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他1966年出版的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 (科学心理学)一书中写道：

"我记得看见过一部精巧而复杂的自动洗车机，能把汽车刷洗得很漂亮。但它只能做这样一件事，任何别的东西进入它的掌握都只能像一部汽车那样接受洗刷。我想假如你所拥有的唯一工具是一把锤子，那你或许也很可能会把每件东西都作为钉子来对待。”(p. 15)

马斯洛最初的意思是，他试图找到新的方法来研究他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是沿用旧的、主流的但不合适的方法，或是干脆就完全放弃（Maslow, 1966）。

时至今日，这句话更多地是被用来表示一种常见的认知偏差——有时被称为“锤子定律（the law of the hammer）”——即对熟悉的工具的过度依赖。不单如此，这句话其实还指出了一个常见的、但经常被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灵活性的匮乏。

正如解剖学上机体的柔韧性和灵活性往往代表着身体健康，心理灵活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志。

心理灵活性这个概念的核心是指个体心理上的敏锐度和适应性，它表示的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个体能够“辨识和适应各种环境变化；当旧有策略危及个人或社会功能时，适时改变心态或行为习惯；平衡各个重要的生活领域；保持开放的同时坚定地依照自己的内在价值观行事(Kashdan & Rottenberg, 2010)。

心理灵活性因为海斯博士的接纳承诺疗法而被人熟知，而实际上它在心理学上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尽管形式不一，但多年来不少心理学家在自己的理论或实践中都对此有所提及。

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奥地利裔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迪尔(Alfred AdIer, 1870-1937)认为，每个人的意识和潜意识都在向着一个未来的“目标”协同运作。这个目标在个体童年时期隐约浮现，涉及到一个人为克服自卑而做出的行动。

心理健康的个体，其目标包括创造力所能及的社会价值、实现人生意义、克服个人困难等。当目标偏离了现实且过于私人化时，精神障碍就会出现。

阿德勒借用哲学家汉斯·韦辛格(Hans Vaihinger)的说法，把这种目标称为“虚构的终结主义（fictional finalism）”——虚构的目标是一种自我理想，一种主观经验，而不是客观现实。

这种情况下，个体的行事动机大部分出自无意识的虚构终结主义。因此，阿德勒提倡的疗法中，包括解构个体受这种虚构终结主义所驱使而形成的目标，以便理解其行为背后的逻辑。

根据阿德勒的说法，一个人的目标在一段时间内或多或少会保持一致，但当个体把自身的“创造性自我（creative self）”应用到任务中，其对目标的理解和追求的具体方式就会发生变化。

这种灵活地修正自己的叙事脚本，并随生活经验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能力，便是区分心理健康的个体和心理失调的个体的标志。

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凯伦·霍尼(Karen Horney, 1885-1952)对心理灵活性有自己的看法。霍尼认为，神经症（neurosis）是由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引发的焦虑造成的。她相信我们都面临着解决“他者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other)”的需要，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

在她的著作Self-analysis (自我分析)的第51-56页中，霍尼描述了10种基本的 “神经质需求（neurotic needs）” ，也即用来防御焦虑的僵化且失衡驱动力:

对爱和认可的神经质需求：希望被所有人喜欢，取悦和纵容他人以避免被拒绝和敌视。

对一个能接管自己生命的伴侣的神经质需求：极端恐惧被人遗弃，以至于对恋爱对象期望过大。

把自己的生活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的神经质需求：恐惧理想和抱负，害怕奋斗和他人的关注。

对权力的神经质需求：为了权力本身而追逐权力，蔑视软弱。

剥削他人的神经质需求：视他人为被利用和剥削的对象，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如名利或财色。

对于威望的神经质需求：以一个人已经获得的好评和公众认可来评价自己，害怕在他人面前难堪和丧失地位。

对于来自他人的崇敬的神经质需求：无视自己的实际能力，出于自恋和夸大的自我形象而渴望获得别人的崇拜和称赞。

对个人成就的神经质需求：由于缺乏安全感而越来越多地渴望成就，并总是无法餍足。

对自给自足和独立的神经质需求：为了避免依赖或"被束缚"而与他人疏远。

对完美和万无一失的神经质需要：追求绝对的滴水不漏，比如持续性地试图去识别和纠正自己所感知到的缺陷。

霍尼后来得出结论，这些神经质的需求可以被简化为与他人打交道的三种基本策略:向他们靠拢、远离他们或对抗他们。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选择通过安抚和取悦、回避，或者正面硬刚对方来解决问题。

心理健康的个体可以在这些策略之间灵活切换，以适应不同的环境背景。心理失调的个体则卡在其中某个环节的齿轮上——倾向于过度使用其中一种策略，并因此产生了心理冲突和困惑。

德国出生的理论学家和心理治疗师弗里茨·珀尔斯(Fritz Perls, 1893-1970)在发展他自己独特的治疗方法——格式塔疗法（Gestalt Therapy）时，也将灵活性的概念作为心理健康的关键。

根据格式塔理论，治疗发生在来访者和他们的现实环境(尤其是治疗师)的接触边界。“接触（Contact）”指的是一个人与此时此刻的生活体验保持联系的能力。根据格式塔理论，保持接触、充分体验当下的能力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为了实现接触，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边界需要有足够的渗透性，以允许相互交流，但又要足够坚实，以保持个人的连贯性和自主性。

这一观点的一个很好的譬喻就是人类的皮肤：可以自我修复的、柔韧灵活、呼吸着的边界，它将我们与他人分开，也将我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格式塔理论认为，不明确的、困顿的或渗透性差的边界会造成接触的干扰，从而扰乱生活。

可能阻碍健康接触的三种常见的“边界干扰”称为“融合（confluence）”、“隔离（isolation）”和“内向投射 (introjection)”。融合指的是失去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边界。另一方面，当边界变得无法渗透，不允许任何接触时，隔离就会发生。内射是指不经过适当的审查和斟酌就全盘接受来自外界的影响。

好的、灵活的边界允许连接和分离之间的轮转，并会促进思想和影响的活跃交流和吸收，从而有益于学习、成长和健康。

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创始人之一、美国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Aaron Beck, 1921- )在讨论“认知扭曲”时也提到了缺乏灵活性的问题。

主要与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贝克注意到，他们经常间接提到令人不安的、灾难性的消极想法。通过对这些个案的进一步分析，贝克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认知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s），即消极的、非理性的、夸张的、僵化的、有偏见的想法也许正是抑郁症的根源所在。

具体而言，贝克认为不合理信念如“全或无”/”非黑即白”等想法会造成个体对现实的曲解，因为真正的日常生活往往并没有那么多的界限分明。类似非黑即白这种两极化思维会让个体陷入一种心理陷阱，比如把成功的标准限定于完美的人，注定永远无法摆脱自己是个失败者的信念。

在CBT中，治疗目标之一是要让个体从“开关”思维(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转变为一种更灵活的“拨盘”思维（"dial" approach），意识到中间地带的存在。

治疗师通过帮助来访者对自己的认知进行观察，分析支持或背离某个既定想法的证据，将其与其他可选的想法进行比较，促使来访者选择最准确的想法，而不是首先出现在头脑里的想法，或者最愿意相信的想法。

如今，心理灵活性的概念在当代接受承诺疗法(Acceptance Commitment Therapy，ACT)中得到了最新的体现，该疗法由美国心理学家史蒂文·海斯(Steven Hayes, 1948年- )提出。ACT试图指导个体坚忍地看待和接受他们的内在经验，同时保持自己的行动与内在价值观和长期目标的一致性。

心理灵活性在ACT的框架内被海斯和他的同事们定义为, "有意识地、更加充分接触此时此刻的存在，而不是随波逐流，并且根据当下情况所提供的条件，坚持或改变行为以服务于内在本有的价值观(Hayes, Levin, Plumb-Vilardaga, Villatte, & Pistorello, 2013)。

ACT框架中的心理灵活性主要是指个体对动态情境需求的适应能力，即能合理调集心理资源、敏捷地转换视角，对相互竞争的欲望和需求进行平衡的能力。

换句话说，心理灵活性使人能够调整自己对此时此刻的情境需求的反应；集中注意力，有效地分配自己的精力，即使在情绪动荡中也能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并遵循自己的内在价值观行事，促进有意义的目标的实现。（后台回复“ACT”可获取心理灵活性测试）

总而言之，当不同时代的、在各自领域多有建树的学者以不同的形式得出同一个相似的结论时，这个结论所反映出的事实的可信度便有了保障。心理学的历史，以及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所积累的经验证据表明，心理灵活性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便是这样一个事实。

进阶阅读：

1.海斯，莉莉斯. (2020). 接纳承诺疗法(祝卓宏，魏臻，曹静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Hayes, S, C., Levin, M, E., Plumb-Vilardaga, J., Villatte, J, L., & Pistorello, J. (2013).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nd contextual behavioral science: Examining the progress of a distinctive model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therapy.Behavior therapy,44(2), 180-198.

3.Horney, K. (2013). SELF-ANALYSIS. NY: Norton.

4.Kashdan, T. B., & Rottenberg, J. (2010).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s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health.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0(7), 865–878.

5.Maslow, A, H. (1966). 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 NY: HarperCollins.

6.Shpancer, N. (2019).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 core mental health asset. Psychology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