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与独身一人并不一样，我们将家庭看成是一个“单位”，认为家庭所做的决定来自一个人，一家之主会代表妻子和孩子做出一些决定，如家里该买些什么、谁去上学、上多久的学、谁来继承遗产等。他或许是无私的，但显然是全能的。

然而，任何有过家庭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家庭运转模式。这种简化的模式具有误导性，忽视家庭内部复杂的动态变化会产生重要的政策性后果。例如，我们已经看到，给予女性正式的名下财产权对于其生育选择十分重要，这并不会改变她关于生几个孩子的想法（节制性生育就不由分说了），而会使她的想法变得更有分量。

这种最简单的模式忽视了家庭运转方式的重要方面，对这一点的认识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们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家庭决定被看作是家庭成员之间（或者至少是夫妻双方）谈判的产物。夫妻双方讨论着该买什么、到哪儿去度假、谁应该干几个小时的活儿、生几个孩子，但他们的讨论方式会尽可能地照顾到双方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他们在怎样花钱方面有分歧，如果一方在不伤害另一方幸福的前提下可以更快乐，那么他们就会妥协并达成一致。这种家庭观念常常被称为“有效家庭”模式。这种模式让我们认识到，家庭有一定特殊的地方——毕竟，家庭成员并非是因为昨天才见面就被永久地拴在一起。

因此，他们可以就其所有的决定进行讨论（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确保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做得更好。例如，如果一家人开了一个小公司，他们应始终努力赚更多的钱，以使其他家庭成员获益。

有一项研究表明。在男人的“好年头”里，男人在烟酒及个人奢侈品上的消费更大；在女人的“好年头”里，虽然更多的钱也花在了女人喜爱的小东西上，但她们也会为家里买更多的“食物”。

然而是否会出现所谓的“败家娘们”和“败家爷们”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家庭的特点并不在于家庭成员间的契合度有多大，恰恰相反，他们会遵循社会承认的简单规则，如“你不应该花掉为孩子准备的钱去买耐克牌衣服”，这种规则可以保证他们的基本利益，无须为此进行没完没了的谈判。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他一些发现也更有道理。我们看到，当女人在地里（仅以种地为例）的耕作赚了更多的钱，一家人都会吃到更多的粮食。这或许源自法国人类学者克劳德*梅拉苏所描述的一个规则:真正负责养家糊口的是女人，丈夫会给她一定量的家用，她的任务就是想出怎样充分利用这些钱。

因此，家庭成员被一条纽带绑到了一起，但这一纽带并不是高效分享资源及责任的能力，而是一种不完整的、粗糙的且常常很松散的“契约”，其中规定了每位家庭成员对于其他成员的责任。这种“契约”或许需要得到社会的强化，因为孩子无法平等地与父母谈判，妻子也无法与丈夫公平地谈判，但社会的发展得益于家庭所有成员对于资源的公平分享。这种契约的不完整性或许反映出了强化较为复杂的事物的艰难性。偷偷地说一嘴:谁也无法保证父母会喂饱自己的孩子，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社会或许只能对其采取制裁或谴责措施。

言归正传。铁木君倾向于认为，男人比女人要自私的多（铁木君是男儿身）。然而，这或许恰恰体现了那些准则与社会期望，也就是我们认为在家庭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因素。或许，人们期待女人能将自己获得的意外钱财用来补贴家用，而并不期待男人这样做。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不仅谁挣钱很重要，怎样挣钱也很重要:女人或许还未察觉，她们自己付出劳动所赚的钱“属于”其家庭或孩子。有些矛盾的是，或许恰恰是由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公共政策才会倾向于她们。

写到这里特别的想插播一段，铁木君在高尔基写的《我的大学》中所看到的。高尔基“读大学”的时候寄宿在一个叫叶浦里诺夫的家里，家庭的主人是位寡妇，仅仅依靠一份少得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计，她每天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就算把自己（女主人）排除在外，用什么方法才能用一块肉做一顿满足三个体格健壮男孩儿（其中包括高尔基）的美餐呢？她恰似一匹筋疲力尽的母马，明明知道已无法驾驭生活这辆沉重的车，仍旧勉强拼命地朝前拉着。就是这样，以至于高尔基的一句无心的话“要是包饺子的话，这点儿肉实在是太少了”，把女主人气哭了（这个熊孩子）。

最后高尔基对这位母亲给出了总结性评价:倒是我很快就发觉了这位可怜的妈妈的厨房哲学，她的厨房技艺令人折服。她是数着米粒做饭的，每天只用一点点东西变戏法般做出丰富的菜肴。养活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我这个其貌不扬、不懂礼貌的小流浪儿。她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在我心中都像巨石般沉重。

写到最后，铁木君的心情很沉重，好想起身抱抱我的老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