文言笔记小说进行了改造，成就非凡，在这一点的认识上上，纪昀无法与蒲松龄同日而语。
对于《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之间的创作方法上的差异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在清代就有学者已有较为公允的评论。俞樾在其《春在堂随笔》中指出：“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绩，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观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藻绩，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
俞樾对二者的评论，还是公允的。他已朦胧地看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唐宋传奇小说与魏晋志怪小说在其各自的发展里程中，有清一代已经形成了两座文学上的高峰。他没有厚此薄彼，虽在认识与语言的表达上，仍然有旧时代文学观因袭烙印，其观点还是客观的。
关于对文学虚构的态度，从今天的小说艺术理论看来，纪昀的小说观未免僵化，他以以著史的角度来审视小说创作，认为小说应当较为真实地再现事情经过和人物行为，直述见闻，信而有征，否定小说中的想象虚构和人为设定的戏剧冲突，压抑情感的宣泄，代之以更为平和的感情表达。随着小说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实践，蒲松龄那才华横溢的笔法和令人心折的情节得到普遍肯定，在艺术水平上，《聊斋志异》的评价也往往高于《阅微草堂笔记》，单从文学角度，本文认为纪昀的小说观相比蒲松龄是略逊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