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年龄一般大的人，大抵也已经记不起拾麦子的情景了吧！比我小的，自然也没拾过麦子，甚至没见过麦子。
我的老家在西北，革命老区。我记得大概在上初二以前，每年的六月份，学校都会放“忙假”。那时候，老师基本都是前村后镇的老乡，到了收麦时节，都得回家割麦子。
“忙假”其实就是给老师放的。但毕竟是放假，于我们这些贪玩的小孩来说，再兴奋不过了。
“忙假”不像暑假，没有暑假作业。但是，忙假也不是给我们放羊了。除去帮家里收麦子，还有一项不用看书不用写字的作业——拾麦子。
学校将拾麦子定义为勤工俭学，这可不是说说而已。等到收假了，是要背着麦子交给老师的。按照年级高低，上交的麦子重量不等。
于是，拾麦子便成了忙假里每天清晨的必修课。那时候我们那穷乡僻野，没有收割机，麦子全靠一把镰刀。大人们猫着腰，挥着镰刀，咔嚓咔嚓，就看见金黄的麦浪一坨一坨，栽倒在地上。
割完的麦子被一摞一摞地堆在地里，捆起来，装进架子车，拉到晾晒场。
毕竟是手工割，总会在地里散落不少麦穗。这便成了我们这些小孩拾麦子的由来。当然，也有个别婶子们来捡拾，但凡这样的，必定是家里吃饭的嘴太多，自家种的麦子交了公粮，剩下的太紧巴。
早晨，我领着小两岁的弟弟，兴致勃勃地出家门，向北去拾麦子。我俩还算勤快，起的很早，一人咥（方言：吃）了半块馍馍，就出发了。
赶在妈妈做好早饭回到家，能拾多少算多少。高原上的清早，虽是夏日，却也凉爽，拾麦子正有劲。等到太阳当头照了，我们这些小孩可不愿意像父母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
乡村的清晨，静的如水一般，偶有狗吠和鸡鸣。再或许哪家的毛驴睡了一晚上，饿了，会发出一长串撕破宁静的嚎叫。
我和弟弟径直奔向已经清场的麦子地，从地东头开始，一根一根拾起来。刚刚割掉的麦茬高一截矮一截地杵在地里，散发着秸秆特有的干冽的芬香。
右手从地里捡起，麦穗朝上，交付给左手，紧紧地捏在一起。不一会儿，小手里就捏了满满一把麦子。我从地头或垄边拔起几根绿油油的草，将手里的麦把捆好。
用来捆麦把的草也得是细长有韧劲的，比如野麦子、狗尾巴草、早熟禾等等，都能用。
渐渐的，其他小伙伴也来了，三三两两，点缀在麦地里。
这时候，我总会让弟弟停止拾麦子，专门去看管已经捆好摆在地里的麦把。总有调皮捣蛋的，会从别人的麦堆里拎走一把。
有时候，西家地里只剩麦茬，东家地里还是金黄一片。拾麦子也是有规矩的，只能在收过的地里，不能踏入未割的麦田。
甭管张家还是李家的地，只要麦子收了，谁都可以去拾散落在地里的麦穗。可是麦子没收，任谁也不能去糟蹋。
我和弟弟来的早，一连拾了两块地，等到早饭时节，一人都搂着一大抱麦把回到了家。
“这俩娃，今天可是干了赢人的事了，拾了这么多！”奶奶笑容可掬地夸奖我和弟弟。
“快放下，洗洗吃饭了，饿坏了吧！”妈妈招呼我们。
饭桌上已经摆好了刚炒出来的两样菜，还有小米粥，饭香弥漫在窑洞里，引的我肚子咕咕咕直叫唤。
饭后，村里的马叔来到家里，一进门就对爸爸说：“你娃不像话，把我家的麦子给拔了。”
爸爸一听，立刻板着脸，叫来我和弟弟盘问。我委屈极了，说没有拔人家的麦子，都是拾来的。
马叔不信，说：“我吃过饭到地里一看，麦子被人拔了一坨。有人看见了，就你俩拾的多，肯定是拔了。”
“拾得多就是拔了吗？”弟弟扯着嗓子喊。
自己的儿子自己最清楚，爸爸没训我们，可马叔说有人看见了，爸爸得给他个交代。
还是妈妈站出来说：“拔没拔，咱去看看娃抱回来的麦秆有没有齐茬，不就明朗了。”
妈妈的意思是，如果真是拾来的，必定有镰刀割的齐茬。而如果是拔的，麦秆上的茬肯定参差不齐。
都是庄稼人，一眼便能分辨出，我们抱回来的麦子，茬都是镰刀割的。
马叔不服气，狡辩说：“谁知道是不是拔回来，再用镰刀把根割掉扔了。”
爸爸这回不让着了，反驳他：“你说这至于吗？都是种麦子的，谁还看上那一捆两把麦子？娃起了个大早，所以多拾了几把，咋就成拔的了。”
马叔掉转身，灰溜溜地走了。我们朝着他的背影伸舌头，心里的委屈没了。
后来得知，拔麦子的“真凶”找到了，是大毛和二毛。这两人平时就喜欢戳猫逗狗，做这种事也不稀奇。
如今，家乡早已不种麦子了。“忙假”跟着麦子一块消失了，拾麦子自然就成为一种古老的记忆了。然而，记忆里那金黄金黄的麦浪，永远都在起伏。连同那拾麦子的少年，他的笑脸也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