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海子(1964年3月24日-1989年3月26日)的生辰。

他仍然很热，但真正理解他的人并不多。理解一个诗人，必须了解他的个人经历，以及他的时代。因为诗人、诗歌都是很私人化的事物。是故，人们对海子有各种误读。老实说，一般人也很难读懂海子。实际上，海子也一直在刻意“经营着”自己。

海子的死因之一是“爱情中失败”的打击。他自杀前不久，与第一位女友见了一面，之后醉酒痛泣。她已经在深圳嫁人成家。深圳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之所。而海子穷得叮当响，与爱恋的“四姐妹”均已分手。他没日没夜地写诗，并将诗歌称为“祖国”，将自己视为“太阳”和“王”。

海子的爱情，曾经非常甜蜜。下面的《幸福》写于他和另一位内蒙女友初尝禁果之后。

幸福（1986）

当我俩同在草原晒黑

是否饮下这最初的幸福　最初的吻

当云朵清楚极了

听得见你我嘴唇

这两朵神秘火焰

这是我母亲给我的嘴唇

这是你母亲给你的嘴唇

我们合着眼睛共同啜饮

像万里洁白的羊群共同啜饮

当我睁开双眼

你头发散乱

乳房像黎明的两只月亮

在有太阳的弯曲的木头上

晾干你美如黑夜的头发

一个基本上可以成立的说法是，海子的自杀，不是“形而上死”，而是死于精神分裂——这也是医学的最后鉴定。但精神分裂这种病，也是一种现时代的常见病症。

资本主义摧毁了旧有的社会场域，释放出各种欲望流，所以，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分析》中写道：“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正确地说，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产物，正如躁郁性精神病患者和偏执狂是专制机器的产物，癔病是土地机器的产物一样？”

海子的欲望，可以说十分狂野。他15岁考上北大，就读法律系。但在其创作中，很少看到法学论述。不过，法学仍然给他带来了一种强大的精神暗示。因为，正如雪莱所说，诗人本身就是不被承认的“立法者”；另外，法律追求一种超验性、整体性、人类性、民族性。

海子的诗歌理想是“完整地体现人类精神”——“我的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如此高蹈乎八荒之表的诗歌理想，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宗教和史诗的传统。海子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写历史。现代性携带着“欲望流”而泥沙俱下。事实上，海子的诗歌，更多的是表现自己的个人欲望挣扎。但这种想写“大诗”的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并不少见。当然，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只是这样做时，一个诗人容易看不清他的时代。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经历文化热后，中国的读书人在精神上处于前所未有的彷徨状态。一方面，对西方充满向往；另一方面，对自己所身处的体制并不十分了解，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得世界需要改变。所以，那是一个“朦胧诗”的时代。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能力去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类型。但诗歌可以朦朦胧胧地表现出此一精神困境。

海子尽管成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但由于生于农村，加上他“不务正业”，经常出游在外、寻访诗友，所以，在精神上仍然是被体制所隔离的。中国人尚未意识到，现代性之于中国，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件：人们从此处于体制的铜墙铁壁之内，又被体制所隔开。海子没有学术能力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将自己隐藏在诗歌和爱情的牢笼之内。是故，将海子之死政治符号化也是不合适的。不过，构建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是当时文化界的通病。可以说，海子也在梦想着构建自己的“诗歌玄学”。

在《诗学：一份提纲》中谈及“伟大的诗歌”时，海子认为“只有但丁和歌德是成功的，还有莎士比亚。他认为，这才是当代中国诗歌的目标，并称他们为“王”，或是“太阳”、“太阳王”，而其他一些成就相对较低的诗人，如雪菜、叶赛宁、荷尔德林、坡、马洛、韩波、克兰、狄兰、席勒甚至普希金等，海子称他们为“王子”，“诗歌王子”、“太阳王子”或是“众神”。但海子又说：

“还有更高一级的创造性诗歌，这是一种诗歌总集性质的东西——与其称之为伟大的诗歌，不如称之为伟大的人类精神——这是人类形象中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他们作为一些精神的内容(而不是材料)甚至高出于他们的艺术成就之上。他们作为一批宗教和精神的高峰而超越审美的艺术之上，这是人类的集体回忆或造型。”

海子认为，像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敦煌佛教艺术，欧亚间的《圣经·旧约》，两大印度史诗和奥义书，希腊的荷马两大史诗，《古兰经》和一些波斯的长诗汇集，就是这种在“伟大的诗歌之上”的“更高一级的创造性诗歌”。

但海子究竟想表现什么样的人类精神，他语焉不详。很显然，佛教是外来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宗教。而且，我个人认为，在很大意义上，中国的诗歌精神在《诗经》之后，就被《易经》所取代了。尽管《易经》的创作可能在先，但其人伦-道德-政治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由于易经，成了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度。而且，易者，是变与不变的矛盾体。它本身就隐藏着中国人精神分裂的文化基因。

海子可谓诗才横溢，但也有其急功近利、阅历不足的缺陷。他模仿歌德写长诗，但歌德的《浮士德》整整写了60年，而且，结合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然而，海子对中国的诗歌传统的评价，是比较负面的。他说：

“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在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的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

尽管海子这么说，但他“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的诗歌创作或论述，并不多见。海子熟悉的，除了书本上的哲学与诗歌理论，主要是农村。而中国农村是荒芜、贫瘠的。海子在那里所收获的，主要是痛苦，至于原因，他并没有进行过认真思考。在城市，海子一心想着的，也是自己的诗歌能否被那个狭隘的诗歌圈子所认同。一旦被否定，海子就变得格外焦躁和痛苦，甚至常常为此而痛哭流涕。这是一个除了诗歌和拥抱爱人，就没有其他生活的、在人格上尚未成熟的可怜的贫穷的孩子。

其实，只要融入生活，只要承认诗歌的“私人性”，那么，海子就不会精神分裂，走向极端。诗歌承担不了，也不应该承担改变、规制社会生活或政治的使命。布罗茨基在接受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里说：

“如果艺术教导我们(首先教导艺术家)任何事情的话，那就是人类存在的私己性(privateness)。作为私已活动中最古老也是最字面(Literal)的形式，艺术赋予人······一份独一无二感、个人性，或区别感——并因此使他从一个社会动物变成一个可观可感的‘我’。”

这句话可能令喜欢“文以载道”的中国人感到不适。其实，文学，尤其是诗，和社会或政治运动在本质上是相反的。社会或政治往往对人起着规制的作用。所以，诗歌与社会或政治规范的结合，往往是悲剧性的。但当诗歌“私人化”时，诗歌就制造了一种“例外性”和“异质性”。如此这般，诗歌反而能够进入到公共领域。因此，诗歌的彻底个人化、内在化，就是对自由的呼唤。在这种意义上，正是私人化写作，才构成了对现代性非人化的抵抗。

海子一方面提倡写“大诗”，一方面主要写的却是优美动人的抒情诗、爱情诗；他一方面狂热追求爱情，一方面被“四姐妹”逐个抛弃；一方面自视为“太阳”，一方面却被众多诗友嘲笑；一方面热爱着乡村，一方面又觉得乡村寒冷而空虚；一方面游走四方，一方面却感到越来越孤独；直到练气功出现幻觉，直到爱情彻底颗粒无收，最后，体力不支、精神崩溃，死亡成了身不由己。

在中国写诗，到了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差不多的精神困境。诗人也是被欲望折磨的人。而且，他们对欲望的实现更加迫切和敏感，甚至有时比一般人更加功利。而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从小开始，就与社会主动隔离。社会生活实践的欠缺，也是导致诗人天生“营养不良”的原因。不像西方人，从小就培养一种人格独立性。尤其是，他们对性没有那么多神秘感。而中国人却普遍都会遭受性压抑。至少在那个年代是那样的。当然，现在很可能走向了物极必反，性泛滥。在多重扭曲之下，海子的精神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最终走向自杀。

在海子自杀前的两三个月，他创作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1.13）》，想过上世俗的幸福生活。不久，又写了《四姐妹》，怀念他的四个女友。最后一首是1989年3月14日凌晨写的绝笔诗《春天，十个海子》。这里还是看看他的四姐妹吧：

四姐妹（1989.2.23）

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

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

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

空气中的一棵麦子

高举到我的头顶

我身在这荒芜的山岗

怀念我空空的房间，落满灰尘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光芒四射的四姐妹

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

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

我的美丽的结伴而行的四姐妹

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

赶着美丽苍白的奶牛 走向月亮形的山峰

到了二月，你是从哪里来的

天上滚过春天的雷，你是从哪里来的

不和陌生人一起来

不和运货马车一起来

不和鸟群一起来

四姐妹抱着这一棵

一棵空气中的麦子

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

明天的粮食与灰烬

这是绝望的麦子

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

永远是这样

风后面是风

天空上面是天空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