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靠着书法和文学的魅力,这十二个字所代表的时间已经成为艺术史上的永恒。
公元353年,王羲之50岁(有人说他这时候30来岁,但王羲之在宴会上被推举为写序之人,肯定德高望重,且全文的生死之悟非常深刻,我取王羲之出生于303年的说法)。一般书法作品,人们往往忽略它文学上的意义,但是,兰亭序本身一开始是作为诗序和宴集序而存在的,王羲之最想表现的还是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从头到尾都是不经意的书写,随意的涂抹。王羲之最初没想过它在会在书法上取胜的。
序文一开始是山水之乐。与其说自然的美神唤醒了魏晋人的生命意识,不如说是魏晋人发现了自然之美。因为处于乱世,不知人生几何。各种忧患,逼得知识分子终于发现除了经世济民安邦定国之外,还有山水的优雅田园的从容。李泽厚先生曾说魏晋乃人的觉醒时代。这种人的觉醒,首先就是对生命的忧患。汉末《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之类的诗句,成为中国诗歌中生命主题、时光慨叹的最早表现。汉末人在不容易活下去的年代觉悟到生命本身的价值。于是人们进入山水,希求安放自己的身心。孔子曾大赞曾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但孔子仁以为己任,须臾不敢忘大道之义,于是,这种理想,我们就只能在庄子、在后来的山水诗里寻找。
《世说新语》中的一个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山水之乐的背后是故国之思。如今,从公元317年过江以来,东晋已经在飘摇中度过了30多年,或许克复神州的梦想已经支离破碎很难实现了,故国已经变得很遥远很模糊了。王室还在延续,江山依然美丽。王羲之的山水之乐引发的是人类最为永恒的痛苦:生死之痛。所谓: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序文后半,近于玄学之语了,但王羲之又在哲学的高度,走出了玄学的迷思,难得一片清醒的沉痛。空间常引发时间的思索,这是古代诗文常有的模式。山水的逍遥,不得不触动“盛筵难再”的人生无常感。王羲之知道老庄的“一死生,齐彭殇”都是安慰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死亡的阴影如此巨大,尽管天朗气清,尽管惠风和畅,终将一去不返;眼前的名流,身边的流水,手中的美酒,都不能解除这古老而又切身的忧愁。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反而把人的渺小生命的卑微表现了出来。人,是面向死亡的存在;越是人生美好的时刻,越让敏感的诗人伤心。《王羲之传》里也记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魏晋人的玄学是一边姑且承认着老庄的齐物论,把人生推向虚无;另一面,老庄的养生观念,又让他们积极寻找长生之法。王羲之这样对生命对死亡敏感的人,甚至也加入了炼丹服药这一群体。序言最后,王羲之依然靠时间来消解自己的悲怆,因为,每个人,都得死亡,而总有一些东西,能够打败时间。古人有三不朽,而“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不知道,是不是王羲之的一点安慰?看似悲观的忧患,实际上是一种对生命的最热烈的留恋。
对死亡的叩问,对未来的期许,《兰亭序》或者就是王羲之的《悲怆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