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空钓寒江》第十一章《实事求不》，本来早上想法很多，可是到了晚上整理的时候居然想不起来什么了，看来思路和想法是一定要整理到体系中来，并像读黑天鹅一样及时记录才可以。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要花大力气去寻找事物的联系，试图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却鲜有人先划定事物的边界然后再依据限定的条件去发现规律。

进一步说，如果事物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变化后，那么这个事物还是原先我们认识的事物吗？

例如说我们平时在股市有一笔钱，在你不急用时，它就会成为你的资本，而在你急需时，它就是一笔钱。边界是什么，是这笔钱是否能够长期不启用，也就是说资本的真正含义是不用的钱。这也就符合笑来老师所说的投资股市的资本。

求不有什么用呢？首先，求不可以告诉我研究的事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其次，求不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事物。再次，求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另外，求不可以让我们想清楚到底需要什么。最后，求不可以随时提醒我们自己，黑天鹅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总会有我们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发生，不的方向才是我们最终探询的方向。

那么怎么去求不呢？说实话，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现在所能想到的就是多问想做的事情有哪些限制条件。例如我想制定看书计划，首先要想到到底那些因素会对看书产生限制，例如环境，时间，书籍，个人情绪，个人状态等限制条件决定了读书的进度。

以后补充阅读其它材料，再重新书写这篇文章。另外，下面将原文附上，来源于量子学院的《空钓寒江》。

实事求“不”

几乎所有的科学定律都体现出一种 “不”的内在规定性。例如，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人们建造“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则说“热不能自发地从低温物体流入高温物体”（克劳修斯说法），或称“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可能的”——即建造一种装置，使其将热量百分之百地转化为机械能而不产生任何其它影响，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普朗克说法）；热力学第三定律则指出“绝对零度不可达”。

当然，还有许多重大理论也包含了这种“不”的严格限定。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则表明在量子力学中不能同时准确地给出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此外还有泡利“不相容原理”等等不一而足。

一般说来，科学理论中的“是”往往是有条件地、相对地成立的，它们都是在做了多种假设，进行过多方面简化，有意忽略了数不胜数的次要影响因素之后，才从实验事实中抽象出来。因此它们也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能严格成立，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状态”永远都不会存在。但是科学定律中的“不”却是无条件地、绝对地成立的！可见，“不”较之“是”而言带有更多“真理绝对性”，因而也更贴近永恒的、绝对的宇宙精神。

对某一领域的不断求“是”固然可以使我们逐渐深化对这事物的认识，然而只有求得到“不”才算摸到了这个领域的终极边界，才能够从闳阔的视野把握住该事物的整体，也才可以说对这一领域达到了彻底的认识。

当牛顿力学建立起来以后，它几乎可以精确完美地解释一切力学问题，人们都误认为这种力学理论应用范围无限广阔，物理学已经最后完成，人们的眼中对它看不到一丝一毫的“不”。

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开始遇到了麻烦，正像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爵士1900年在英国皇家学会演说中所指出的，虽然物理学是万里晴空，“可是现在，这种理论的优美性和明晰性被两朵乌云遮蔽得黯然失色了。”

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力学的建立彻底扫清了物理学天空的乌云，同时也为经典物理寻求到了“不”，牛顿力学只适用于宏观经典时空范围。这不仅划定了经典力学的最后疆界，同时还开拓了更为广阔、更为壮观的物理学新天地。可见，求得一个领域的“不”并不是认识的终结，它正是一个全新领域求“是”的开始。

另有一种深蕴哲理的“求不”，那就是科学上的“证伪”原则。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经提出过“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事实只能证明一个理论是假，却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是真。”

为什么会是这样？他的回答是，“证实是归纳问题，证伪则是演绎问题”，“作为科学理论的普遍陈述虽不能为大量经验事实所肯定，但却能被个别经验事实所否定”。例如，为了验证“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样一个普遍结论，哪怕你走遍七大洲，考察了全世界上千万只乌鸦都是黑色的，也不足以证明这一科学结论的绝对正确，只要有人在南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发现一只白乌鸦就可以彻底否定“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既定结论。

可见，不管有多么大量的经验事实支持一个理论的正确性，都无法严格证明为“真”，相反，仅仅一个“证伪”就足以否定整个科学原理或科学定律。

求“不”即是主动探索客观存在的外在限制。事物的发展都内含着一定的“度”，超越此“度”即走向对其自身的否定，恩格斯把这种“度”称为“关节点”（例如水的“沸点”与“冰点”），他认为：“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就转化为质。”

办事要想做到“心中有底”就必须在求“是”的同时注意求“不”，而这个“底”往往也就寓于这“不”字之中。摸清这个“不”的底线，有助于人们找准事物变化的“关节点”，正确地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度”。

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必须同时顾及到“求是”与“求不”两个方面。无论是确立全球发展战略，还是制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大都市的发展战略都必须做到这一点。

有一个举世闻名的，专门研究人类未来发展的国际性权威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就是这方面的杰出典范。这个组织在1972年发表了他们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它以确切的数据，雄辩地阐明“如果按目前这种增长趋势发展下去，人类将使地球变得拥挤不堪，人类和自然所组成的环境体系将陷入无法控制的崩溃和瓦解的境地。如果人能控制这种增长，世界还有救，但时间过去得越长，成功的机会就越小。”这本书在全世界发行了400万册，引起极大反响。

我们在制定发展计划时是否也应当有意识地增拓“求不”思维，自觉地寻找相关的边界限制呢？例如，对一座人口极度稠密的大都市，在大力提倡“小汽车进入家庭”的同时，有没有从道路容量、停车泊位，以及城市空气污染等方面进行科学论证，定出这个城市汽车最佳拥有量，并据此制定汽车销售策略和城市交通发展规划呢？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领土仅及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农地的四分之一，牧地的四分之一，林地的九分之一，水资源的四分之一，”（见[英]甘乃迪《逃战世纪》），在制定自己发展战略时是否也应当据此估量一下客观许可的“增长极限”呢？我们在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同时，有没有充分考虑大西北总水量的关键限制以及脆弱生态环境的制约呢？

对人类社会发展求“不”要比对自然规律求“不”困难得多。因为对自然寻求“不”并不涉及具体人的利害，而人类社会的“不”将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每个人都会带有生命个体的普遍特征，即以自我生存为中心，然而每个人的生存又无法脱离社会的整体支撑。

这个矛盾也许是当今社会一切不谐之根源。（人体细胞就因为不具备这种“自我中心”特点，整个人体才会构造得如此完美，如此和谐。）“求是”关注的往往是局部个体的可行性，而“求不”则必须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认清整体的约束性。世人大多注重“求是”而疏慢“求不”，热衷于谋求自身发展，而较少顾及自我制约，可见在现实生活中“求不”比“求是”更加需要人们拥有清醒的头脑，全局的眼光，以及能够放眼高远时空的预见能力。

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不光对我们展示了精深的至理，还为我们规定了严格的戒律。“求是”与“求不”的对称思维如同相辅相成的两个轮子，“运思如转轴”，配置了双轮的车子显然比“独轮车”更好驾驭，也更加稳健，运掉自如。有此思维，会使我们既善于进取，又胸怀戒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