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文；若望/译（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译工坊”）

*本文最初是吉登斯的一次演讲，1981年以“从马克思到尼采？新保守主义、福柯与当代政治理论中的若干问题”为题作于纽约大学，后以同样的标题收入Anthony Giddens,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 215-230. 1995年又做了一定删改，以“福柯、尼采与马克思”为题收入Anthony Giddens, Politics, So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59-268，该书有中译本（《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译文质量较为低劣，所以我决定重译本篇。译文依据1982年版，以体现时代感。原文页码夹注，注释从略，重拟了副标题。

过去十年间，一股强大的政治保守主义潮流席卷了西方世界。保守主义政党不仅在很多国家掌握了权力，它们更是在一种体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重组趋势的政治气候中做到了这一点。随着凯恩斯主义（它在1945年之后的时期一定程度上既被保守党派，也被社会民主党派所接受）的近乎解体，保守党派不仅掌握了权力，它们更是在一种复兴的激进保守主义的支持之下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有的人可能会夸大这一现象的长期效应。毕竟，新左派极盛之时距今也不过区区十数年而已。如果说新左派已经显得过时透顶，人们一定不要忘了那个时候许多人（既包括那些抱有强烈敌视态度的人，也包括其支持者）的感受，人们都觉得工业化国家的组织构造中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要对从有限几年的经验出发所做的一概而论抱有谨慎的态度。在我看来，战后的社会科学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倾向。依据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十五年左右上升的增长率以及相对稳定的“共识政治”，夸夸其谈的“工业社会理论”就被创造了出来，规划了一个不断扩张的无限未来。[215]绝大多数这类理论，包括所谓“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在我看来都缺少做出这种雄心勃勃的一概而论所必需的细致的历史感，而且，也都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缺陷。

尽管心中有这些保留之处，我确实相信政治理论之中有了一些不应忽视的重大发展，这些发展与保守政治有着广泛的关联。我不会在英美世界的语境中讨论这些，我将以在法国获得了显著声望的哲学“新保守主义”的某些方面为中心。我认为，英美的各种新保守主义与法国的“新哲学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一直以来主要以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领域为中心，尤其关注货币主义（monetarism）的影响；这类保守主义的政治蕴意可以说主要是由经济学理论引导的。另一方面，新哲学家们则聚焦于国家，权力。他们被称为哲学家是恰如其分的，而且很难说他们与政府的核心有什么密切关系。他们的著作大多带有危言耸听的特质，而且他们都有转变信念的经历。因为这些新哲学家都是1968年“五月事件”之后幻灭了的幸存者，他们发现自己并不在一个人性解放的世界，而是在一个野蛮时代。他们从马克思走向了尼采。

就让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evy）为这些新哲学家代言：

我是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并不神圣的结合生出的野种。如果我是个诗人，我会吟唱明日就会落到我们头上的生存的恐怖和新古拉格。如果我是音乐家，我会诉说白痴的笑声和弱智的眼泪，那些在废墟上聚集，等待着自己命运的迷失者们发出的可怕哀嚎。如果我是个画家（库尔贝，而不是大卫），我会描绘在圣地亚哥、罗安达、科雷马上方压城而来的肮脏天空。但我既非画家，也非音乐家，诗人。我是一名哲学家，运用观念和词语——那些早已被愚人揉碎浸泡的词语。所以，我将只用我的语言词汇来谈论大屠杀、集中营以及死刑，我见过这些，别的人见过这些，我也想要记住这些。倘若我能解释清楚那些有时甚至会用幸福向人民许诺的和颜悦色的君主的新极权主义，我将心满意足。[216]（我的著作）……应该被当作“现在之考古学”来阅读，我是在仔细地揭穿当代言论与实践的雾霭背后的一种带有人性面容的野蛮。

认识到今日的野蛮世界有着一个人性面容，一个浅薄的人性面具，这也就意味着认识到当今的国家总是宣称以人民的名义行动。但是，当代国家的这一人性面容，（a）在一个科学主义、科层制和军事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日益聚集起来的恐怖已经使之失衡；而且，（b）这一人性面容不过是国家这个用来协调权力的普遍制度的表面掩饰。二十世纪是两次毁灭性世界大战的世纪；纳粹的恐怖，甚至连斯大林主义的残忍都算不上什么新东西。那么，为什么发现带有人性面容的野蛮会带来震惊？为什么会全面抛弃马克思并如此热切地拥抱尼采？无疑，法国，或者说欧洲的部分左派有其特殊的原因，因为他们曾极不情愿承认斯大林主义的种种实际；我认为，相比在英国或在美国，索尔仁尼琴关于古拉格的叙述在法国的左派之中更有冲击效应。不过，我认为还有一些更深层的思想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从中生发的思想传统有关。

马克思主义乃是十九世纪西欧的发明，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而得到发展。在阐述这一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吸收了他试图与之斗争的社会思想形式的某些特征，尤其是这样一个国家概念：对应于国内和国际经济交换关系扩展的大背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关注是保证私有财产的权利。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不仅缺少详尽的国家理论，而且，正如马克思最紧密的追随者现在也坦然承认的那样，这些文本也缺少令人满意的宽泛意义上的权力概念。当然，马克思对阶级权力或阶级统治做过分析，不过重点落在了作为权力根源的“阶级”。而在预期中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以及马克思有时所谓“政治权力”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被超越。因而，马克思（财产的激进化）和尼采（权力的激进化）之间就构成了某种反题，从而为幻灭打开了一扇大门。[217]这扇门可能只会单向开放——从马克思到尼采——因为尼采为那些已经失去“现代主义”幻觉的人提供了避难之所，不至于重新堕入彻底的犬儒或冷漠。失去自己的幻觉，认定它们是幻觉，这比获得一种无来由的进步主义信念可能更为常见。而且，做好准备要去承担起精神的重负，从而兼取马克思和尼采二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在做过这种尝试的人之中，马克斯·韦伯可能是最值得一提的例子；但正如弗莱施曼指出的那样，他最终却是最接近尼采的人。实际上，韦伯在1918-1919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演讲中对世界状态的阴郁沉思与莱维有着出奇的共鸣，尽管少了后者所钟爱的那些修辞花样。

提到马克斯·韦伯当然会使我们想到，尼采对社会理论的影响绝不仅是当代的现象。事实上，有一些人，如卢卡奇在他的《理性的毁灭》一书中，就认为尼采对于德国思想中日益兴起的非理性主义潮流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最终在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中到达了顶峰。但是，对尼采的兴趣在当今的复兴有其新颖之处。尼采从未像如今这样在法国思想界产生这么大影响力；而且一定程度上源自尼采的许多观念也不仅仅支持了一种新保守主义。众多自视左派的作者群体也受到了源自尼采的观念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新哲学家的立场无法毫不含糊地被说成是“右倾的”。

我不会详细讨论这些新哲学家的著作，我打算将我的注意力集中于福柯。1977年，让·鲍德里亚出了一本题为《忘却福柯》（Oublier Foucault）的书。但在英语世界，根本说不上什么忘却福柯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说福柯才刚刚被发现才是真切的——那个研究权力的福柯，而不是研究元史学的神秘的福柯。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对福柯作品中出现的若干主题做出批判性的讨论，最后我将回到这些新哲学家对我们提出的挑战。[218]

福柯最近以权力为首要关注的著作当然保留了他早期作品的某些着重点。他的历史研究依据的是他所谓“谱系学”，用这个词他指的是“这样一种形式的历史，它在不必诉诸主体（不论是独立于事件领域的先验主体，还是追寻自身在历史中空洞的同一性的主体）的情况下，解释知识、话语、对象领域等的构成。”福柯一般被归为“后结构主义”，尽管他并不喜欢这个词。对于这一归类，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原因的。福柯继续了，实际上更是进一步阐发了主体的去中心化这个由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引发的主题。在福柯的著作中，主体的去中心化既具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一定意义上也是个实质的现象。历史由认识型所构成，或者用后来的说法，是由权力领域构成，人类主体就在其中展现；而在当前时代，我们正在离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由一种特殊类型的主体性构成所支配。我们正在见证“个体的终结”，这个表述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晚年越来越常用的一个说法形成了强烈对照。

在我看来，尼采的主题在福柯的晚近著作中极为突出，尽管这些主题的运用方式迥异于法国的其他福柯同代人（而且一定程度上有趣得多），甚至是那些与福柯关系密切的人，比如德勒兹。这些主题不仅包括权力无处不在的性质，权力对于价值和真理的优先性，也包括这样一个观念：身体乃是权力施加其上的表面。福柯的权力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幽灵一般若隐若现的权力概念迥然不同，在后者那里，权力是阶级统治的罪恶体现，将被历史的进步运动所超越。福柯说，权力本质上就不是压迫性的，不仅仅是说不的能力。福柯问道，倘若这就是权力的全部，我们怎么会始终如一地服从它？权力之所以能够掌控，乃是因为它不仅是作为一种压迫性的重量，一种要被抵制的重负来运作。权力其实正是一切事情发生的所在，事物、知识和话语形式，还有快乐，都在权力中生产出来。

这一权力形式的理论是福柯刚刚开始的性史的主轴。我们当代西方社会所理解的“性”（sexuality）正是权力的产物，而不是说权力压抑了性。[219]性在现时代有着特别的政治意义，因为它所关系到的特征和活动正处在身体的规训与人口的调控的交叉领域。这与福柯关于监狱起源的论述有着明显的关联，我认为那是福柯最出色的作品，他关于权力所要说的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在那本书中得到了聚焦。我假定大家都熟悉这部作品，我将不会详细复述其论证。据福柯之说，监狱在十九世纪西方社会的广泛采用指示出权力领域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在刑罚领域，监禁取代了公开的行刑、酷刑，或是其他“奇观”。这涉及到“双重的变化过程”：一是奇观的消失，二是痛苦的消除，更偏好对自由的剥夺与矫正性的训诫。这集中体现出了一种社会秩序类型的消失，这种社会秩序以“表象的、戏剧性的、有意味的、公开的、集体的模式”为基础；也体现出另一种社会秩序的诞生，“强制的、肉体性的、隔离的、隐秘的模式。”

根据福柯之说，纪律与监视是监狱的关键要素；而且，在看他来，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并非监狱所独有。相反，它们遍布在其他众多也出现于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组织中：工厂、办公室与工作场所、医院、学校、军营，等等。纪律使权力从身体中分离出来，这与传统的实践相反，传统实践中的身体要被打上标记——在惩罚中，要以一定方式公开做出印记。与此同时，重点被放在了权力的“内在化”。用福柯的话说，规训权力“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经受了规训权力的人默许了这种新的权力技术，而他们的默许恰是这一新技术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这一语境中，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可能与桑内特在其著作中对权威所做的分析有关联，我指的不仅是《权威》这本书，也包括更早的作品。在我看来，桑内特用阶级的“隐蔽伤害”这个表述指的不单是说阶级统治的“伤害”被“隐蔽”了起来，而是说，出于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本质，伤害就是会“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

不过，福柯所谓规训权力的不可见性在监视（surveillance）中有一个可见的对应，一个支撑它的机制。[220]他认为，一旦规训/纪律在“驯顺的肉体”的行为的规律性中得到了外在体现，那么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是，个体应该持续不断“处于监视之中”。监狱布局的范例就是边沁设计的，以一个瞭望塔为中心的全景敞视建筑。而这不过是必然会伴随规训/监视关系出现的物理布局的一种“理想”形式罢了。因为，规训权力就涉及空间的专门化封闭，依据可识别性或活动的专门标准来对空间进行分割。这种对空间的隔离正是我之前提到的工厂、办公室以及其他组织的重要构成要素，所以就算我们发现它们全都与监狱相似也不应惊奇。或许这样说并不为过，对福柯而言，监狱和收容所最为充分地代表了现时代，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工厂或生产地点。而且，人们不妨再加上一点，这种对立反过来也体现出了福柯是如何具体实现尼采取代马克思的。

我们不应忽视福柯著作的重大意义，在我的评价中，这是自马克斯·韦伯关于科层制的经典文本以来对于行政权力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不应过于轻易的落入这一理论的支配：正是在这一结合部，我想要开始做出一系列考察，这些考察最终将使我们拒绝社会理论中出现的“尼采复兴”。我想对福柯关于权力、规训和监视的看法提出几个重要的异议；而这些异议最后将带我们回到新哲学家们的惶惑学说所引发的议题。我相信，我将提出的论点既对现有的社会理论整体具有相关性，也与政治的问题有关。

1.我认为与福柯采用的那种“后结构主义”思想风格进行决裂，这一点非常重要。福柯似乎将规训权力的扩张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但他只是以泛泛而论的方式做这种关联。就像他早期作品中记述的“认识型转变”一样，权力的变形也是从“没有主体的历史”这样一个黑暗而神秘的背景中发端。如果“历史没有主体”这个表述指的是人类不断克服自我异化这一黑格尔式观点，那么我是接受的；而且，如果主体的去中心化意味着我们不再将主体性当作既定的，那么我也接受这一论题。[221]但是，倘若“无主体的历史”这个术语意味着人类社会事务是由种种历史力量做决定，而卷入其中的人们对这些力量一无所知，那么我完全不接受这个观念。正是为了反对这个观点，我才发展出了结构化理论的原理。在结构化理论中，人类无时无处不被当作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尽管是在由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他们行动的意外后果构成的历史特定界限之内行动。在我看来，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延续了由结构主义引入法国思想的一个混淆，即混淆了没有先验主体的历史与没有认知主体的历史。但是二者截然不同。我们必须否认前者，但要承认后者的重大意义——这一意义在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见解中得到了简洁表达：“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2.这第一个异议对于福柯就监狱和诊所所做的分析有着具体的蕴意。“惩罚”、“规训”，尤其是“权力”本身在福柯说来就仿佛它们就是行动者——就是历史真正的行动者。但是监狱、诊所和医院的发展却并非仅仅是在它们的设计者、建造者或是其中收容的人“背后”出现的现象。就这个方面而言，伊格纳季耶夫关于监狱起源的著作是对福柯的有益平衡。监狱系统在十九世纪的重新组织和扩张与各个国家的当权者明确察觉到的一些需要紧密相关，那就是在大型的城市空间中建构出新的模式来控制歹徒，而地方社区的惩戒程序在此已不敷用。

3.福柯把监狱和工厂拉得太近。无疑，在资本主义的早期，有些雇主在追求劳动纪律的树立之时，确实有意识地把监狱视作模范。有时确实会使用不自由的劳动。但在监狱和工厂之间却有两个关键差异。“工作”只构成了监狱之外的个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一般是最耗时间的部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并非戈夫曼所谓“总体性制度”，而监狱却是，诊所和医院可能也是。[222]更为重要的是，工人并没有被强制禁锢在工厂或办公室，而是作为“自由的雇佣劳动力”走进工作场所的大门。这就引发了如何对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力进行“管理”，这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问题，波拉德等人对此做出了有趣的分析。与此同时，这也为工人抵抗的种种形式开辟了道路（尤其是组织工会和集体罢工的威胁），而这些抵抗方式却不是监狱纪律的常规设置。福柯所谓由规训生产出来的“驯顺的肉体”往往一点都不驯顺。

4.福柯把监狱当作规训权力的典范，这出自他的尼采式“怀疑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而与这一立场相一致，在我看来，福柯也对“资产阶级”，或“自由主义的自由”，以及它们所催生的改良的热诚抱有太过消极的观点。我们都很了解马克思的“怀疑解释学”，把自由主义的自由看作强制和剥削的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外衣。没人能够否认工业资本主义早期“自由的雇佣劳动力”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幌子，是在不受工人控制的条件下对劳动力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但是资产阶级进行自由运动的自由、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平等，以及政治集会的权利，这些“微不足道”的自由对照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社会的经验，都已经证明是非常真实的自由，在那些极权社会，它们要么不存在，要么被彻底阉割。福柯说“监狱改革”是与监狱本身一同诞生的，就是监狱规划的组成部分。但是，同样的论点也可以用在随着封建制崩溃而引发的众多政治和经济转型之上，而且不必用这么讽刺的语调。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绝对主义或极权主义不同，而理性的普遍化正义这一资产阶级思潮也和监狱及其改革一样具有两面性。但有一个重大差别：囚犯被剥削了其余人口在形式上拥有的那些权利。契约自由和政治集会的自由合在一起推动了劳工运动的兴起，既成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一大挑战，也成为它进行内部改革的强大力量。

5. 福柯的分析的核心有一个惊人的“缺失”（至少是到目前为止的分析），这一缺失是与马克思主义共有的。这就是我在前文中关注的：一套关于国家的论述。正如我刚评述过的那样，这一缺失在马克思那里一定程度上要追溯到他与政治经学的纠葛。[223] 在福柯这里，人们不禁会怀疑，这种缺失与规训权力的遍在性有关。国家被福柯描述为大写的“精心计算的征服技术”，是一个监视所有人的规训架构。倘若福柯确实相信这一点，这在我看来至多也只是部分真理。在当代世界，已经不再可能有关于“国家”的一套理论，而只能有关于复数国家的一套理论；而这一点具有“内部”和“外部”的蕴意。就国家内部而言，不论新哲学家们怎么说，要是主张国家的存在本身就会同时否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在我看来就是胡扯。泛泛地说权力无处不在而国家无法挑战的强大力量会带来静止不变的状态，这与马克思主义言之凿凿地念叨“国家”的超越一样，都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就国家外部而言，在我看来，最为要紧的是遵循蒂利等人的观点，强调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此前存在的欧洲国家体系之间的联系有着重大意义。福柯这样写道：

如果说西方的经济起飞始于导致资本积累的技术，那么或许也可以说，人员积聚的管理方法导致了一种脱离传统的、讲究仪式的、昂贵和粗暴的权力形式的政治起飞。那些陈旧的权力形式很快就被废弃了，被一种巧妙的、精心计算的征服技术所取代。

但是，就像其他所有关于国家的说法一样，这一分析极易造成误导。从来就没有单个“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存在的都是复数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内部的平靖化（pacification）进程是与暴力手段集中到国家手上相伴的。在一本我刚完成的书中，我试图表明，在作为阶级统治媒介的资本主义劳动契约与国家对暴力手段的占有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资本主义劳动契约最初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在这种契约中，雇佣者并不拥有道德或暴力的约束手段来确保劳动力在工作场所的服从。暴力手段从劳动契约中被“排除”，这意味着服从在很大程度上要由福柯所描述那种新的权力技术来确保。[224]但是很难就此认为“昂贵的、暴力性的权力形式”因此就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语境中消失了。相反，二十世纪已经见证了暴力升级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

那么，权力、国家和新保守主义又处于怎样的状态？对于那些想要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传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寻求某种支撑原则，从而促进于尔根·哈贝马斯所谓“现代主义”的人来说，这些分析具有什么相关性？我的论点如下，有两个主要线索，我想我已经在我最近的著作中尽我所能地将这两个线索解析出来并重新结合起来。在我看来，说当今的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已经枯竭了，这是确实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在十八世纪末思想中有着混合起源的潮流都出现了一种真空，正如约翰·邓恩（John Dunn）在他的《面对未来的西方政治理论》一书中强调的那样。然而，精疲力竭的行路者并不一定就会累死，还有可能在得到合适的休整之后能够带着重生的活力继续前行。我并不想顺着这个有些孱弱的比喻继续说下去，不过，我认为，社会与政治理论当前正经历一个转变时期，而不是最终的崩溃，这是一个妥当的说法。还没有必要就此放弃“现代主义”，把启蒙运动的种种理想都斥为假神，反而以一种对权力之现实的苟且默许取而代之。

转变的一个层面与社会理论的分析工具有关。社会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模式所主宰，研究者只是盲目地亦步亦趋。结果就是围绕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这两个支柱形成的“正统共识”（orthodox consensus）的盛行。这一正统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思想的遗产，在二十世纪被逻辑经验主义和系统论所复兴。自其肇端之时，它就有一个对手，一个“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后者通过verstehen（理解）和erklaren（说明）之间的基本对立，拒绝接受自然科学作为社会思想的模范，强调人类行为有意义、有目的性的品格。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尽管接受语言作为解释社会形式的典范，但是却与正统共识而非上述的反传统结合得更为紧密。[225] 但是，我认为如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对立的思想传统都包含着根本性的缺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重构社会与政治理论，与这三个传统都进行实质决裂。如今已经很清楚的一点是，那种常见的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几乎未能触及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另一方面，有关人类主体性与历史长时段内所形成的制度的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一些基本的问题有待解决。在我看来，有必要接受结构主义的论点，即主体必须被“去中心”；但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没有能力从概念上处理主体“去中心化”的蕴意。这也包括福柯；在这一点上，我再次诉诸之前强调的论点，要把人类当作具有认知能力、行为能力的行动者，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的创造者。

发展我所谓结构化理论的重要性并不限于社会科学。因为，在寻求重新思考人类行动和制度之本质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同时将这种本质整合进了关于自然科学哲学中发生的基本变化的评判之中。正统共识和反传统都是在自然科学模式之内运作的——前者以此塑造社会理论，后者将社会理论和自然科学对立起来——而这种模式本身现在已经显得过时。在这一理论议程中，权力的概念当然具有基础作用。我认为不仅马克思主义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权力理论，其他众多社会理论形式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由反传统所造就的解释社会学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功能主义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二者都将意义或规范视为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特征。权力是次一级的，后加的现象。福柯，以及其他一些以更为狂放的方式受到尼采影响的人，正确地认定权力自始至终、无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切社会过程。我认为，接受这一点就是要认识到权力与自由并非相互抵触的；而且，权力不能被界定为强制或约束。不过，我也认为，由此就被一种尼采式的权力激进化（把权力提升到行动和话语中的首要位置）所惑也是相当错误的。如此一来权力就会成为一个神秘的现象，盘旋在一切地方之上，又潜藏于一切事物之下。[226]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样一种观念：拒绝权力优先于真理，或是说意义与规范可以被揭露为隐蔽的或神秘化的权力。权力还原论与经济还原论，或是规范性还原论同样错误。

这就将我们带到了当代社会与政治理论转变的第二条线索。这里我要预先声明，我在政治上同情左派，所以我可能不是为新保守主义做出公正评价的合适人选。不过，我真的认为，新哲学家们强烈关注的权力与国家的议题确实构成了政治理论重构的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因素，程度丝毫不亚于前面提到的对社会理论的分析式重建。在我的总结评点中，我将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因为我自己是，或者说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看来必然是任何想要捍卫一种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的人的重要出发点。我毫不怀疑地相信马克思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的著作的实质内核是正确的，而且到今天还是这样。不过，我赞成一个广泛接受的看法，马克思的观点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是对的，但需要依照他的时代以来的发展做出调整（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讲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并未触及事情的根本，那就是，马克思思想的根源之处有一些基本的缺陷。我想要完成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在我前边提到的那本书中，我做了初步的工作。但这种批判是左派的，而非右派的，而在这一规划之中，福柯的著作当然会提供重要的启发（尽管也会得批判性的评估）。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必须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对社会主义加以理论化。马克思所期待的社会主义的成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没有迹象表明他所预期的世界中会有未经受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他也没有预期到，资本主义能与那些由宣称遵从他的学说的人所统治的社会共存。社会主义既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实，也是一系列看起来仍然能够得到更深入发展的理想。新哲学家们警醒我们不要忘记二十世纪乃是古拉格的世纪。[227]社会主义不再有着干净的双手，而不论人们选择以何种方式来批评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最简单的选项，断定这些社会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已经决不再可能将这个世界的一切恶都不加分辨地归到资本主义头上。

任何一种重新开始的社会主义理论要想站得住脚都必须处理马克思主义中的重大缺失，包括性别剥削和种族统治等问题。这二者都是不是资本主义发明的，尽管它们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传播已经采用了特定的形式。与这些主题特别相关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解释的缺陷。就此人们可以提出若干点。首先，那种认为历史可以完全根据生产力的扩大，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而得到理解的观点必须被废弃。其次，马克思关于非欧洲社会所说的东西既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是错的。对此人们可能会想到他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评价，不过我们也应该记住还有众多前资本主义的文明极少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些文明他没有写到是因为当时根本不为人知。第三，人类的“普遍历史”的原理，马克思试图将此整合到他的进化论架构，这一点也必须得到彻底修正。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体现为一个“普遍历史”的制高点，但是社会主义又将以一种矛盾的形式成为人类历史整体的顶峰。这个观点要想言之成理，那资本主义就必须被视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总结，但却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不过，只有我们对我刚提到的“缺失”，以及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闭目不见，这样的看法才是可接受的。

在此，我们必须再次回到权力和国家的主题。权力理论的缺失（包括个体、集体和国家所使用的暴力）就像一条红线（也许更应说是一条蓝线），贯穿了马克思的著作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如我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这一缺失的蕴意必须从国家理论的“内部”和“外部”来追究。让我非常简要地提一下这些蕴意。[228]

从内部说，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可能性：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就与所谓“左翼极权主义”（Left totalitarianism）联系在一起。在分析这一现象并试图发展出相反的可能性之时，我们可以借助于福柯。“监视”（‘surveillance’）可能是这里的核心概念，而且可以说与国家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活动有关。一个活动是对臣民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以此来调节或监控他们的活动。另一个活动是国家的众多制度部门直接从事监管任务。这样的界定之下，监视就是所有国家的特征；国家的早期起源一般与书写的发明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并非偶然。书写是作为协调国家行政秩序的一种模式而发明出来的。但现代国家的出现极大地扩大了监视活动的范围。信息控制是剥削统治的重要模式之一，但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此没有能力做出恰当的分析。

从外部说，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寻求面对国家作为暴力的承担者这一现象，这种现象在当代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到达了一个恐怖的顶峰。民族国家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至少是现有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到来而消失。如果说这是一个古拉格的时代，那么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规模的冲突的时代，也是波尔波特和他在柬埔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时代。在我看来，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与我们如今面对的世界之间有着一个显而易见的鸿沟；不妨重读一下马克思关于民族主义写下的少得可怜的东西，重读一下巴枯宁所预言的未来和平的诸民族国际共同体。要是认为在如今这个濒临核战争边缘的世界重建一套能够面对这些议题的左派政治理论是一项乐观的任务，那无疑是愚蠢的。但是，我本人也无意从马克思跳到尼采。在这里，请允许我最后引用莱维的一段话。他说：“个体只能作为权力的走狗和帮凶存在”，因而，“我们必须摆脱压迫和解放这两个破旧不堪的关联的概念”。但是，我要说的正相反；面对着当代世界体系中权力与剥削之间大规模的合谋，没有比捍卫并扩展压迫和解放这两个概念的用途更为重要的事情了。[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