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9年，西汉名将卫青和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远征漠北。二将共计斩虏敌军八万余人，匈奴元气大伤，远遁漠北。但汉朝死了十余万匹军马，无力继续远征。汉武帝只好暂停远征，积蓄马匹。
匈奴人最畏惧的霍去病与卫青相继去世。汉武帝重启北伐大计，试图让霍去病的老部下赵破奴、外戚李广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等人重演卫霍的辉煌，结果通通失败。偌大的汉朝，难道找不到能接替卫青、霍去病的将才吗？
还真找不到。两汉名将无数，却没人能复制卫霍的战法，也没人具备他俩的军官素质结构。
卫霍的战法对战场指挥官能力要求严苛
卫青的基本战法是以骑兵的高机动性深入草原数百里，奔袭匈奴各部。他以投降的匈奴人为向导，找水草丰茂之处行军，以免大军因饥渴而难以远行。他还派斥候骑兵抓俘虏审讯，侦察敌军所在位置，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奇袭。卫青破敌后往往顺势掠夺牛羊马匹，破坏匈奴的经济基础。凭借这套战法，卫青屡立战功，由车骑将军升迁为大将军。
汉军众将纷纷转型为骑将，多次追随大将军闪击匈奴。其中最得卫青兵法精髓的人是他的外甥霍去病。霍去病的战法相当于卫青战法的改良版。他追求更高的行军速度和更大范围的机动战，一次奔袭往往长达两千里左右。
最能体现两大名将战法特点的是漠北之战。
卫青击败伊稚斜单于后，只追击了二百余里就停了。这个距离相当于战国步兵急行军两天，骑兵急行军一天的路程，比较求稳。卫青的部队在兵员马匹上都逊于霍去病，在决战中还少了李广、赵食其两部人马，兵力优势不大。所以，他没有深入漠北，烧了匈奴赵信城的粮草就班师回朝。
霍去病则对匈奴左方诸王穷追猛打，不断缴获敌军粮草补充给养，一直打到狼居胥山和瀚海才停止追击。卫青部汉军斩捕首虏万九千级，士兵伤亡较大，马匹损失以战死居多。霍去病部汉军则以30%的阵亡率消灭了七万多敌军，士兵伤亡较小，但汉军绝大部分战马损失都在这一路。
卫霍战法各有千秋却又殊途同归，其核心精神都是充分发扬骑兵的机动能力进行奇袭，然后对败敌展开连续追击。
想要用好卫霍的战法，战场指挥官不仅要有过硬的骑射功夫，还必须对战场大局具备清晰的认识。唯有如此，才能在茫茫草原上准确捕捉不断流动的匈奴力量重心，向敌军薄弱环节发起雷霆一击。除了卫霍双星之外，西汉没几个将军能做到这点。
霍去病的狂飙节奏，连匈奴都追不上
汉武帝在卫霍去世后多次派人出塞数千里寻歼匈奴。他显然是想复制冠军侯的成功经验，结果事与愿违。
比如，赵破奴曾经率二万余骑兵出朔方西北二千馀里，打算行至浚稽山就回朝，结果被匈奴察觉。匈奴单于不断调兵遣将，赵破奴斩杀数千敌兵后，被八万胡骑包围，不幸被俘。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斩虏敌军万余。谁知汉军在回师的路上被匈奴大军包围，士兵阵亡十之六七。
这些败仗的共同点是先胜而后败。汉军击败敌军一部后，匈奴立即快速集结成重兵群，在对方归路上打伏击，导致汉军寡不敌众。
在大草原上作战有个难题。汉匈双方的骑兵群都在快速流动，位置不断变化，很难形成包围之势。谁先一步发现对方，并迅速集结兵力、展开队形，谁就能赢得先机。一言以蔽之，要走打结合，不停运动。
霍去病总是尽量取食于敌，以战养战，轻装疾行。他每次奇袭得手后，只是用敌军物资补充给养，然后舍弃剩下的战利品，继续奔袭下一个目标。骠骑将军指挥的汉军总是神出鬼没，打赢了就迅速转移，不给对方还手的机会。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只带了一万骑兵出陇西，转战六日，过焉支山上千里，先后跟五个匈奴小王接战。这次毫无预兆的奇袭让匈奴右方诸王猝不及防。由于汉军的动作太快，匈奴完全跟不上进度。当他们回过神来时，已经找不见人了。
这种巧妙的运动战法让霍去病部汉军能以一当十，把散布在数千里范围内的匈奴各部打得鸡飞狗跳。单论进攻速度，连卫青都追不上霍去病，其他将领就更不用说了。
汉军诸将大多做不到走打结合。他们打仗过分依赖辎重，行动路线单一，战术呆板，对敌情的判断也远不如霍去病那么准确。这都给匈奴留下了重新组织反击的时间和恐惧。当他们模仿冠军侯出塞两千里的打法时，作战节奏迟缓的缺点暴露得更彻底。全身而退尚且困难，克敌制胜更是无望。
没有帅才卫青的指挥调度，很多人封不了侯
尽管汉朝有能力动员数十万大军，但北击匈奴的远征军多为万骑、二万骑、三万骑的规模，很少投入五万骑以上的兵力。即便兴兵十余万，也是分进合击。各军走不同的路线，每一路分解为万骑至三万骑不等的军团，按照约定时期在塞外某地汇合。
之所以这样做，是由因为骑兵远征的后勤消耗远大于步兵。匈奴本身是游牧经济体，后勤物资跟着骑兵军团四处流动，无此后顾之忧。但汉军在塞外大草原上缺乏补给据点，更多依赖自带的粮草辎重。
分进合击能减轻后勤负担，却也存在被胡骑各个击破的风险。胜利的关键在于密切协同，协同的关键在于由一位帅才统一指挥调度众将。
纵观汉军历次分进合击，唯有两次是由一名主将节制众将。更多情况是不设最高统帅，各将只是在汇合后一同作战。汉武帝这样部署也是出于无奈。因为真正适合做三军统帅掌控全局的，唯卫青一人而已。
公元前124年，车骑将军卫青率十万余人远征匈奴右贤王部，亲领三万锐骑，其余部队分属六位将军。次年，升任大将军的卫青再次率领六将军北伐，汉军投入十万余骑兵，先后首虏万余敌军，但损失了两位将军和三千余骑。
在漠北之战中，卫霍各率五万骑兵，互不统属。不同的是，卫青下辖四位副将，霍去病没有副将，只是以大校李敢等人代行副将职能。汉武帝的安排充分考虑了卫霍的指挥风格。
霍去病喜欢自己带头横扫千军如卷席，用最简洁明快的方式打运动战，只选壮勇锐士跟自己一起狂飙。卫青则能充分考虑各军的强弱，找出最合理的协同作战方式，让不少原本能力平平的战将也能立功封侯。
自从卫青死后，汉军再无这样的帅才。封侯众将的能力短板在独自领兵时彻底暴露，对匈作战乏善可陈。而汉武帝寄予厚望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多次出征，常常先胜后败。他指挥十几万步骑与匈奴单于大战，结果还是失利。李广利终因战败而投降匈奴，这也是汉武帝最后一次北伐。
众将的缺陷：军官素质结构不完善
按照王湘穗、乔良提出的军官素质理论，军官的素质结构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偏正型、均衡型、遗缺型。
偏正型军官的特点是一种或几种素质处于主导地位，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素质。冠军侯霍去病就是典型的偏正型军官。他用兵灵活，但世人印象最深的依然是冠军侯“有气敢任”的壮勇。
均衡型军官的特点是各项素质无明显短板，达到了和谐均衡状态。长平侯卫青兼具智信仁勇严等优点，挑不出毛病，完全符合兵圣孙武定义的模范良将。
遗缺型军官的特点是在某些素质上存在明显的短板，不能圆满完成重大作战任务。名气远超战绩的飞将军李广是最好的例子。他骑射功夫或许还强于卫霍，但指挥、治军、练兵等方面才能平平。更糟糕的是，李广出塞远征迷路和被包围的次数比谁都多。他显然扛不起抗匈大业的旗帜。
其他汉军将领的素质结构大多数也是遗缺型。公孙贺、公孙敖跟着卫青出征都时常无功而返。李息配合卫青作战时战绩较大，但独自领兵时表现一般。李广的堂弟李蔡政治才能多于军事才能。苏建曾经被匈奴打得全军覆没，只身逃脱。赵食其和李广一起在漠北之战中迷路。韩说战绩尚可，但统兵能力一般。李广利才不堪大用。霍去病的部下赵破奴属于偏正型军官。他作战勇武，在霍去病的指挥下表现出色，单独领兵时差很多。
总体来看，卫青与霍去病虽然素质结构类型不同，但综合能力超出众将一大截。霍去病虽是偏正型，但缺点不构成死穴，只是“勇”这项素质特别突出罢了。后起之秀路博德和赵充国属于均衡型军官，但指挥风格偏稳健，跟卫霍的灵动不是一个路数，也不以调度众将见长。
总之，汉军众将的素质结构决定了他们更适合做卫霍的部下，而难以活用霍去病的独特战法，更无法成为卫青式的帅才。汉武帝经过反复尝试后，终于确认了这点。他只能放弃彻底消灭匈奴的梦想，让疲于低效率战争的军民休养生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