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何长工千里寻朱德

（1）

却说原警卫团团部参谋何长工，在离开毛泽东后，独自一人去了长沙。那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的事，当时是工农革命军在古城会议后被袁文才迎接到茅坪，然后又经砻市南下酃县。

工农革命军在酃县沔水以南的十都、中村一带驻扎的时候，师长余洒度从一张报纸上获知南昌暴动的部队南下潮汕已经失败，然后就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认为目前毛泽东选择的路是一条死路，于是趁各连队都下乡做群众工作之际，声言要去省委汇报工作，就只身一人逃走了。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觉得余洒度的出走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革命队伍中高层指挥员在理想与前途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这就导致了对革命道路的选择失去方向，从而导致心灰意冷。毛泽东认为，如果余洒度真的到省委去汇报，也许会对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以及目前他们选择的道路大力诋毁。

这怎么办呢？那就还需再派一人去向省委汇报，让省委知道目前他们的真实处境。

毛泽东想，这个人除了想省委汇报，还得去打听南昌暴动部队的下落，看有没有撤到北边来的，好与他们联起手来。

这就是毛泽东派出何长工的真实目的。

就这样，那个设计第一面军旗图案的团部参谋何长工，在第二天清晨就出发了。

为了在路上躲过敌人的盘查，能顺利地到达长沙，何长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老百姓模样。他脱下灰色的军装，换上了一件当地人穿的破旧衣服，又从附近村里，弄了两头猪仔装在竹篼里背着，就悄然出发了。

关于这一段经历，何长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完整的记录。

首先是他在接受任务时心里没底，怕把事情办不好，会误大事。特别是怕沿途被查出来后马上杀头，那就前功尽弃了。

但是参谋长兼三营营长张子清却给他出主意说：“一旦有人怀疑你是革命军时，你就干脆承认就是革命军，是从我们这儿逃出去的，不想干了要回家。这样他们就不会怀疑你要去干别的什么事了。”

张子清的这个主意，结果还真管用，使何长工终于脱险，而且还畅通无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得详细表述。

当何长工来到沔渡的民团关卡时，已经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打扮了。他头上缠着一条黑色的头帕，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还背着猪仔。但是，团丁却不让过，他端着一支长枪，厉声问道：“干什么的？”

团丁还把枪栓一拉，言外之意，如果乱说，马上枪毙。

何长工想，他是一个肩负重任的人，如果吞吞吐吐乱编瞎话混不过去，就可能被这家伙马上枪毙，他死了不打紧，但工农革命军要和上级联系可就难了，所以他不能死，还得活下去，于是就干脆采取张子清说的，承认自己是工农革命军中的逃兵。

想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东边的十都方向，装着可怜巴巴的样子，说道：“我是从那边过来的，实在受不了了，要回家去。”

“什么？你是从那边过来的，那边不是有共匪吗？他们的人多不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团丁此时的神经顿时绷紧，而且紧张的连话都有些说不利索。

“我是给他们做饭的，趁出来买菜，随手抓了两只猪仔，就过来了。”何长工编了一个瞎话，但团丁听得出神。

“嘿嘿，你还真会办事！”那团丁笑道，然后说，“既然你是那边过来的，我就必须搜一搜，万一是他们的探子呢？”

何长工马上说：“不是，不是……”

但团丁却不听他的，偏要搜。他想，这家伙既然是做饭的，肯定身上有钱，他怎么能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呢？

（2）

果然，团丁从何长工内衣搜出十块大洋，于是就想窃为己有。何长工一看，这家伙居然把他在辎重队领到的钱都拿去了，就马上去夺。这可是他的活动经费呀，身上没了钱，怎么到长沙？但是却没有夺到。怎么办呢？又不能硬来，于是就威胁说：“你如果一定要全部拿去，我就只好去找你们的贾团长要。”

团丁一听，懵了。因为他看见何长工说这话时表情很傲慢，有一种不怕他拿去的底气。这是什么意思？他一看就懂了。因为他不知道这贾团长和这共匪逃兵有什么关系。万一真有关系，去告他一状，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就只好作罢，把钱还给了何长工。但他想，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应该把他关起来，让那个贾团长自己来处理。所以，不到天黑，何长工就被关在了一间黑屋子里。

原来，这间黑屋子里还关有其他人，总共有二十多个。经了解，这贾团长就是当地的民团头子贾存题，他的家就在黑屋子附近。于是，到了半夜三更，何长工给这些人出主意，要他们喊冤。

顿时，“冤枉，冤枉”的声音在静谧的夜空里此起彼伏，把附近的贾存题从睡梦中吵醒。贾存题实在睡不下去了，只好派人来说，要他们不要吵了，明天就放他们，说话算数。

到了第二天，那贾存题还真讲信用，把大家放了。可就在此时，何长工却犹豫了，他没有走。他想，这里放了他，到了下一个关口还会被抓住，怎么办呢？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所以他想在贾存题身上打主意。

屋子里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了何长工一人。这时，贾存题觉得奇怪，马上问道：“已经放你走了，为什么还不走？想在这里过年吗？”

只见何长工哭道：“团总大人呀，小的以前也是当兵的，现在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准备回家，可是回家干什么呢？我们这些人，除了拿枪，什么都不会。我看你这个人挺仁义的，就想在你这里当兵，跟你鞍前马后跑腿！”

“你说的轻巧，吃根灯草，跟我当兵，你会什么？去去去，快滚吧！”贾存题根本没把这个要求当回事，还觉得遇到了一个无赖。

何长工看见这个办法已经凑效，于是就不走，非要留下来给他当兵。但那贾存题却坚决不要，还想揍他。在软磨硬泡中，何长工终于说出了他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贾存题给他出个路条，他好顺利到家，不然就不走。

贾存题被逼无奈，想早点打发这个“无赖”从他的眼前消失，就马上叫师爷过来，给何长工写了一张回家的证明。就这样，他获得了畅通无阻的特权，于是一路畅行，从沔渡往西，在沔水边的曹石镇上船，一直往西，直到长沙。

（3）

在长沙的大街上，到处是戒备森严。自九月以来，由于共产党在长沙附近的乡村接二连三发动暴动，把湖南省会长沙的国民党警备司令周磐吓得就像惊弓之鸟，深恐共产党又要在城里组织什么暴动了，所以都是一种高度戒备状态。

何长工到长沙的时候，已是十月中旬。此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由于准备组织一次与毛泽东的外围部队互相呼应的城市暴动，却在还没有付诸实践的时候就被国民党发现，从而导致整个地下组织被破坏，连省委机关在沈家大屋也站不脚，只好到处转移。而原来的省委书记彭公达已被撤职，如今的省委书记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派来的王一飞。

所以，何长工到长沙时，即使顺利的话，都是找不到省委的，情况在客观上却是对他大大的不利。但毛泽东用人却很精道，他知道何长工在长沙熟人比较多，容易打听出事情来，所以这个去找省委汇报工作的差事，非他莫属。

情况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当何长工站在长沙街头，正在看一张悬赏捉拿共产党人的布告时，却有人在背后抓了他一把。他回头一看，居然是一个熟人。

这个人叫戴菊秋，是以前在武汉时的警卫团参谋，而且还是共产党员。何长工马上就和他接上了头，但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究竟在干什么？由于形势风云突变，出现脱党叛党的分子很多，所以双方在最初接触时都得试探一番，当确信对方不是叛徒的时候，才敢把话题伸到心灵的最深处。

何长工对戴菊秋说，他要尽快找到中共湖南省委，至于为什么他却不说。戴菊秋也知道，这是党内机密，他是不能打听的，只是告诉他，他也不知道省委在哪里。此时，戴菊秋的公开身份是长沙纱厂的工会委员，也住在纱厂。他说纱厂有一个车间主任叫欧阳泄，他曾经是共产党员，可能他还在活动，也知道省委在哪里。

于是，何长工通过戴菊秋找到了欧阳泄。一了解情况，这欧阳泄还真在继续干革命工作。这样，通过欧阳泄的帮助，终于找到了省委机关的外围组织。

何长工向省委汇报了秋收暴动以来革命军的全部经过，简单陈述了不能进攻长沙的原因，然后向省委概述目前他们在井冈山的现状，接着提出建议，请求省委应该马上和井冈山建立秘密联络通道，这样井冈山方面就好及时得到省委的指示。

这个外围组织的同志，只能像机器一样做好记录，而不能下达任何指示。他只是说，尽快把井冈山的情况报告给省委，然后派专人去井冈山。

这样，何长工的差事，就这样顺利地办完了第一件。

（4）

接下来，何长工就该去打听南昌暴动部队的下落了。怎么去打听？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从长沙坐船顺湘江逆流而上，就可以到达衡阳，然后从衡阳徒步穿过湘南的郴州、宜章到达粤北的乐昌县。

可是，谁敢保证他们就到了粤北呢？这是一个未知数，而且现在究竟还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万一全军真的覆没了呢？所以，何长工不敢走这条路。再说，从衡阳下船，就得靠两条腿步行，这何年何月才能走到粤北，显然不切实际，也跟不上形势的需要。

怎么办呢？何长工处于一种艰难的选择。最后，还是那个戴菊秋给他出主意，说干脆往北走，从长沙坐船，经洞庭湖，到武汉，再从武汉到上海，再到香港，然后到广州去打听，肯定能实现。

这可是一条茫茫长路，谁有那个魄力敢这样做？再说，这么远的路程，路费问题怎么解决？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何长工只是不自信地摇了摇头，他想另找途径。

但是戴菊秋却说，路费他可以出面解决，而且还可以陪何长工一起到广州。何长工一听，转忧为喜，马上同意了这个方案。

何长工问：“在广州，你有熟人吗？”

“我二叔家就在广州。”戴菊秋轻松地答道。

何长工高兴地说：“那就太好了，你就当回家一样顺便陪我吧！”

“为了革命能早日成功，愿意为你跑这一趟！”戴菊秋爽快地说。

“这么长的路，费用肯定是不够的！”何长工又犯愁了，“到哪儿去弄呢？”

“车到山前必有路，到了武汉再说吧！”戴菊秋仿佛心中有数，所以满不在乎。

于是，两人就坐上了日本的代盛昌轮船，从长沙去了武汉。

在武昌，他们住在高升客栈。这时何长工的十块银元已经用光，就连卖猪仔的钱也赔进去了。现在，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戴菊秋的身上了。

这戴菊秋也是一个社会通，他在武昌的熟人很多，没有几天，就在曾是警卫团里的人，现在在铁路上上班的一个叫彭致正的人那里，搞到了一笔钱。于是，二人换了一身崭新的行头后，就买了两张英国轮船公司直接去香港的船票，穿着西装革履开始了千里绕行。

（5）

在轮船上呆了十多天，何长工和戴菊秋终于到了广州。原来戴菊秋到了这里就像鱼归大海，因为他二叔戴炳新是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手下的政治处主任，而他三叔又在中山大学任教。这种社会关系，使人觉得他与暴乱的共产党不会有丝毫瓜葛。如果谁往这方面想，都是大脑不正常的标志。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共产党搞地下活动，就是专找这种在表面上看很牢靠，而实际却出人意料的家境，才能顺利完成任务。

戴菊秋到广州，究竟还有其他什么任务，何长工是不得而知的。此时，他的一个姓黄的亲戚还在越秀山附近的华宁里开了一家旅馆，由于有这层关系，何长工他们一到，就住进了那家旅馆的高级客房。

这家旅馆，可不是一般的旅馆，他可是方鼎英的驻广州办事处，因为方鼎英的太太就住在这里，所以应该叫方鼎英的后院。

时间不长，何长工就和那个姓黄的老板混熟了。原来，这是一个和气的人。一天，何长工问老板：“老先生，你认识一个叫黄祖科的人吗？他早年和我是同学，后来在这里的黄埔军校读书，第二期的，应该早就毕业了。”

在何长工的脑子里，只有尽量找一些在国共合作期间不太张扬的人来进行试探，看能不能发现他需要的线索。结果却歪打正着，顺便那么一问，居然还问着了。只见那个老板想了一想后，马上告诉他：“认识这么一个人，他现在军官教导团里。”

“军官教导团？具体在哪个方位？”何长工马上追问。

黄老板却不经意地说：“北郊，四标营！”

其实，这个黄祖科，是何长工在武汉警卫团时认识的一个同乡，黄埔二期毕业，当时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后来这个学校改编成教导团，在去九江的水路上，在黄颡口与警卫团走了不同的路线。何长工没想到，这个教导团居然来了广州。

何长工又往四标营方向去活动。因为他认为军营里他进不去，可以在附近问一问，就知道了。结果，还真问到了，黄祖科还亲自出来迎接他。两人见面，何长工这才知道了分别后的情况。原来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缴械，后来就跟着第四军到了广州，就驻扎在这个四标营。

此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准备举行广州暴动的前夕，黄祖科把省委书记是张太雷，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在领导他们等一些情况都告诉了何长工。当时何长工很想加入他们，但考虑到重任在身，所以不敢贸然决定，也就只好作罢。

接下来就说到了正题。何长工问黄祖科：“知不知道南昌暴动的部队哪里去了？”

“南昌暴动的部队在潮汕被打散了。”黄祖科说，“余部只有几百人，听说转移到了海陆丰。”

“是吗？”何长工听了很失望，他没想到是这种结果，幸喜自己没有单独行动到粤北大山中去寻找，不然就是一个永远也别想实现的梦。

“不过，还有一支部队没有到潮汕。”黄祖科又说，“他们是在三河坝驻扎的，由军长朱德率领。”

何长工马上来了劲，问道：“他们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黄祖科说，然后又加了一句，“听说在三河坝也没站住脚，后来还是撤走了！”

“他们应该撤到哪儿呢？”何长工像是在问自己，又像是在问黄祖科。

“这就不知道了。”黄祖科无可奈何地答道。

（6）

现在，剩下的就只有一步棋了，那就是到粤北山区去找。这可是没有把握的大海捞针，也就是瞎撞呗。撞对了，可能会碰上，撞得不对，可能一辈子也别想遇上。

这个事情虽然渺茫，可总得去试试，万一能成功呢？何长工这样想，就决定去找。于是，他在黄祖科那里要了一次路费，与戴菊秋一起，坐上火车到韶关，然后又步行到郴州。这是因为戴菊秋的二叔戴新炳在方鼎英的部队里，而方鼎英却从安仁一带撤兵到了郴州。

事情正是这样，当罗定重新占领茶陵城后，方鼎英的部队就再也没有前进一步，而是开始后撤了。他们这一撤，却帮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大忙，让陈皓要拉队伍投靠他们也没有实现，反而被毛泽东查获后枪毙了。

何长工和戴菊秋到了郴州，而且还见到了他的二叔戴炳新。其实，方鼎英的部队和范石生的一样，在当时都属于国民党的暂编武装，在“彻底反共”方面还没发现有什么事实，同时里面还有不少人是倾向进步，或者同情共产党的，这戴炳新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侄子戴菊秋是共产党员他肯定知道，但是他必须装着不知道，所以何长工想，只要戴菊秋安全，他也就安全。

当时在湘南，还有一支国民党的部队，这就是那个制造“马日事变”的祸首许克祥的独立第三师。许克祥如今已不是三十三团团长，而是独立第三师师长了。他擅自发动“马日事变”，其无组织无纪律地大打出手，致使总司令唐生智很被动，要制裁他。

其实，发动这个事变，其幕后指使者是很多的，许克祥只是被当着枪使用了一回。他看见唐总司令要制裁他了，就带着他的三十三团马上从长沙向南叛逃，到粤北去投靠广东军阀李济深。因为他知道，一旦被唐生智逮着，只要追查下去，他的直接上司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就会受牵连，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叛逃。

宁汉战争爆发，许克祥把对唐生智的仇恨全化着了实际行动，主动充当起讨逆军第二路军司令来，去讨伐他曾经的上司唐生智。但唐生智却不经打，因为他还没有出手，就被李宗仁和程潜打败了。现在他只得跟十三军一起后撤湘南，把部队驻扎在坪石镇。

在郴州呆了几天，何长工没打听到朱德部队的下落。后来，又和戴菊秋一起去了永州地界的九嶷山一带，依然没得到任何消息。怎么办呢？他们只好商议，还是回广州去，重新寻找线索。

回到广州后，已经是十二月十四日，那时正是共产党人发动的广州暴动刚刚失败，张发奎的部队正在城中屠杀工人赤卫队。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见着写有标语的人家就杀，见着谁身上有一点红色的标记，不问青红皂白就杀。何长工和戴菊秋没办法，只好躲在黄家旅馆里不敢出来。为了他们的安全，黄老先生还把他们登记住旅馆的时间往前推移了好几天，以此来证明他们早就在旅馆住的事实，这样就可以瞒过巡查的人。

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何长工还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和方鼎英的太太套近，与她天天在牌桌上玩牌，还故意输给她以得到她的欢心，这样就找到了一把最大的保护伞。如果有人来搜捕，谁敢把军长太太的朋友当成嫌疑犯，难道他不想活了吗？这是何长工的逻辑，结果果然凑效，他们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来过。

不几天，那个教导团的黄祖科却找上了门，他告诉何长工，他们教导团参加了广州暴动，大部分人都走了，现在张发奎杀回来了，肯定饶不了他们这些没来得及走的“散兵游勇”，怎么办呢？他只有到上海去找党组织，并且要何长工跟他一起去。

何长工说，他是奉命来完成任务的，现在重任在身，哪儿也不能去。再说，他的目标也不在上海，即使完不成任务，也得回井冈山复命。这时，黄祖科才想起了何长工是为了寻找朱德部队的下落，于是马上想起了最近在报上看见过一则报道来。那报道说，范石生的第十六军在收编土匪武装，他马上告诉何长工，到韶关去找范石生的部队，说不定能打听到一点线索。

（7）

为了从北面运兵进广州，张发奎把出城通道全封闭了。直到十二月二十日，通往韶关的出城铁路线才被开通。这时，何长工准备去韶关了。

但此时，戴菊秋却不与他去了，他已经在他叔父戴炳新的保荐下，当上了一名副官，还给何长工封了一个“秘书”。何长工坚决推辞，然后独自一人去了韶关。在临行前，黄祖科还给了他一个金戒指做路费。

到了韶关，他听说范石生的部队在一个叫犁铺头的地方驻扎，于是就想碰碰运气，去犁铺头打听一下。可是到了后，没看见一座像样的兵营，所以依然一无所获。第二天，他只得回到韶关，然后去住旅店，准备继续打听。此时如果在北方，已是冬天，可是在韶关，这里却是深秋天气，有人还习惯在澡堂里泡澡。

沿途的劳累也使何长工想泡一泡澡，解解乏，于是就披着浴巾，到了澡堂。此时，他看见已有人在泡澡了。由于不认识，也就没和他们打招呼，而是静静地把自己泡在温水中。

真舒服呀，不到一会儿，身上的疲劳也被横扫得一干二净。这时，何长工才注意起周围的环境来。原来那两个家伙还没走，而且叽叽咕咕的不知在说些什么。走近一听，一个说：“原来那个一四〇团就驻扎在犁铺头，团长叫王楷。”

另一个却说：“什么王楷？他叫朱玉阶，王楷是他的化名。”

那个说：“你怎么知道是化名？”

这个说：“你看玉字去一点不是王吗？阶的包耳旁变成木旁不就是楷书的楷了吗？”

“哦，还真是这样！”那个好像恍然明白，“这里有什么秘密，非得要使用化名？”

“秘密可大着呢！”这个说，“你知道共产党在南昌发动的兵变吗？”

“知道一点！”那个答道。

“这个一四〇团，就是南昌兵变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朱德，他把自己的字‘玉阶’变‘王楷’，是为了便于隐藏。”第一个说。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第二个声音终于恍然大悟。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何长工听到这里，再也不想泡澡了，他马上穿起衣服，就要去找朱德。

到了旅店，何长工马上收拾起行装，顾不得路远天黑，就向距韶关三十里地的犁铺头奔去。

（8）

十一月下旬，朱德和陈毅在赣南的崇义县得到了范石生的给养后，又在湘南的汝城与中共湘南特委取得了联系，还参加了他们在汝城秘密召开的发动“年关暴动”的会议，算是在自九月十八日三河坝分兵以来脱离上级党组织后，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孤军作战又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湘南特委虽然不属于他们的直接领导，但毕竟在这里能听到来自党中央的声音，也可以知道以后自己的行动方向在哪里，这也就足够了！

根据朱德在汝城参加的秘密会议，他已经知道了目前党的工作重心，那就是动员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当地农民组织“年关暴动”。

就他的经验来分析，到了年关，该是各地的地主向佃户们收租的时节，地主催租要粮那是无条件的，而佃户由于各种原因交不起租就只好到处躲债。这正是发动他们起来和地主斗争的好时节！

朱德部队所在的崇义县上堡，已经是赣南西的边陲地带，再往前走，就是湖南了。这里崇山峻岭，溪流遍地，到处都是村庄，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地区，适合小部队隐藏而且还可以展开活动。

自送走张子清部队和派出毛泽覃到井冈山后，对外号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一四〇团的朱德部队，也准备随范石生第十六军的移动而移动。目前，他们的行动是向南，准备驻守韶关。所以，朱德也就只好向南。

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本是驻扎在粤北的部队，但是宁汉战争爆发后，他们接到了李济深的命令，要他们移驻湘南，准备北上，配合李宗仁和程潜，从南边进攻长沙，给唐生智构成一种威慑。哪知在十一月中旬，唐生智就被打败了，所以范石生也就没必要再北上了，还是得回到粤北。这样，他也就只好把总部从汝城移至韶关。

朱德的部队也随之南移，而且被范石生安排在韶关附近驻防。在经过仁化县时，他们居然遇到了中共粤北特委的同志正在那里活动，他们向朱德传达了中央最近的指示，是要在广州发动武装暴动，这可是当前大事，他们要朱德带着部队向南，去策应这个暴动。

（9）

在仁化县的董塘圩，朱德派政治处主任蔡协民先潜入广州了解情况，然后及时回来报告。基于参加暴动这个原因，他也只好把部队暂时驻扎在董塘一带等候消息。

这董塘圩是仁化县西南的一个集镇，从赣南通往粤北韶关的路就要从这里经过。早在十一月下旬，朱德就曾派了一个十人小分队到这里来探路，因为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还不知道。尽管表面上被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收编”，而实际上却独是立行动的，所以遇上重大问题还得自己做主。

这个小分队来到董塘圩后，就与当地的农会组织取得了联系，其负责人叫邹耀胜，还有一个党员叫蔡卓文。小分队向这些人传达了“八•七紧急会议”后全党的任务，就是独立打出共产党旗号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本来这里在大革命时期也是农民运动高涨的地方，只要一说，大家都懂。不久，他们就恢复了中共仁化县支部干事会，然后和当地组织一起，展开了秘密活动，奔赴各乡村，调查本县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串联原农会会员恢复以前的组织。

半个月后，他们已经恢复了区农会和二十三个乡的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组织。

这里的老百姓，一听说朱军长的部队就在北边的崇义县，就觉得有了依靠，于是分田分地，马上沸腾起来。

十二月上旬，朱德的部队果然过来了。这时，群众已经把他们看成是以前的北伐军，于是纷纷告状，要求部队惩罚那些作威作福的地方恶霸、土豪劣绅。

朱德看见他派的小分队工作很有起色，马上就答应一定要教训那帮家伙，于是就在当晚，先在一个叫邓祝三的农军干部家里开会，然后乘夜分头行动，到安岗、麻塘、石塘、历林等村抓获土豪劣绅。

这次行动，共抓获了三十三名土豪劣绅，还收缴了他们的枪支，然后把他们押到了董塘圩。

第二天，朱德在董塘圩的禾坪岗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这些土豪劣绅。在会上，他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的事实来教育干部和群众，让他们也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然后，朱德让深受其害的贫苦农民逐一上台，控诉这些被抓的土豪劣绅，把大家的仇恨情绪激发起来。于是，就有人高喊口号：

“打倒国民党新军阀!”

“打倒土豪劣绅!”

“建立工农兵政权!”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强行解散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妇女解放协会，枪杀工农群众，放火烧屋，逼得农民们四处逃亡，无家可归。这些，已经让当地的群众受够了。所以，要生存，就得和反动派斗，要斗就得拿起武器。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

控诉完后，朱德宣布，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谭学云、李履平等二十四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0）

在董塘圩，朱德与中共北江特委联系上后，还成为了三委员之一。在接到特委书记卢克平转送的中共广东省委要他率部策应广州暴动的指示信后，他就一直在关注来自南边韶关的消息。

十二月十二日，朱德带着部队从仁化来到韶关。这一天，已经是广州暴动的第二天，在广州城内，由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所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在抗击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围攻，其中就有在韶关驻防的李福林第五军周定宽团和陆满团。

韶关在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南下广州北上湘南或赣南的咽喉。在春秋时期，就有伍子胥过韶关的传说，后来却奠定了吴国称霸。清朝末年，曾经有人试图把铁路从南昌修到韶关，但是由于大庾岭和南岭的阻隔，却不能实现。

现在，韶关成了张发奎运兵进广州镇压暴动的最大兵站。首先是李福林第五军的两个团要进广州，接着张发奎南下时留在韶关的部队，也要去广州。这样，就使韶关的铁路一直被占用。而朱德带领的部队，就根本轮不上去占用兵车。

再说，这些部队是去镇压暴动的，而朱德的部队却是去参加暴动的，如果一旦走漏风声，双方就可能马上打起来。这是朱德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所以，他对此很谨慎，只有等这些人走完了，才能动身。

当然，为了能够争取到一节车厢，朱德还是愿意先走，所以他派了一名副官去联系。他们只能去找范石生。范石生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只是表面上答应，而实际却不行动。

原来，范石生是不想去趟这股浑水。他既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去支援张发奎，也不想去屠杀共产党。在部队建制上，他的第十六军是属于李济深第八路军。所以，为避免各种是非，他也不愿意朱德以他十六军的名义去直接参加暴动。

但是，这个话是说不出口的，毕竟以前双方有协议，朱德部队在行动上不受他约束。

朱德见范石生光打雷不下雨，只好自己去交涉，最后范石生终于答应抽调一列兵车给他。可全团正准备去韶关火车站上车时，被派往广州的蔡协民回来了。他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暴动失败，张发奎的军队已进入广州。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吃惊。这才几天呀，刚开始就结束了，这广州暴动的力量也太脆弱了吧？于是，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等马上召开会议，决定应对方略。

在会上，大家分析了在广东地界上各路军阀的实力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最后得出结论，革命的力量还是太弱小，所以暴动后三天就被镇压了下去。这是他们无能为力的，也是他们爱莫能助的，现在的方略只能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会议还决定，如果有从广州撤到韶关的暴动人员，就得无条件接纳，并派了具体人员在韶关联系。剩下的事情，就是找一个驻扎之地开始练兵。这样，他们就到了距韶关三十里的犁铺头驻扎。

（11）

犁铺头是靠韶关西北方向的一个大圩场，此地人口还算多，经济也很富饶，有一些宽阔的晒谷场，可以供练兵扎营之用。朱德到后，在这里掀起了比上堡整训更为正规、时间也更长的练兵运动。

那时，练兵是没有教材的，全靠教官肚子里存的那些一点知识，朱德觉得这不管用，于是就自己编写教材。他根据自己在德国、苏联以及云南讲武堂学到的军事知识，和辛亥革命后在滇越边界平息战乱以及护国、靖国战争中所积累的经验，草拟了两本教材。一本叫《步兵操典》，另一本叫《阵中勤务》。

开始的时候，朱德亲自培训教导队。

在训练中，他先讲课，后实地操作。

在队形出列上，他抛弃了旧的队形，把旧式的“疏开”改为新式的“递次配备”，把旧式的“一”字进攻改为“人”字进攻，这样就减少了队伍密集而受到敌火力的杀伤。

他要求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索和侦察，不摸清敌人情况不动手，这附和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还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的武器外，一定要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这叫“有的放矢，箭箭穿心”。

他还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提出了必须掌握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并把这个战术编在了教材中，要大家牢记。具体说来，就是下面几句顺口溜：

“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

这其实就是最早提出的游击战术原则。

在实地训练中，朱德经常到现场，既讲解又示范，一旦发现有动作不规范的，他都一一加以矫正。

训练教导队一结束，这批学员马上又被分派到各营担任教官，然后一级一级地进行，最后落实到每一个战士身上。

（12）

终于，朱德在韶关安排的眼线，在十二月十九日这天，发现有两百多参加广州暴动的工人赤卫队员撤到了韶关，于是马上和他们联系，把他们送到了犁铺头。

这两百多人，是在防守广州市区西郊沿铁路线一带的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叫洪超，此时才十八岁。张发奎进广州后使他们失去了大后方，因此只好向北撤退。在暴动后第一次从广州开往韶关的火车上，他们都丢下武器，混在难民之中，上了火车。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只是觉得暂时远离广州才是明智之举，至于下一步，到了韶关后再说吧，反正被逼的没有出路时，就只有投军，或者到粤北大山中去打游击。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一支共产党的朱德部队在韶关专门等候呢。

当下了火车后，他们和从广州逃出来的难民混在一起，流落在了车站附近。这时，只见一些穿长衫的人在难民堆里吆喝：“广州来的，青壮年到犁铺头去搬运粮食，到时候可以分红，搬一百斤给一斤！”

就这样，那两百多人都陆陆续续地来了。其实，这是陈毅出的主意，他们不说青壮年搬运粮食，那些参加暴动的人怎么能自动走出来呢？

结果，这些人来到军营，却没有粮食。

他们正在纳闷，却见军营内贴出了标语：“欢迎广州暴动归来的农军！”“打倒张发奎新军阀！”

大家一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葫芦里卖什么药。

这时，政治部主任陈毅出来了。他首先亮明自己的身份，他说：“鄙人是这里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而且还参加过南昌暴动的队伍。今天你们这里肯定有参加了广州暴动队伍的，和我一样，都是共产党。所以，我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他这样一说，大家都轻松下来，纷纷承认自己是参加了广州暴动的。一时间，冷清的场面马上就热闹起来。

就这样，这二百多人又重新加入了革命队伍。

（13）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一天，经过千里迢迢寻找南昌暴动部队的井冈山特使何长工，终于赶到了犁铺头。

当他出现在犁铺头朱德一四〇团的军营门前时，却遭到了门岗的盘问：“站住，干什么的？”

他高兴地如实回答：“我是来寻找朱德的部队，他们是在这里吧？”

门岗没有回答，而是让他等在门外，他进去通报。

不一会儿，何长工看见一个胡茬很浓的人，被一帮人簇拥着出来，直冲他奔来。他以为是朱德带着大伙儿来迎接他，心里不免有些激动，却很想说，两个多月了，找你们真是找的我好辛苦呀，现在终于见到你们了！

正在他百感交集的时候，那伙人已经走到他跟前了，其中有一人冲他喊：“谁要见朱德？”

“我！”何长工连忙回答，“我是井冈山派来的……”

何长工还没把话说完，只听那个为首的说：“给我捆起来！”

何长工以为自己听错了，但看见他们真的是拿来了绳子要捆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马上想到，他可能又走错了，居然误入了军阀部队里了。他连忙说：“我可是好人呀，你们凭啥不问青红皂白就捆人，真是不讲理的军阀！”

只听见那个为首的说：“你才是军阀呢，谁叫你到这里来大呼小叫的？说，你是张发奎派来的探子还是李济深派来的，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

此时，也有人再说：“别跟他废话，把他抓到陈主任那里去审一审，就知道了。”他说的陈主任，就是陈毅。

何长工一听，有些不对劲，怎么把他当成了探子要去审问呢？再一听，这个为首的人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他是谁呀？于是，在脑海里马上搜寻了一遍。终于，他想起了一个人来。这人叫蔡协民，和他一起在洞庭湖上闹过农运，但看眼前这人，根本不像。

不过何长工是个会思考的人。他想，那时的蔡协民是没留胡子，现在这人满脸胡茬，如果把胡子剃了呢？于是他努力去想站在面前的这人剃了胡子该是个什么样时，心里突然笑了。他惊喜地叫道：“蔡协民，你怎么在这里？”

“你是谁呀，穿得人模狗样？”那人马上停住手问道。

“我是何长工呀，曾经和你一起在湘西洞庭湖上的那个农军总指挥呀！”何长工连忙亮出自己曾经的身份。

这被叫做“蔡协民”的人仔细看了何长工几眼，才说：“还真是，快松绑，搞错了！”

原来，蔡协民听门岗说外面有个不明身份的人来找朱军长，看他的穿着，很像是一个富家子弟，头发梳得光光的，西装领带大皮靴，外面还套了一件黄呢子大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4）

蔡协民把何长工带进了一间屋子，首先来会他的是参谋长王尔琢。这个人，年龄不大，胡子更长，把脸都隐藏在大面积的胡茬中。他看见蔡协民带进来一个奶油后生，心里就有三分不高兴。

当蔡协民在介绍何长工的身份时，他好像没仔细听，而是用一双审慎的眼光看着何长工，这明显是不信任。

就连蔡协民也看出来了，他把王尔琢叫到一边，向他耐心解释，说这人以前是如何的叱咤风云，在“马日事变”中表现得又是如何的英勇，一句话，何长工是一个对革命绝对可靠的人，要他把心放在肚子里。

这时，王尔琢才终于信任起何长工，然后双方开始交谈。他说起话来很快，一听就是湘西石门的口音。

见了王尔琢后，又去见陈毅。原来，他们俩早就认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是老熟人，那时何长工不叫何长工，而叫何坤。

两人相见，分外亲热。尽管陈毅也留着胡子，可那幽默风趣的川腔却一下就让何长工听出来了，这是陈毅独特的风格。

俩人互通姓名后，就开始畅谈起来。

今天在这里相见，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的。一说到巴黎，许多人和事都被他们的记忆牵了出来，仿佛就在昨天。

何长工和陈毅正谈得起劲，里间的房门被打开了，然后走出来一位老军人。何长工估计，这人应该就是朱德。

原来，这个老军人也是留着很长的胡子，但眉毛下那双眼睛却很精神。他腰间扎着皮带，而把短枪和子弹带通过这根皮带再往肩上绕到后背，显得英武十足。唯一不足的，就是打着绑腿，穿着草鞋。

何长工马上站起来，向陈毅问道：“这是朱军长吧？”

陈毅马上说：“是的，这是我们朱军长！”

可是朱德并没有搭话，而是把何长工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冒了一句：“你是谁，怎么这身打扮？”

这一下，何长工却懵了，他不知如何回答。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一句话确实说不清楚。这时，陈毅马上来解围：“他是井冈山上派来的特使，叫何坤，是我们在法国时的老朋友。”

“井冈山？我们刚派了毛泽覃过去，这么快就有回音了？没这么快吧？”朱德说着这个话，显然是对陈毅的介绍表示怀疑。

何长工一听就知道，朱德是对他不信任。他连忙说：“我是十月间就出发了，今天才找到你们！”

“这么说，你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了？”朱德连忙问，他要搞懂何长工来此何意。

“是的！”何长工说道，“十月初，我们刚到井冈山，毛委员就派我出来找你们，希望与你们联系上，以后好拧成一股绳，与国民党那帮龟孙子们对着干！”

“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形势的需要，看来这毛泽东委员，还真的有战略眼光呢。”陈毅感慨地说。

“和我们想在一起了！”朱德说，“还真是难为你了，两个多月，辛苦你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陈毅问，“很难找吧？”

“真难找，我昨天还来过这犁铺头，就是没发现你们。”何长工说。

然后他把自己又回到韶关，在澡堂里听到消息后马上就动身之事一说，大家都笑了。

“我们是白皮红心，的确不好找，这也是革命的需要！”朱德笑着说，然后他马上说：“还没吃饭吧？勤务员，去伙房里看看，有什么能吃的，都拿来！”

（15）

当天晚上，何长工吃过饭后，就和朱德、陈毅进行了长谈。

朱德向何长工讲了南昌暴动后的大致经历，特别是经过闽西的威远，赣南的信丰、大余、崇义等几个县的经历，还谈了“大庾整编”一事。

何长工也谈了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还谈到南下井冈山途中总指挥卢德铭的牺牲，以及三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的脱逃和“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

一个整编，一个改编，真是惊人的相似。这说明革命在紧要关头朱德与毛泽东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是“把支部建在连上，采取士兵委员会”这些办法，朱德没有想到，而毛泽东却想到了。

朱德问何长工：“井冈山的地形如何？”

何长工说：“方圆几百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能容得下多少人吃饭？”陈毅问道。

“这个……我走的时候我们的部队也是刚到，还没来得及考察。”何长工坦率地说。

“我看这样吧！”朱德说，“你回去对毛泽东委员说，我们在粤北打开一个局面，他在井冈山打开一个局面，以后我们就把这两边连在一起，不是很好吗？”

其实，朱德考虑的也是井冈山地瘠民穷，肯定养不起多少兵。如果南北呼应，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不是更好吗？

第二天，何长工要告别了。朱德给了他一封信和一些路费，然后握着他的手说：“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委员联系上，说我们正在这里策划暴动，这是中央的决定。”

何长工说：“我记住了，一定转告！”

然后，他在中共粤北特委的交通员护送下，离开了犁铺头，回井冈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