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刚过元旦不久，一天晚上父亲回来的很晚，我已经睡下了，但还是被父亲和母亲说话的声音吵醒。
第二天醒来，母亲告诉我小金山边防连的巡逻车发生了翻车事故，边防连连长的腿被轧断了，大雪封山，父亲一大早就骑马带人去把他从边防连接出来，送后方医院治疗。
我问父亲是不是要去很久才能回来，母亲说外面雪下得很大，父亲说预计要到晚饭前才能回来。
到了晚饭时间，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母亲有些着急。安顿我吃完饭，母亲把我托给一块儿住的家属照看，就到团部去打听父亲的消息。
团部机关灯火通明，母亲到机关后才得知父亲带着后勤处长、通信股长和一名通信员带着电台，骑马前往约定的中间地点大金山接人，还有一名工兵开着一辆推土机提早出发，一路推雪开道。中午12时，父亲他们就准时到达了大金山脚下，但因为大雪封山，道路难行，边防连一个排的人轮流抬着连长，直到傍晚19时才把受伤的连长从小金山边防连送下山来。
这会儿，父亲他们正在返回团部的路上，大雪天晚上看不清道路，前行速度十分缓慢。彭团长、王政委放心不下，亲自带着机关的精干人员前往丁德拉接应父亲他们去了。
司令部的同志让母亲先回去休息，一有消息就会来告知我们。
我和母亲等到半夜还是没有见到父亲回来，我实在熬不住就先睡下了，母亲则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我和母亲正在家里一边烤火取暖，一边焦急地等待着父亲归来的消息。突然，几个司令部的叔叔闯进了家里，三下五除二先把炉火熄灭，再把窗户和门都打开以便散去房间里的热气。他们说父亲回来了，身体挨了冻不能见热气，否则会冻伤。
母亲听到父亲总算安全返回的消息后长出了一口气，赶紧给我把厚衣服穿上。
等房子里热气散尽之后，几个战士把下肢已经冻僵的父亲抬了进来放在椅子上，卫生队的医护人员端了两盆雪跟了进来，和几个战士轮流用雪为父亲搓腿搓脚，直搓到下肢发热血液循环为止，然后再敷上防冻伤的药。
中午，彭团长和王政委到家里来看望父亲，王政委摸着我的头问我有没有担心父亲，我说特别担心，担心爸爸再也回不来了。
听了我的话，彭团长感慨万千地说：“我们戍边卫国吃点苦不算什么，可连老婆孩子都跟着担惊受怕，边防军人不易，边防军人的家属更不易……”
彭团长、王政委走了以后，母亲也埋怨起父亲来，说不就是去接个受伤的连长吗，派个身体素质好的股长去不行吗，非得要你这个参谋长亲自带队去，这么大的雪，人冻成这样，万一身体有个什么闪失，可怎么得了……
父亲赶紧劝慰母亲说自己身体棒得很，这点小伤根本不是事儿，家长把战士们送到边防来当兵已经是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如果当领导的再不关心爱护他们，让他们在这雪域高原挨饿受冻，怎么对得起人民的信任，怎么对得起祖国的嘱托……
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西藏边防部队的工作和生存环境。一次小小的转运伤员任务，从边防连到团部37公里的路程，动用了一台推土机、5匹马、50余人，用时24小时才完成，这要是打起仗来，后勤保障又会是何等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