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马孔多是个二十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座土房都盖在河岸上，河水清澈，沿着遍布石头的河床流去，河里的石头光滑、洁白，活象史前的巨蛋。……每年三月，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都要在村边搭起帐篷，在笛鼓的喧嚣声中，向马孔多的居民介绍科学家的最新发明。”这是《百年孤独》的开幕场景，读来倍感亲切。这说的不就是自己的村子吗？人类文明真是奇妙，连相隔万里之外地球反面的村子都有长得相似的，甚至生活场景也似曾相识！

梁子湖西岸的一个小半岛上散落着十几个自然村，这里交通闭塞民风淳朴，是典型的熟人社群。小半岛上的每个孩子可能都回答过这样的问题：“你爷（父亲）叫么名字？”孩子可能在自己的家门口被问到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去卫生室打针买药时被问到这个问题，也可能是走在上学路上时被迎面走来的哪个同学的家长问到这个问题。这是小半岛上的孩子最初社会化的必答题，任何一个成年人几乎都对自己不认识的孩子问过这个问题。在这一问一答中那孩子就渐渐熟悉了这块土地上父老乡亲们的一张张面孔，故乡的音容笑貌也逐渐烙在脑海里了，“我”和“故乡”的关系就这样像小草在泥土中慢慢扎下了根。

我的村子形如一把打开的折扇，村子在扇根，田地沿西边的一座小桥环湖直到东边的一座小山，湖岸线足有三公里。从扇根到湖边的距离近的有五六百米，远的有一千多米。湖里长满了野莲藕、菱角、芡实、高笋，更别说味道鲜美的鱼虾了，那个年代湖里的鱼虾是用“厚”来形容的。只是，广博又略显贫瘠的土地常常让ta肩挑背驮的子民们在农忙“双抢”季节常因路途遥远而不堪重负。虽然马尔克斯没有在《百年孤独》中描写这些内容，如果能与他面对面交流，估计这些内容他也不会感到陌生的。

还是来说说与吉普赛人相似的那些村外来客吧。马孔多的村外来客只说到了吉普赛人，但在我们村，不同季节都有不同来客。他们与吉普赛人一样都是为了谋生，却没有一个是通过“为村民介绍科学家的最新发明”来达到目的的。

每到冬季，浙江师傅就带着媳妇、扛着家业——弹棉花的巨琴（弓）来到了村子。弹棉絮嫁姑娘是我们这的习俗，因为冬季农闲，娶媳嫁女的也多选在这个季节。浙江师傅如果遇到一个村有两三个女孩出嫁，就要连续忙上十来天。那时候我们放学回来都能听到他的琴声，有时候我们也会循声近距离观看，原来那熟悉的旋律是师傅是用类似手榴弹的一个木锤在弦上有节奏的敲击出来的。勤劳进取的浙江师傅们像候鸟一样从他们的家乡飞到外乡，日复一日的弹奏单调又温暖的琴弦，在无意间滋润了我们这些孩子干寂的耳膜，为我们的耳朵博物馆免费灌制了一首终身随机播放的MP3。还有的师傅在我们这带出了自己的徒弟，让自己的事业在异地开花结果这虽然不及谋生重要，却是比谋生更值得骄傲的事情。看到了吗？浙江人的闯劲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很多年就露出了自己的锋芒。

在冬季如期到来的还有说书人。村子里有几个年长的喜欢听书，就会把说书人留下来住一宿或两宿，利用这一宿两宿把村里的男女老幼吆喝在一起，听一段“薛仁贵”或是“说唐”。村里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不多，冬夜里赶热闹的多是妇女孩子。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孩子们脑壳里除了几首红歌几段语录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哪里懂得了这些？所以油灯下虽然各坐各的板凳却都是闹哄哄的。还记得说书人像老师上课一样强调过纪律，人家还是一边敲他的鼓一边说的，因为是客人，说得很委婉，所以效果甚微。想想吧，那么多文盲，还拖家带口的，能够聚在一起聊聊天还差不多，怎么能安静下来听一个外乡人用方言说些陌生远古的故事呢？这样的事在我印象里没有超过三次。有了收音机后，大人小孩都喜欢听刘兰芳的《杨家将》、《岳飞传》，听张明智的湖北大鼓。“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冬夜里的那个说书人当时该是多么失落啊！

炸米泡的除了冬天来，春天也会来，因为春天的白天长，肚子饿的时间也长，有“正月长长二月遥遥三月饿死老小”的说法，所以家长们要给孩子们备点零食。听口音，炸米泡的师傅也不是本地人。看炸米泡是孩子们的最爱。各家各户的孩子像赶集似的拿着家长给的钱，抱着柴火拎着米袋一边排着队一边跟着米泡机转动的时间估算着爆破的时刻。等着师傅站起身来，一个个都捂住了耳朵，有的还跑得远远的。随着那口黑锅一声怒吼，鼓胀的米泡瞬间都从ta的胸膛里倾泻出来，孩子们又汇集到一起来了，又一起期待下一次的怒吼。这个时候最煞风景的是某个家长的怒吼：“＊＊，你还不回去喂猪的？”

郭颂有一首歌《新货郎》，挺喜欢。我们家乡也有走街串户的货郎，我们称他们为“卖红买绿的”，这其实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名。他们担着货物来到村子，一手掌着扁担，一手摇着拨浪鼓，嘴里喊着“卖红、卖绿啊——”

“卖红卖绿的”师傅一般卖的都是针头线脑之类的，不对我们这些孩子的胃口。进村不分季节，什么时候有空就担着担子从这个村喊到那个村。由于隔壁村子的供销社物品丰富价格低廉，所以“卖红卖绿的”生意一般并不好。

青黄不接或寒冬腊里总有零星的逃荒要饭的外地人来到村里，有的来自四川安徽等邻省，也有的来自恩施、黄陂、麻城等外县的。他们中有卖唱的，也有直接伸手要的。有一年不知来自哪里的一个智障女孩（快二十岁了）跟着她的熟人来到了我们村，有人建议把这女该留下来，给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光棍伯做媳妇。女孩的熟人竟答应了，但留下了话：我们虽然是逃荒的，如果过不下去就让女孩回去，也留了地址。女孩对光棍伯不满意，在光棍伯家里呆了两个多月后还是走了。过去的那些事多是心酸和无奈，想起来令人泪奔；而今类似生存艰难的事依然存在还暗藏凶险，经不起想，稍稍多想一下就能把人的所有希望都封死，不信你就想想杨改兰的事试试？

那个年代，到了牛发情的季节，湖东那边就有人记着上一年的约定，牵着牛从湖东绕道几十里路步行到湖西，帮助湖西这边的牛完成交配受孕。有时候是先来人，掌握好这边的信息后再回去牵牛，他们牛都挺有耐心和爱心的。村里人把做这事的人称为“打牛妁的”。妁，撮合男女婚事的人，同理，帮助牛交配受孕也可以称为“妁”。所以根据字义和早年留在耳朵里的记忆写成“打牛妁”，这几个字应该是写对了。

最让母亲关注的是来自外地的算命先生。母亲可以说是迷信算命，她对算命先生的崇敬相当于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对高考的渴求。只要有从外地来的算命先生母亲都会让人家来家里，不仅出钱，有时还留人家吃饭。她每次只跟我算，不跟自己算，她觉得自己的命自己都看得到头。我是孩子，是她唯一的孩子，孩子充满着未知。不仅听算命先生口说，她还舍得花钱让算命先生写“命状”（把一个人一生各方面的情况用毛笔写在宣纸上再装订成书）。往往是头一年把钱和生辰八字给算命先生带回去，第二年人家再把“命状”送来。我的母亲啊，竟然找了三个不同的算命先生给我写了三本“命状”！全村，也只有母亲一人敢如此明目张胆的迷信算命了。现在想来，这胆量这豪情全来自浓浓的母爱啊。

母亲迷信算命，但母亲不信盲人算命，只找明眼人算命。母亲觉得盲人连自己脚下的路都不认识，是不能预测别人的未来的。母亲找的算命先生都是慈眉善目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的长老，母亲觉得这样的人看上去就是吉星，吉星当然会带来好运，算命图的就是吉祥啊。

每块土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印迹，这些当年游走在不同乡村的人在那个时代如流云如飞鸟不知走过了多少“马孔多”村。他们的职业继承人或许转战到了“马孔多”市，他们的家业（某种职业的专用工具）也肯定早已鸟枪换炮。我只愿我曾熟悉的“马孔多”村和它所在的小半岛能躲过开发商的觊觎，以“马孔多”的长相活在这地球上，哪怕那里只剩下几个老弱病残在坚守，哪怕大片田地已荒芜，也请开发商们手下留情千万别为了赚几个钱给ta整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