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周年纪念
作者：水夕潺湲（原创）
前几天在朋友圈转发的81级师姐印螺纪念母亲周年的文章，因高度相似的母女背景，一些朋友误以为是我的作品。句里行间都是同病相怜的慰籍。惭愧之余，觉得应该也写一点文字，对试图尘封的记忆做一个整理。过去的一年，独自一人的时候，不敢打开妈妈的衣柜，不敢触碰妈妈生前喝水的杯子，生怕跌入悲伤的黑洞；感谢许多关爱的朋友愿意倾听，我也害怕自己无意陷入祥林嫂式的絮叨；但终究是不能忘却的痛，我只能接受各种忙碌来转移心情，也确实有一点效果，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整整一年。
妈妈去年夏天走的时候93岁高龄了，最后几年都在护理床上度过。亲友们总是以“喜丧”安慰我。那段时间网络上还流传一个说法“没有质量的长寿是对子女的浩劫”，我至今无法认同，因为我内疚的正是妈妈生活不能自理的最后几年，我没能给她有质量的陪伴。虽然每周末从厦门回来是她日常最喜悦的盼望，可是每次回家我像是为了完成一系列标准动作，包括与保姆合力将妈妈从床上抬到轮椅上、去西湖看水看花晒太阳。每次我总是让保姆推她先走，我留在家里整理打扫消毒，磨磨蹭蹭。有时候没等我出去追她们，她们就回来了，保姆说妈妈等不到我，就没有心事在外面待了。妈妈晚年对我的依赖，表现为我出门不久就打来连环扣的电话催我回家， 即使在家的时候她的眼睛也总是跟着我移动。我很不自在，有时甚至口出厌烦：“妈你不要一直盯着我，这样我会觉得如芒在刺知道吗！”可怜的老人只好把眼睛移开，却不知该看往何方。我只想到妈妈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却没有想到与妈妈的不同频有我自己的原因：我人回来但是心没回来。在家跟妈妈相处的时间里，我总是泡在自己的工作电话中、甚至耗费精力与保姆斗智斗勇，却很少有耐心按妈妈退行的思维节奏与她慢慢说话；我用心讨好保姆，却吝啬给妈妈一个拥抱。我还提醒自己以后老了不要像妈妈这样粘子女讨嫌弃，却没有体恤人的意志力可能随着衰老变得不由自主，如飘落的树叶无法左右自己的方向。我常说妈你要有点自己的兴趣就不会总盯着我了。其实妈妈一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兴趣广泛喜欢交友还喜欢做慈善，直到她坐轮椅行动不便了，也还会手把手教一个没上过学的保姆写字、识谱、唱歌、做手工，但凡她有能力独立做自己，她何尝愿意粘附子女？
也许这正是所谓“浩劫”的合理逻辑，但我们如果能多一点弱者的换位，多一丝悲悯，就会知道这个词对于甚至没有能力结束“浩劫”的老人是多么不公平。我无意于评判别人，也有照顾失能长者的感同身受，但我至今不解为什么要把这种艰难“熬一天算一天”。没有一个有尊严的老人愿意自己成为子女人生的回头路，而子女如果真正接受父母老去的现实，或许不会那么急于甩下这样一份本可以随行的重担，只是可惜我们很少有人为此提前预备，我们再也没有过去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下应对生老病死的从容。我一直到妈妈偶尔出现意识障碍，才开始考虑她最后阶段需要的住房改善、护理条件等等，可惜我醒悟到这些已经太晚，所有开始的准备，妈妈都没有等到。
子欲养亲不待的遗憾，不只是物质、更多是精神的亏欠。都说要把老人看作幼儿，这种认知确实有助于我们在父母变得不可理喻时免于崩溃，但忽视了老人已经经不起那些对幼儿有益的“苦其心志”。有时我会吓唬妈妈：“你再这样管着我，我就马上回厦门去！”我竟然天真地希望妈妈能像小孩子一样被教育，希望通过她自己的改变重建理想的亲子关系（确实因为妈妈长期的强势和教育方式的严苛，哥哥姐姐都与她都有了疏离）。儿童或可“劳其筋骨”，而风烛残年的老人如何经受？如今每次我倚窗看夕阳西下，感受到生命的余晖可以如此美丽，其实只需要静静的目送和温暖的陪伴，而不是去干扰转瞬即逝的落日、强求我们想要的光景。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我对妈妈的好只是出于责任而不是爱，因为我确实从小跟妈妈不亲。姐姐回忆她初中有一次天不亮早起去拉练，妈妈摸着她的头唤她醒来，她一直记在心里，还说自我出生后妈妈就不摸她了，我感觉得到姐姐对妈妈爱的渴望。而我一直到成年，确实妈妈还常摸我，但是我不但没有姐姐那种甜蜜感，心里还是悄悄抵触的。我一直觉得这种抵触感很罪恶，不敢说。因为我从记忆开始就在屏南双溪的外婆家，妈妈爸爸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缺失的，后来我知道是因为当时正值文革早期，父母无法自顾，刚上初中的哥哥姐姐也常流落街头跟造反派打架，把我寄养到外婆家是对我最好的保护，我也由此有了与哥哥姐姐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当我回到福州已经是文革中后期了，进了当时的红卫兵小学，却读回一个年级，后来得知是我的父母认为乡下的学校基础不扎实，给我降了一级。我小时候属于比较乖的那种孩子，降级就降级吧。但后来，妈妈开始教我学缝纫机，还安排我学小提琴，这个过程中我记忆了一个严厉的、不可亲的妈妈，学琴也毫无乐趣，我开始怀念在外婆家跟表弟们自由玩耍的生活，怀念双溪小学洗毛笔的洗砚池。后来我很遗憾为什么从没有与妈妈分享这些，那个小学也是妈妈小时候的学校啊。也许妈妈已经被生活所迫，只关心孩子们的前途和生存，要我学缝纫可能是她从小带来的大家闺秀观念中女孩子的必修课，也是现实技能。逼我学琴，是为了我有一技之长能考上文艺团体，因为当时的政策每家只能留一个孩子作为“照顾对象”，其余都要“上山下乡”。姐姐已经高中毕业留城，在1976年国家转向之前，我的前途自然成了父母的忧患。我上中学后沉迷于知青伤痕文学，从中理解了父母的苦心。但好在那时候高考制度恢复，我可以不用练琴了。
因为学琴，我对妈妈有了一段因离别产生的亲情。当时有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小兵业余文艺宣传队”，从小学高年级挑选文艺生，离校一年参加巡回演出，据说以后有机会成为前锋歌舞团的培养苗子，所以除了选拔还要托点关系，妈妈大概托了她的学生我才得以参加。我记得出发的那天下午，一个穿着军装的人来接我，是妈妈的学生，我现在还叫他天剑老师，记得那时我还不到十岁，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妈妈送我到门口，拿起鞋子要换又放下了，对天剑老师说她就送到这里，拜托他照顾我。妈妈在我们面前关上了门，我直觉到她哭了。我提着琴盒跟着天剑老师走下台阶到了外面的路上，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看到窗户栏杆那里有一面镜子伸出来，是妈妈在后面悄悄看我走远。那是我第一次与妈妈有了不舍之情。此后跟着宣传队辗转巡演的途中，我生过一次病，我发现自己会想妈妈。她给我做的一件花衣服，一次巡演转场下车时，被我遗漏在军车上，被后一车同学捡走了，我没能要回来，难过了很久，只因为觉得那件衣服有妈妈的气味。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巡演提前结束。我回到福州时，妈妈依然让我觉得生疏，好像她不是我想念中的那个妈妈，首先是我回学校时又被她降了一级，进了一个陌生的班级。妈妈认为宣传队虽然也有文化课，但教学质量不好。也可能更多是为了让我有时间练琴，因为我对小学的印象实在没有多少读书的记忆，倒是无论校内校外的宣传队丰富多彩。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演出，是因为可以戴红领巾，好像还是绸缎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不知为何一直没有资格加入少先队（当年叫红小兵），后来明白真实原因是我的家庭出身。在外婆家的那几年，大人们对我解释是因为我的户口不在本地，回福州后又有别的说法，好在宣传队里孩子们都是一样的行头，淡化了我与别人的不同。而妈妈为了保护我的心里不受伤害，需要编很多谎言，还要取得我的老师配合一致口径。一直到1977年姐姐高考，因为政审原因无缘她本可以上的复旦大学，我才知道这个秘密。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是我从未见过面的“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祖父，正在怨气头上的姐姐与那个坐得笔直的老头发生激烈争吵，妈妈在混乱中先把我带离现场关到楼上，又下楼收拾局面。在妈妈眼里，我是一点苦难都经受不起的，用她的话说是不愿意我头脑复杂，总是给我特别的呵护。
妈妈对我的呵护，同样也给了她的学生。她的相册里保存整理的学生的照片远远多于我们的，其中一张早期的学生合影，旁边有几个她的字：“这是我的第一批孩子”，那是她刚从师范毕业带的第一班学生，“卓娅班”的班名带着那个年代的色彩。
姐姐一直在妈妈身边长大，而且中学就读妈妈任教的学校，对工作角色里的妈妈比我了解更多。姐姐说她嫉妒妈妈的学生，因为妈妈把爱更多给了学生，却忽视了身边自己的一对儿女。也许因为我从小寄养，比哥哥姐姐多得了一份补偿的爱。只可惜我跟妈妈总是很难亲近，同时又很怕她不高兴，总是被动地接受她对我的安排。我成年后多次更换职业，磕磕碰碰中才理解妈妈对我的人生规划满有智慧、而且是尊重到我的特质的。高考制度恢复后，曾经被父母两次降级的我又被安排跳级，从小学五年级直接进入初二，赶上福建省第一届中考，上了师大附中高中。高二开始妈妈可能注意到我是一个有文科思维、动手能力不强的理科生，便把我的专业方向引向中医。但是为了高考，自然我就被施以高压的理科应试教育。与学琴一样，我完全感受不到学习数理化的乐趣，更害怕爸爸辅导我物理作业时经常失控的火冒三丈。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听从老师安排转到文科班。当年这个转变有很多原因，包括妈妈当时太投入自己的学生、无暇顾及我。从此我的人生与妈妈的期待完全脱轨了。
没有学医的遗憾时时都有，最遗憾的一次便是妈妈最后的日子，因为我对医学的无知导致了一系列护理措施和医疗决策的错误。大多数人对插管和切气管之类的抢救措施都表示过不接受，妈妈也不例外，但我们都忽略了这些医疗措施适用场景的差别性，对其后果是否不可逆更是缺乏专业的指导。在她极度虚弱的最后阶段，却逼她自己承受这个残忍的选择。虽然我目睹她因不能吞咽饱受饥饿的痛苦，也清楚地知晓每一次她坚强地接受点滴进食背后是求生的愿望，作为监护人的子女完全可以判断父母的真实意思。但是在缺乏医患信任的社会，子女如果没有医学常识，真是老人的劫难。我在她本应插鼻饲胃管时延误时机，在拒绝ICU切气管时又签字接受经口呼吸机。
事后许多做医生的朋友，有的骂我们既然自己不懂为何不听医生的，而我最痛心的就是最后因不得不听医生的，让妈妈被迫进了ICU。端午节前一天，一个新提拔的年轻科主任节前巡查病房，发现普通病房有这么个危重病号，大概她考虑医院的管理责任风险，给我们下了通牒：要么按医院安排在六点医生下班前进ICU，要么就停止输液出院。妈妈当时已经因强行喂食有了肺炎，离不开输液治疗。我们没有选择。妈妈就此离开我们的视线（因为不允许探视），一直到最后我们接她出来，她已经在镇静剂下没有意识。我看到她满身伤痕累累，多处淤青以及已经四肢已经变形的水肿，我可以想象采用深静脉注射之前的那几天输液漏出渗液无人发现，更不用说老人家如果需要其他帮助，会有人理会。护士只能关注仪表上的数据，没有精力关注仪表下的人，所谓的intensive care 实际上是no any care！我天天盼望妈妈转回普通病房，回到之前我陪妈妈住院的两周里，尽管我没有一夜可以连续睡两个小时（因每次躺下都要设闹钟起来给她翻身），但那时妈妈还能自己咳痰，给她叠好纸巾她还能自己清理粘物，虽然虚弱但是意识清楚，关心她外孙女的婚事，叫我劝女儿得要有一个孩子。还问我厦门的工作怎么办，我告诉她快放假了别担心，她还会一遍一遍说担心这样把我拖垮。确实，我是在妈妈进ICU之后的几天体力得到修复，可是妈妈自己在ICU里却越来越不好，肺炎越发严重，并受尽医疗手段的折磨。老人家是以她一个人的苦难，免除我们兄弟姐妹的重担。她的离世也同样饱含对我的心疼，只是可惜都没有机会让她与我们道别。
妈妈刚去世的那段时间，我一度丧失表达欲，不想与外界多说话。大数据时代的手机每天给我推送关于生前预嘱、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等信息，我想到多年前曾经涉足这些领域的课题，但因为近年更多的宏大命题关注，这些关乎死亡的课题备受社科领域的冷落。也许每个人都只有在失去至亲的时候才会关心生命的去处，如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所谓的临终关怀至多是医护技术的改善，却无法帮助别人在死亡面前克服孤单和恐惧。妈妈用生命的代价，唤起我对生命科学、甚至是死亡学的思考。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对未知的事物只接受“眼见为实”，许多假设也许永远无法被科学求证，但只要它的可能性符合逻辑，我们都应该心存敬畏。我相信生命以灵魂体魄的多重形式，或行走于不同的空间。愿妈妈涅槃重生，愿您脚下有灯，路上有光，安心奔走天国的路。待我做完今世的功课，我也会来找您，我们的缘没有结束。如果您还想重返人间，尽管您可能依然是那个有很多缺点的妈妈，我也希望再次与您相遇，来世我还会是那个来报恩的孩子。
2024年7月4日于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