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之后，我一般半个月回家一次。照理，上周回过家了，但是我妈打电话说这周六要去给外婆送鱼，所以我又回去了一次。外婆今年83岁，一个人生活。至于为什么要给外婆送鱼，我妈也说不上来，只是说别人都是这样做的。我猜应该是“年年有余”的意思，但给一个83岁的老人送鱼，感觉就像祝她长命百岁一样奇怪。但这就是风俗，是活着的一种仪式，遵从这种仪式，让人有一种安全感。
我在县城上班，我家在下面的一个镇上，外婆住在另一个镇上，我和我妈约定在外婆所在镇子的车站集合。一个小时后我就到了车站，等了二十分钟我妈还没来。我很想问问她到哪里了，但她没有手机。她总是学不会打电话，一般的老年手机也不行。教了她几次，还是搞不清楚接电话和挂电话要摁哪个键。唯一拥有过的一部手机也在半年前被她弄丢了。
天气有点阴沉，风也很怕冷，裹着眼泪向我的棉服冲来，我拉高衣领，背对着它，似乎这样它就拿我无可奈何。和我一起下车的人早就走远了，我站在车站门口，时不时要为进出的车辆让路，有时我不注意，挡了出站车辆的路，猛地听见背后一声喇叭响，一回头就看到司机不耐烦的眼神。
又过了一小时，我妈还没来。我等的实在不耐烦了，才想起来镇上还有个老车站，我想我妈一定是在那里等我了。于是我匆匆跑到老车站，可是没有发现一丁点儿她的影子。
雨已经开始下起来了，我没有拿伞，面颊冰凉，小腿酸痛，突然就觉得很委屈。我打电话给我哥，想确定一下我妈出发的时间。我哥说她早就出门了，于是我大声质问他为什么我没有见到，我哥很委屈，他说他也不知道，然后建议我先去三舅的店铺里歇一下。
三舅的店铺在鱼市的西北角，走过去要穿过一整条街道。今天是逢集的日子，整条街都是卖鱼的，整条街都湿漉漉的。鱼贩们把三轮车铺上塑料布，倒满水，一个自制水箱就做好了。有条件的会用发动机制造氧气，一车水咕噜咕噜地往外冒泡，车里的每条鱼都能肆意的呼吸、蹦跳。没有条件的，就在地上铺一块塑料布，洒上水，鱼儿们一条摞一条堆成山，每个都瞪大了眼珠张大了嘴。它们之中，新鲜的总是最先被挑选，被挑选的又很快就会变成餐桌上的大快朵颐。
三舅的店很不好找，连个正规的牌子都没有，只用毛笔在墙上写了“换煤气”三个字，门口摆一排空煤气罐子算是对顾客有了交代。三舅坐在椅子上玩电脑，看到我进来，忙站起身来，身后的椅子“哐当”一声倒在地上，原来是个三条腿的！
雨已经停了，滴滴答答了一上午终究还是没下起来。我借了三舅的电动三轮车去找我妈。我在鱼市里横冲直撞，绕过一个水坑时，险些碰到一个女人。我猛地刹车，冲她大喊道：看路呀，怎么不看路呀！女人委屈地说：看了呀，可这坑坑洼洼都是水，哪里还有路呀。
她说的是事实，她的一双人造革鞋沾满了泥，我有点理亏，所以我撇了撇嘴，还想说点什么扳回一局，这时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一回头原来是我妈。她也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后面坐着我八岁的小侄子和三岁的小侄女。
据我妈说，她们在老车站等了很久没见到我，一打听才知道还有新车站，于是又跑到新车站去等我，可那时我已经走了。曲曲折折，原来只不过是彼此走了相反的路。
接近中午，走过一条细细窄窄的水泥路，我们才来到外婆所在的村子。而那条水泥路，在我上次来时还铺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子。在村东头，一群老头老太太总喜欢蹲在路沿儿上。晴天时他们就出来晒太阳，阴天时他们就蹲在自家屋檐底下，三三两两的闲聊天。最先看到我们来的，是靠在路边墙角的哑巴。她“啊、啊”的喊着，伸出手朝东边比划着什么。过一会其他人看到我们来了，也都朝东边喊道：你家来人啦，快回家！这时一个瘦瘦巴巴的老太太弯着腰缓缓朝这边走来，定睛一看原来是外婆。她手上拿着一个小凳子，随着她的步伐，一摇一晃。
我们跟着外婆来到她的地方，一个像她一样老旧的院子。铁门上依稀还能看出淡薄的红色，还有过年时贴的“福”字，剩下黑色的铁锈是它一开始的颜色。墙上倒是有大片的绿色，我认得，我们叫它“爬山虎”。小时候，我很怕这种植物，因为不知在哪里听说“爬山虎”是吃蛇的。
外婆的院子延续了大门的风格，斑驳陆离，除了中间直通主屋的石头路，其他地方都被杂草宣誓了“主权”。院子南面种了一棵石榴树，叶子枯黄，枝条零落。旁边是一口水井，水井左边是一间柴房，上面用木条搭的屋顶破了一个大洞，里面堆满了潮湿的稻草和树枝。在这样阴冷的天气走进小院，仿佛是在和整个冬天的萧瑟相遇。
我妈说：娘，草都长天上去了，你也不打理一下。
外婆不以为然，干瘪的嘴一张一合：打理干啥，让它长呗，还能长上天啊。
我妈无奈，她告诉我，外婆以前做姑娘时就懒得很，一辈子没学会干农活。
我妈很少向我讲外婆的事，对我来说，外婆是个没有过去的人。或者说，她就是过去。她好像一直就这么老，老的缓慢而不合时宜。
我将带来的鱼和吃的拿进主屋，外婆坐在木椅上，看着我进进出出，摇了摇头，干瘪的嘴又一张一合：瞎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上次你妈买的还没吃完咧。还没吃完？上次我妈来都是半年前的事了！
收拾妥当，我妈开始做饭。外婆在旁边看着，又说：做啥做，早上柜子里的菜还没吃完咧。
我妈问：早上你做菜了？
外婆点点头。
我们打开柜子一看，除了一盘已经长满白毛的腌咸菜什么也没有。
外婆越来越糊涂了，别人都说她得了老年痴呆。但她总是不承认，说自己明白得很。但舅舅们都不敢再让她喝酒了。以前每一顿饭她都是要喝几杯的，有时懒得做饭，就喝酒吃馒头。她的酒量大的吓人，不过即使喝醉也只是唱唱小曲，一个人对着收音机里的女低音乐呵。
只是有一次，她半夜起来喝酒，喝完在地上倒头就睡，碰倒了床边的煤球炉子，醒来发现被单被烧掉了大半。外婆对这件事看得风轻云淡，说起来时，总是撇撇嘴：哼，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是舅舅们吓得不轻，“大惊小怪”的他们从此开始严格限制外婆喝酒，严肃警告村里的小商店不准卖酒给外婆。但她不知从哪里总能弄来酒，舅舅们没法子，几个表弟就想了一个招，他们在外婆的酒里兑满水，外婆每天乐呵呵地喝着，一点都没感觉出来。
给外婆送的那条鱼最终变成了我们中午的“盘中餐”，我妈放了很多辣椒，我们围坐一起，吃的口水直流。外婆坐在靠里的桌角，几乎没拿起筷子，只一口一口喝她的酒。我记得我妈说过，外婆年轻时是滴酒不沾的，我对此表示怀疑。可如果是真的，会是什么让她改变如此之大？
饭后，我妈和三舅一起商量大舅儿子的婚礼。大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过两天就要结婚了，他们在商量份子钱该拿多少。
我妈说，上次我儿子结婚他们拿六百，这次我就拿一千，多了没有。
三舅做生意赚了一些钱，他说：人家在城里举行婚礼，亲戚都是有钱有势的，一千太少了，至少拿五千，有面子。
我妈说：要拿你拿，我不拿。
他们争执不下，外婆在旁边听着，嘿嘿的笑着。
我问：你大孙子结婚你高兴不？
外婆点点头：挺好。
我又问：那份子钱你打算拿多少?
外婆点点头：挺好。
噫，原来根本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大人间的事情总是很复杂，一个“钱”字就能困住血缘亲情。小孩子的事情就简单得多。自从进了这个院子，我的小侄子和小侄女就像进了百草园一样，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敲敲这里，碰碰那里，一会儿又扭打起来，笑容灿烂。许是刚吃完的缘故，这会儿他们消停了许多，一起蹲在地上看小草。他们也把我拉进了他们的队伍，指着地上的一棵草问我它叫什么名字。
我看着那棵草，三片枯黄的叶子，根茎大部分藏在泥土里，看起来了无生气。但我知道它没有死，连接泥土的那部分根茎出卖了它。那上面有细小的嫩芽，待到初春，这就是生命。
我看着它，又看着孩子们期待的脸，脑子里开始出现一个名字，我想大声念出来，却又看不清楚它的样子。
我想我一定是认识它的，它不是没有名字的杂草。我曾经见过它，我们很熟悉。我是在土地里撒欢儿的野孩子，它是长在田间的小草，我们本来是一样的种子，但后来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受到了诱惑，我抛弃了它，舍弃了自己的名字。
如今它出现在外婆的院子里，叶子枯黄，在等我叫出它的名字。
其实，很久之前，这个院子里住的是另外一些人。最早，这是我大舅的房子，后来大舅一家去了城里，二舅一家就住了进来。后来二舅也有了新房子，外婆才搬过来。
还是二舅在住的时候，这个院子是很热闹的。那时二舅刚结婚，时髦得很，电视机、VCD都是村里最早买的，每天晚上前村后村的小伙子和年轻姑娘都会涌进这里，他们跟着电视里的流行歌曲，踮起脚跟，轻迈脚步。打牌的、抽烟的、跳舞的，进进出出、来来去去。每天在没有路灯没有星光的夜里，这里总是最亮的。
那时候的院子，生机勃勃。二舅是个爱干净的，院子左边修了花园，右边修了菜园，中间直通大门的过道一片落叶也没有。
那时候我常常来这里。我和表弟表妹蹲在门口，捡起五个小石头，扔在地上，然后再一个一个捡起来。我们用粉笔在地上画出房子的样子，一个田字格就是一间房子，你一间，我一间。
想起一条狗，我们都叫它“小黑”。小黑是我们家送给舅舅的。送过来后，第一次见它，小黑冲我们“汪汪”直叫。
我来到它面前：小黑，是我呀，不认识了吗？
小黑“汪汪”声变成了“呜呜”声，摇着尾巴低头去拱我的手。
过了半年，第二次见它，它还是冲我们“汪汪”直叫。
我走过去：小黑，是我呀，不认识了吗？
它依旧“汪汪”直叫，它已经不认识我们了。
还有一只猫，一只黄中带黑的大花猫，胡须蜷曲，爪齿伶俐。它不属于任何一户人家，却经常半夜趴在墙头，“喵呜喵呜”地叫，叫的撕心裂肺，让听到的人们都睡不着觉。突然有一天叫声消失了，后来人们在河边的葡萄树上发现了它的尸体。
一阵“啊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抬头一看，哑巴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身后。
我知道，她是想告诉我小草的名字。哑巴从小就长在村子里，她不识字，也不会哑语，只会“啊啊”地比划着，但是全村人都懂她的意思。
我跳起来，也冲她“啊啊”地喊着，作为回应。她很高兴，更加手足舞蹈地“啊啊”起来。
一回头，瞥见墙角一个破陶罐，半个身子埋进土里，留在外边的一半也沾满了泥垢。一道裂纹歪歪扭扭画在上面。我想起刚租的房子，太单调枯燥了，除了床、书桌和两把椅子什么也没有。如果能有这样一个陶罐，插满桃树枝或者野菊花，放在房间里一定很漂亮。我想把它悄悄带走，外婆一定不会发现。我靠近它，试图把它从土里挖出来，但我使劲拽了两下，它却一动不动。于是我心软了，它被废弃在土里，裂纹凸现，却和这老旧荒凉的院落出奇的和谐，它和我单调的房间是两回事。
我妈和三舅没有商量出结果，孩子们也没有玩够，但我们却该走了。外婆颤巍巍走到院子里相送，步伐间似乎带着醉意。她还想送的更远，但被我们阻止了。
一个老人和一所残败的院落，在这样的冬天，我看着她们，像看着过去的岁月。我随手关上了满是锈痕的铁门，仿佛关上了一个世界。
天又变得阴沉了，一两滴雨水随意散落下来。我坐在我妈的电动三轮车后面，我的小侄子和小侄女已经睡着了，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我没有帽子，没有棉被，也没有伞。我心里依旧想着那个陶罐，我有点后悔了，但风吹过来，我感觉很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