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本新的历史书在网上炒的很火，亚马逊和“知识付费行业的总扛把子”罗胖都在推荐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发现东亚》，作者号称是一位旅美学者，但是我从这本书中除了看到对彭慕兰和贡德.弗兰科的拙劣模仿之外，更多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中心主义。
如果你还没读过这本书的话，其实可以不用读了。这本书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其实可以总结成一个结论:亚洲的封闭落后都是被西方殖民者有意塑造出来为他们的殖民行为辩护的，东亚（主要是指中日韩)在被西方殖民之前一点都不封闭落后。我没有兴趣指出书中很多具体的逻辑错误，无论马戈尔尼朝觐乾隆时有没有被要求须三跪九叩，也不管康熙时期禁止天主教到底是谁的责任，但是我只想说作者关注的问题本身就没有价值。
康熙禁止天主教一事也许天主教是制造麻烦的一方，马戈尔尼朝觐乾隆可能提出的要求更多地代表了英国东印度儿公司的利益，但是这些争议不应该成为中国研究历史的重点。也许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并不是完全的闭关锁国，但是我们无法否认鸦片战争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而是一场工业时代碾压农业时代的战争，清朝只有大刀长矛，而英国拥有蒸汽作为动力推动的战舰。康熙虽然曾经让西方传教士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图，但是当英国人打进来的时候，道光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还问大臣有没有陆路能通到英国。甚至鸦片战争都没有让中国人觉醒，道光帝对于各地大臣上奏的仿制西洋兵器的请求一律驳回，可能在他的心中还是他爷爷时那个“天朝物产富甲天下”的时代。
不管在西方殖民之前中国有没有对外封闭，但是中国在19世纪时面对西方的全面落后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西方殖民之后自然会宣传各种思想为他们的殖民行为辩护，这属于正常的人类心理学反应，我们自然不能承认是西方殖民者的那套他们为殖民地带去文明的论调（要不就不是政治正确了，呵呵），但是你在人家的坚船利炮下毫无还手之力也是事实啊。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还在纠结别人打你从道德上是不对的还有多少意义呢？更重要的是闹明白当初为什么挨打，以后怎么避免再挨打。
西方成为殖民者而我们成为殖民地，是因为西方的技术和组织方式的进化和迭代速度要比天朝快得多。西方曾经能够殖民全世界，靠的就是发生在西方的三大革命:科学革命，组织革命和军事革命，也正是这些革命，塑造了我们当今的世界。
第一个革命是科学革命，在西方发生科学革命之前所有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但是这些技术和经验要么被封锁在某个团体中秘而不宣，要么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进化速度非常慢。科学革命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状况，所谓科学就是一种组织和验证知识的方法论。有了科学，各种知识可以被发表，被验证，被证伪，西方世界积累知识的速度迅速提高。瓦特在改造蒸汽机时运用了很多被验证的物理学理论来计算热效率，但是中国的工匠的所有奇思妙想都只能靠行业前辈和自己的长期经验积累，而这些经验大多数是口口相传的，这就造成中国每当面临改朝换代的大量人口死亡都会造成技术的断层和后退。
第二个革命是组织革命，无论是股份制有限公司，代议制政府还是现代民族国家本质上都是一种组织方式的革命和创新，它们都是提高社会动员规模的工具。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可以集合大量的社会财富来实现那些以前无法想象的活动，苏伊士运河就是公司的产物，这种大型工程如果没有公司和股票是无法实现的。公司可以还可以让整个社会共享财富，在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成立时上到国家领袖下至贩夫走卒都成了它的股东，股票可以说是选票的先声，让人们在共享财富时也消弭了社会阶层的差别。如果没有现代民族国家，我们很难想象现代世界，也很难想象造成大规模伤亡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只有民族国家才能组织几百万以前互不相干的个人，让他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伟大民族的利益而奋斗。
西方发生的革命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军事革命，西方的军事革命改变的不仅仅是杀人的武器，还有生产武器的方式。西方征服世界当然要靠马克沁机枪，但是生产马克沁机枪的工厂才是西方征服世界的真正武器。从惠特尼开始，西方生产武器的方式变成了工业化的一部分，先生产大量标准化可替换的零部件，然后再把这些标准化可替换的零部件组装起来。从此西方的军事和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美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主要原因在于它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他的对手无法拥有的。
靠着三个重要的革命性创新，西方殖民者才征服了世界，把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和印度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我们无法苟同西方殖民者的“文明征服野蛮”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这些革命性的创新发生在欧美，而不是中国。
如果我们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随着中国长期的大一统王朝的日渐稳固，大一统王朝的统治技术越来越炉火纯青，基本上可以做到扼杀一切有可能威胁政权稳定的新苗头，同时由于缺乏近在咫尺的威胁和竞争，中国和其它东方帝国缺乏对技术迭代的敏感和需求。西部欧洲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权威，并且各个国家一直面对着周围敌人的威胁，所以各国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枪炮和城堡，这就导致西欧有着更快的技术和组织的迭代速度，而这种快速的技术和组织迭代才让西欧在文艺复兴之后一步步走向领先的地位。所以托克维尔才会说:“专制政府的出现能给国家带来短暂繁荣，于是人民便在这繁荣当中昏昏睡去，一朝醒来，却发现身陷囹圄；与此相反，自由通常于暴风骤雨中诞生，在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碰撞和较量当中艰难成长，只有到了自由成熟之时，我们才能认识到它的好处。”
最近四十年中国能够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根源在于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融入了全球分工的竞争，并通过开放市场换取到了和全球的技术组织迭代速度同步的机会。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的自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也让一部分人对百年前的失败产生了重新阐述的念头，但是无论如何阐释，都不应该忘记我们曾经落后的原因。《发现东亚》这本书就是迎合这种情绪的一种阐释，否认殖民逻辑是一回事，但是否认我们曾经的落后是另一回事。学者的责任是在社会之外冷静地看待和评判社会的各种思潮和变化，而不是仅仅迎合各种社会思潮，否则只能被称为曲学阿世。
最后我想引用《中国近代史》的作者蒋廷黻的一段话来总结我的观点:“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