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基础读物，于我更像在复习。当年苦于没有这种书，逼着自己去啃《思考，快与慢》《超越智商》之类的。就像练完了降龙十八掌，再回来学习蹲马步。道路迥异，孰优孰劣，无从得知。
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你得摒弃伤感，直面现实，最多喝一杯壮行酒，赶紧上路。只有一条路，尽可能在大脑中建立一些正确的思维方式，再把这些思维方式固化为你大脑这个操作系统的快捷方式或是自运行程序，就具备了以“无意识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
才这本书讲到了很多领域的常识，它一定会帮到你。
如何看待一个人
人们都喜欢念叨一句：人心叵测。
如果我把这个词看成是中性的，仅仅理解为一个人的想法难以理解。
马上就会得出，人们常常口是心非。我们从不以一种难测的复杂性去看待一个人，我们总是贴标签，以某一个身份概括一个人。这就是一种快捷方式，但这种快捷方式会让人犯很多错误。
正确的方式是，关注实时情景优先于这个人的身份。
来看两个修道士的故事：
一个修道士问自己所在的修道院院长，他能否在做祷告时吸烟。修道院院长大吃一惊，他说道：“当然不不行，这近乎亵渎圣灵。”
另一个修道士问他的修道院院长：“我能否在吸烟时做祷告？”这个修道院院长则说：“当然可以，上帝希望在任何时候都能聆听我们的声音。”
我们对于事物的解释不仅会受到在特定情境中被激发的思维定式的影响，也会受到我们选择的解释框架的影响。我们接受不同类别信息的顺序就是一种解释框架。上述故事中的第二个修道士就深刻洞悉了他在传递信息时表达顺序的重要性。
这就是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讲到的框架效应，给你一个什么框架，你就会自动做出什么反应。理解一个人的行为，他是什么人往往不如设身处地去看他所处的场景，发现其中的框架模式。
你去挑避孕工具，一个品牌标识避孕成功率为90%，另一个品牌标识避孕失败率为10%，使用效果并无差别。哪一个会卖得好？可想而知。
我们的思维定式和所处情景框架会影响我们们对事物的解读。
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引导着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但是它们也可能使我们陷入误区，以致逃避自己过分依赖它们进行判断的事实。我们可以尽力分辨出那些我们依靠刻板印象得出的论断。
请留心，那些偶然的、看似不相关的感觉和认知——所处情景——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行为。即使我们并不知道那些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应当明白这些未知的因素对我们思维和行为的影响要比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大得多。
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偶发和看似不相关的因素会提升我们在许多不同情境下对所遇到的一些事、一些人的判断的准确性，如果这个判断重要的话。
请记住，事情发生的原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一定要与结果有相似性的。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频率的评估常会受到它跳入你脑海中的难易程度的影响。
作者认为，对于这种“低估情境、高估个人因素”的事实缺乏认识是人们会犯下的最普遍、最严重的思考推理上的错误。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将这种现象定命为“基本归因谬误”。
这一类的归因背后明显有为自己辩护的动机。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因此而明白，人们通常会认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所处环境的一种理理智的回应——无论这种行为是善行还是可鄙。然而，我们很难认可他人行动中的情境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更有可能在评判他人时犯下基本归因谬误——将个人性格因素看作其行为最主要或唯一的动因。
如果你问一个年轻人，为何要与某一个女孩约会，他可能会回答“她是个十分温暖的人”。如果你问同一个年轻人，他的一个朋友为何要与某一个女孩约会，他则可能回答说“因为他需要一个没什么压力的女朋友”。
成本–收益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认为，试图让决策最优化往往是非理性的。这是由高速计算机借由其无限信息存储量完成的任务，而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决策过程则是有限理性的。我们寻求的不是最优决策，而是满意策略。我们在进行决策时需要根据其重要性而决定自己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对微观经济学论的一次修正，到目前为止它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即使是有明显缺陷的成本–收益分析也会在极大程度上拯救你的决策。一次敏感度分析可能会表明（在一项决策中）特定的成本或收益值的可能变动范围是极大的，即便如此，这次具体的决策也将明显是众多备选决策中最明智的一项。 去年五月的《决断》里有较多方法介绍。
沉没成本不是成本
经济学家的座右铭是——其实你也应当牢记在心——你未来的生活从此刻开始。昨天发生的所有事都无法挽回了。为倒掉的牛奶而哭泣无济于事。
阴险的政客会冠冕堂皇地为继续一场战争找借口，让更多的人去前线冒险，这样已经阵亡的人才不会白白牺牲。
机会成本才是成本
所谓机会成本，即因为进行一项行动而失去另一项次优行动带来的收益。这种成本产生的条件是，资源是有限的，并且行动主体因为自身选择的行动而无法同时时做其他事。
机会成本并非其他所有没有做的选择的总和，而只是未选项中最优选择的收益。任何价值都可以算作机会成本——金钱、时间和乐趣。
研究发现，人们使用成本–收益原则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学习了这一原则有正相关的关系。相较于生物学家或人文学科的教授，经济学教授更有可能赞赏那些基于成本–收益原则而做出的决策。修读过经济学课程的学生比没有上过相关课程的学生更有可能了解到该原则的精髓，并且更有可能在决策时使用它。
为何使用成本–收益原则会让人们行事更有效呢？部分原因是，使用它能让你集中精力于成效最高的行动上，而同时放弃那些看上去可能会失败的计划。
换言之，即避免沉没成本的陷阱，留意机会成本。
坠入沉没成本的陷阱时常会引致不必要的机会成本。如果你做了自己不情愿且不必做的事，那么不经意间你便浪费了机会做更开心的事。时刻注意成本和收益，包括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陷阱。
损失厌恶
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关于工作的一切都是人们被迫去做的，而关于玩乐的一切则都是人们心甘情愿投入的。”
人们在行事时，总是更倾向于计较损失，而非收益。损失厌恶的思维让我们错失了许多不错的交易。如果你能够以最小的损失换得一次有较大收益的机会，那么就这样去做吧。我们常会过度怀疑禀赋效应——只因为涉事关己而过度重视。
如果你在遇到需要舍弃一件东西的时候觉得犹豫，那就问问自己，是否仅仅是因为你是这件东西的主人而并非由于想保留这件东西的净收益等因素。
当我们试图影响他人的行为时，我们总是对老套的胡萝卜加大棒激励观念使用过度。在金钱上的收获或损失才是对人行行为最大的刺激因素。不过，的确是有一些可以让人们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向行动的其他方法。它们更高效，成本也更低。（有些利诱或是强制的方法的负面效果是极其明显的。）只是让人们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就能有效影响其自身的行为。想让人们减少用电量？那就告诉他们，邻居们的用电量比较少。想让大学生们少喝酒？那就告诉他们，同学们实际喝的酒比他们想象的要少。不要试图强迫人们做或者不做某些事情，只要移除那些障碍，创造出一些渠道，让那些最明智的决策成为最容易的选项。
大数定律与回归效应
假设某一天某家医院有10个婴儿出生。那么有多大概率这其中有60%或以上的婴儿是男婴呢？答案当然是，很有可能。我们当然不会怀疑，如果抛10次硬币，有可能6次正面朝上。假设某一天另一家医院有200个婴儿出生。有多大概率男女婴比例偏离正常值呢？答案很明显，几乎没有可能会偏离50%太远。
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样本的值（例如均值或比例）就越接近总体对应的值。在总体的规模达到极端的情况下，很容易就能看出大数定律的效果。
注意，样本统计值（均值、中位数、标准差等）的准确性与总体的规模是无关的。在美国，大多数对于大选的全国性调查仅包括1000个左右的被调查者，而调查者称调查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偏差不超过±3%。一个1000人的样本就统计出了1亿总人口对某一位总统候选人的确切的支持率，结果几乎和1万人的样本一致。
为什么今年的棒球新人总是在来年表现得令人失望？因为，新人在第一年的表现是偏离其真分数的离散值，第二年他别无选择，只会表现得逊色。回归效应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精神治疗师会对许多病人提及“前恭后敬效应”。对于病人讲述病情而言，治疗开始前，他们的实际病情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糟，而治疗结束后，他们的实际病情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这是为什么？对于“前恭后敬效应”的通常解释是，病人为了寻求救治会故意表现出糟糕的状态，而在治疗结束时则想迎合治疗师。无论这种解释的真实性如何，我们都会看到病人在治疗结束时的身体状态要好于治疗开始时，因为他们在治疗过程中的情绪比平时要糟糕，并且仅仅是随时间流逝，他们的状态也会向均值回归。你可能以为“前恭后敬效应”在有些治疗中不会出现，而事实上，所有类型的医生大体上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候：一个病人的身体状况无论怎样都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善，除非病灶不断发展。这样看来，任何一种干预治疗都会显得相当有效。
乌比冈湖效应
当其他条件保持一致时，在大多数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相信他们自己要比同群体的其他人更优秀。这种自我拉抬偏差有时被称作“乌比冈湖效应”，这源自美国主持人盖瑞森·凯勒虚构出的一个神秘小镇，那里的“小孩都在平均水平之上”。在领导能力方面，有70%的美国大学生都认为自己要高于平均水平，只有2%的人认为自己低于平均水平。在评价“自己与他人的相处能力”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高于均值。实际上，有60%的人会说自己在前10%的水平，而有25%的人会说自己在前1%的位置！
自我拉抬偏差在不同文化和亚文化群体中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在谦虚偏差这个问题上，没人会认为美国人表现得很明显，而东亚人则会表现得很突出。所以在任何涉及价值因素（领导力、与他人的相处能力）的自我评定中，我们都会发现西方人的自我评价总是比东亚人的自我评价高。美国人比韩国人更可能评价自己是更好的领导者，意大利人比日本人更可能自我评价更认真。
在此我们学到的教训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太相信人们的说辞，而是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
如何质疑专家？
当下，专家太多，假冒专家更多，即使是真专家，我们也看到对立的意见，那到底谁值得信任？
作者给出了三点建议：
1.努力辨别关于这个问题所涉之事是否存在专业知识。那些掐指一算的就不存在什么专业知识。
2.如果讨论的议题确实具有专业性，那么就研究一下该领域的专家是否对此问题存在共识。
3.如果存在共识，则这个共识的认可度越高，你对是否接受它的怀疑就越少。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只是所有其他形式已经被尝试过了。”专家其实是你最不该咨询的人，只是所有其他人你也可能都询问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