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丨路西法效应：好人为什么会变成恶魔？
关键概念：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核心问题：每个人都有作恶的潜质吗？
1、概要
从第二个模块的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到第三个模块的亲密关系，我们逐渐从个人走向了群体。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将进入第四模块，人与社会的关系。我把这一模块分成三个部分：
我将分析为什么社会是心理的最终归属，也就是我在这门课开头提到的四大公理之一，以及我们如何在社会的巨大影响中保持独立。
我将探讨社会阶层这个话题，教给你打破阶层固化的前进路径。
我将与你一起寻找在社会与文明的演化中，自己的价值与归属。
其实，在这一模块的任何一个话题，在大学里都可以成为一整个学期的课程。
但是通过窥其一角，我希望能带你领略心理学的广博：
要真正洞悉人的行为与动机，心理学必须要和社会学、伦理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等多个学科进行深度的交叉。
这既是心理学研究挑战大的原因，也是它的了不起之处。
今天，我们先从社会规范开始，了解人的社会属性。
2、社会规范：有教养的行为指南
在日常生活中，你会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现象：
在电梯里，大家都是面对电梯门站立，保持安静。即使你和你的朋友在等电梯的时候兴高采烈地谈话，一进电梯门之后，你们俩就会停止说话，面向电梯门站立。
当然，如果电梯里只有你们两人，你们也许还会继续刚才的谈话，也许还会面对面，但不会是一个面对电梯门，而另外一个背对电梯门。
在电梯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贴着警示，写着你不能说话，你必须面对电梯门站立。但是，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按照这种不成文的规矩来行事。
类似整齐划一的行为模式在社会上比比皆是，比如在公交车上，你会给老弱病残孕主动让座；比如过年过节，如果你收到祝福的微信，你会发祝福信息回去；比如在空无一人的马路，面对红灯，你也会停下来等待。
为什么？
从个人的层面上讲，这些行为是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从社会的层面上讲，这些行为是遵循社会规范的表现。
所谓社会规范，就是在一种文化下，所有成员广泛接受和认可的行为标准。
在很多时候，社会规范都是内隐的而非外显的。这时我们对社会规范的学习，主要有两种方式。
通过模仿别人的行为，做完全一样的举动。这在心理学上称为“从众”。
根据权威人士的指示，来做出相应的行为，这称为“服从”。
在大多数社会情景下，有些人的确比另外一些人更有权威，他们有权利告诉其他人，应该怎样做事，才符合规范。
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那么在课堂这个场景之下，我就有权告诉我的学生，他们上课的时候应该坐下来，应当保持安静；我有权规定，如果学生想发言，那么他/她必须先举手，在得到我的允许之后，才能说话。
但是，我的权威仅限于课堂。当我来到一个电影院看电影，我就不再是权威。放映厅门口的那个检票的小伙子就变成了权威。
3、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
权威是应当受到场景限制的。可是，一旦我们将从众与服从权威，拓展到所有的社会情景之中，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在1960年5月23日，以色列总理宣布，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被抓捕至以色列，将移交以色列法庭审判。艾希曼执行了将600万犹太人运输到集中营并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命令。
在审判过程，公众看见的艾希曼却是一个冷静、体面、有教养的普通人。他甚至很胆小，在视察集中营时，看到血污和尸体就要作呕。
艾希曼在法庭上宣称，他的一生都遵循康德的道德律令，他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
他再三强调，他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
他说，“我是一名军人，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艾希曼的回答，震撼了参加审判的每一人。人们期望的是一个极其邪恶、罪大恶极的杀人恶魔。但是在艾希曼身上，人们看见的是一个没有坚定纳粹信仰或者灭绝犹太人的邪恶动机的普通人。
为什么一个如此普通的人会做出这样邪恶的行为？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独裁政府的胁迫。但是，与这个观点相悖的是，在二战时期，绝大多数的集中营看守者都是自愿报名，而不是被胁迫参与屠杀犹太人。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民众的愚蠢。可是，艾希曼声称他自己熟读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而很多纳粹将领也饱读诗书，甚至能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所以，愚蠢这个理由，也说不通。
既然艾希曼的恶，并不是来自高层的胁迫，也不是来自他自身的愚昧或者变态心理，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他成为了一个屠杀了上百万犹太人的刽子手？
斯坦福监狱实验：让好人变成恶魔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教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1971年进行了一场模拟监狱实验。
正是这个实验，让人见识到了好人变成恶魔的惊人转变。
津巴多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并征集了24名大学生志愿者加入了为期2周的实验。
这批大学生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随后，他们被随机分成了两组：一组大学生扮演监狱中的“囚犯”的角色，而另外一组则扮演 “看守”的角色。
为了让实验更真实，“囚犯”的姓名被数字所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实验甚至动用了加州警方，让他们把一部分扮演“囚犯”的人从家里逮捕，给他们戴上手铐和牛皮纸头套，押进斯坦福的地下监狱。
扮演“看守”的学生们，则穿起了警服，戴上墨镜，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
之所以如此真实，是为了让大学生可以真正进入“囚犯”和“看守”的角色。
一开始，津巴多教授认为自己的模拟监狱实验只是平淡无奇的两个星期，毕竟参与实验的人都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
但是，在第一周还没有结束时，模拟监狱中的情况就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验被迫叫停。
发生了什么呢？
在这一周里，以往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斯坦福大学生蜕变成了两群人：
扮演“看守”的学生们，挥舞警棍，肆意侮辱一周前还是自己同学的“囚犯”，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看守”，表现出了虐待狂的倾向。
而那些扮演囚犯的学生们，唯唯诺诺，战战兢兢，不少人开始出现心理上的应激障碍，也就是由异常的环境和心理反应所导致的精神障碍。
3、缺乏思考造成“平凡之恶”
你肯定会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原本心理健康的看守一步步堕落成恶魔？而另外那批学生，又是如何被迫地接受了自己囚犯的角色呢？
在传统的善恶观中，坏人之所以恶，是他的性格、他过去的经历、他的信仰甚至是他的基因等等因素所导致的。
但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清楚无误地展示了，人的行为并非全由性格、经历所支配。左右着人的善恶的，还有社会情景，以及塑造情景的系统性力量。
卡夫卡曾经说，你不必是真正的罪犯，看守你的人也不用是真正的狱卒。只要你被看守了，时间一久，你就会忘记自由，相信自己是囚犯，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囚犯。
津巴多教授将这个现象命名为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是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上帝最宠爱的大天使。上帝的恩宠让路西法日渐骄横，产生了想与上帝平起平坐的想法，于是他带领了一些天使叛变，失败后坠落到地狱，变成了撒旦。
路西法效应就是指，善恶之间只有一条细红线，好人也会受到社会情景的影响而作恶。
参与审判艾希曼的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宣称人人都是路西法，都有成为恶魔的潜质，因为我们在社会规范面前“缺乏思考”。她把这种潜质，称为平凡之恶。
阿伦特认为，许多邪恶来自于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思考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反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
这样的人，就像法西斯时期的纳粹分子一样，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他们缺乏思考或者拒绝思考，这就让潜伏在人性中恶的本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我们手中，唯一能够对抗平凡之恶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思考的能力。
在第14讲，我引入了“专念”这种思维方式，它让我们不停地问自己，“除了理所当然的规范，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诘问自己也好，与自己对话也好，这些思考使得我们获得良知，重新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邪恶系统中的一环。
今日得到
1、所谓社会规范，就是在一种文化下，所有成员广泛接受和认可的行为标准。在很多时候，社会规范都是内隐的而非外显的。
2、我们对社会规范的学习，主要有两种方式。
通过模仿别人的行为，做完全一样的举动。这在心理学上称为“从众”。
根据权威人士的指示，来做出相应的行为，这称为“服从”。
3、权威是应当受到场景限制的。可是，一旦我们将从众与服从权威，拓展到所有的社会情景之中，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4、斯坦福监狱实验：让好人变成恶魔。
在传统的善恶观中，坏人之所以恶，是他的性格、他过去的经历、他的信仰甚至是他的基因等等因素所导致的。
但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清楚无误地展示了，人的行为并非全由性格、经历所支配。左右着人的善恶的，还有社会情景，以及塑造情景的系统性力量。
5、卡夫卡曾经说，你不必是真正的罪犯，看守你的人也不用是真正的狱卒。只要你被看守了，时间一久，你就会忘记自由，相信自己是囚犯，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囚犯。津巴多教授将这个现象命名为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6、路西法效应就是指，善恶之间只有一条细红线，好人也会受到社会情景的影响而作恶。
7、参与审判艾希曼的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宣称人人都是路西法，都有成为恶魔的潜质，因为我们在社会规范面前“缺乏思考”。她把这种潜质，称为平凡之恶。
8、平凡之恶的人，就像法西斯时期的纳粹分子一样，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缺乏思考或者拒绝思考，这就让潜伏在人性中恶的本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我们手中，唯一能够对抗平凡之恶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思考的能力。
9、诘问自己也好，与自己对话也好，这些思考使得我们获得良知，重新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邪恶系统中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