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钊
羽戈先生在《酷吏李达康与不倒翁季昌明》中说：“电视剧里的坏蛋……不仅容易找到原型，而且现实之中，魔高一丈，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但是，论及剧中正角，艺术便与生活拉开了距离。”（公众号《思想的云》，2017年4月26日）可这个距离在哪里呢？他举剧中人物李达康为例，他“不畏权贵、不近人情、克己奉公，勇猛精进。”“然而，像达康书记这种人，只可能存于遥不可及的理想当中，现实官场，难觅容身之地。”这就是说，艺术所塑造的正派人物与生活的距离，是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
文学与艺术常常承载人类的理想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到的，或者是于现实中受到了不平的，便希望由艺术的想象来创造一个自由、平等与公正的世界，怨屈得以伸张，正义得以战胜邪恶。而且，艺术中的生活愈是卑污，理想的实现便越是光彩夺目。《人民的名义》便属于这个“艺术的套路”，所谓揭露坏蛋的“尺度之大”，正是为了衬托正角之伟岸、之光荣、之正确。
艺术与生活拉开的这个距离，又引出了生活与艺术的另一个悖论，即越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便越是想在艺术中塑造出来。或者说，生活离理想越远，便越是想在艺术中看到理想的变现，从中寻一点精神上的慰籍，使陷于生活的烂污中的人们，有一点拔濯的希望。《人民的名义》得到的热捧，就是这一心态使然。
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说：“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与骗。”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使现实的可怕的真相毕露”——这一标准来量，古今的有些文学与艺术作品倒也并非全是在“瞒”，古者如《红楼梦》中贾雨村“乱判葫芦案”一节，雨村面对一起杀人案，不仅给了冯家一笔钱，封口了事，而且还把那个帮他出主意的旧识衙卒，找了个借口，充军发配至远方去了。因为此人知道贾雨村的底子，这时的他要维护自己的形象。所以，白先勇先生便说这一节很写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官场险恶。今者，如这一部“尺度很大”的反腐剧。
如果从“生活与艺术拉开的距离”——艺术中的正派人物只能存在于艺术之中——这一面来看，文学与艺术倒也靠得上一个“骗”字。这也可以从古今的文学与艺术作品中看到。古者如人们熟悉的剧本《窦娥冤》，窦娥所受的冤仇是很明白地写了出来的，而对那个制成冤案的楚州太守桃杌的刻画，更是深刻、准确，甚至还有点可爱。这位官员审案时，是先要跪拜一下诉讼人的，他的手下不解，问他：“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那太守说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再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男女恋爱中所经受的打压，也是很写实的。但到结尾，窦娥是冤情感动了天地，六月天里下了大雪；而梁祝则是死后化成了仙蝶，双飞双舞于万花丛中。这固然可使阅者在看了现实的残酷后，终于得了一个精神上的满足，存一个无望的祈盼：现实固然是苦难的，但会有神灵襄助，使天地动容；即便没有神助，冤屈得死去了，也可以成仙的。
这一类的文学与艺术，细想，又并非仅仅是一个“骗”字便可了得的，且还有麻药的成分在。读过、看过这样的文学与艺术作品，是可倒头睡去的。因为其中人物所受的苦难，终于得到了补偿，于是也就不再去关心现实中的苦难，去想何以会有那样的苦难，以及是否应有不使这苦难再次发生的法子。当然，这样的想法是在责难古人，于德不厚。可对于今天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则是可以是这样想一想的。
人类在生活中总是有不满意、不满足，而邪恶当道的时候又并不少。于是便要设想一个理想的生活，供自己向往与追求。所谓理想的生活，就成了人的目的地，生活也就变成了奔向目的地的历程。这种理想，有宗教里的天堂世界，有思想家设计的乌托邦，也有中国先贤提出的大同世界。可是，除却宗教中的天堂不说，——因为它毕竟是属灵的世界，世俗生活只是进入其中的跳板，其他所有的“理想国”——世俗生活的终点，自设计出来那一天起，不论是人类向往、追求了一千年还是二千年，依然遥遥无期。不但如此，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越是声言把“理想国”作为一个社会奋斗之目标的，走在路上的现实生活却越是污烂不堪，与那个“理想国”的距离也就越是巨大得难以企及。
其中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人们过于相信“理想”，直至将其锻造、粹化成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人，一旦被这种精神上的乌托邦所劫持，难免会自视为“理想国”的化身，“理想国”的代言人，甚至是“理想国”的把门人。这时，“理想”就成了横在人们进入“理想世界”的过滤网，织成这个网眼的，则是“理想世界”里的道德绳索。这时，“理想”已不再是一种精神，而成了统治的工具，自称掌握了这种“理想”的人，便具有了上帝的权力，成为人类的拣选者——拣选可以进入“理想世界”者。人，一旦自视为人的上帝，并掌管其他人，人间的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将理想还给上帝，把世俗还给生活。世俗世界既是人性之善的寄存处，也是人性之恶的演出所。它既没有特别的伟大，也不是有人宣称的地狱。它只是有着各自具体的利益与追求的人的聚集、生活之地。在这里，“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社会管理机构。”承认生活的这个基本事实，在保护与尊重人的权力的前提之下，处理、协调、维护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世俗生活变得安全、保障，“艺术与生活的距离”也许不但不会被拉大，而且才可能使“生活就是艺术”。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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