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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资本五千年》

资金不等于资本。资金存在的主要目的是支付，或是一种价值储存和交换媒介。而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现实中，资本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例如货币、设备、商品等。但这些物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这些物被用来从事以增值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也就是成为带来剩余价值的手段时，它才成为资本。资本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资金、资产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的过程。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人进一步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而强大的资本形成能力，不仅促进物质资本积累，更会带来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秩序开始崛起，资本不但控制人的身体，也开始控制人的思想，最终超越宗教、国家，成为支配当代社会的重要因素。

在利润的指挥下，金融化使得资本更具流动性和灵活性。从革命到战争，资本重塑权力结构，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秩序进行扫荡。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资本不断尝试新的富有吸引力的事物，推动新技术、新企业家崛起。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资本建立了一个全球体系，使盛世更兴旺，使乱世更动荡。资本也塑造了一个令人恐惧的金融帝国，金融成了目的本身，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助力。然而，只有新技术创造的新经济才能满足资本永不停歇、源源不竭的贪婪。全球科技创新角逐的背后，本质是各国创新资本形成效率的竞争。10 万年前，智人的脑部进行了一场革命，开始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智人不但擅长发明创造，还擅长讲故事、搞关系。他们围着火堆相互调侃，把英雄的故事讲给孩子听，他们经常举行仪式，分享食物，进行长距离交换，并为未来精打细算。相比其他动物或人种，智人之间可以形成更大规模的合作。

认知革命后，人类虚构出了国家、宗教、货币等种种合作秩序，将越来越多的人类紧紧融合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外在表现是生产资料，但本质却是一种社会关系，生产资料只有纳入社会关系中，才能成为资本。“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马克思指出，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攫取了，这必将引发阶级斗争。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赫拉利看来，过去 500 年，关于“明天会更好”的概念说服了全球人民。投资不再是少数资本家的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辛苦赚得的金钱投向各个领域，把信任托付给了未来。

量子物理奠基人薛定谔写过一本科普著作《生命是什么》。在这本书中，薛定谔提到一种叫“熵”的热力学度量单位。熵值越小，系统越有序，熵值越大，系统越混乱。薛定谔说，除非我们设防，一个封闭的系统会或快或慢逐渐走向混乱状态。这个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叫作熵增。对此，爱因斯坦深表赞同，他甚至宣称，熵增定律是科学定律之最。

凯恩斯认为，越是预期资本边际收益崩溃，人们就越不敢投资，不敢消费，“持币观望”（流动性偏好）的愿望越强烈。就像现在人们一旦对经济表示失望，就会去买黄金，做避险需求。

在 1500 年前，不论是中国，还是欧洲，人们并不太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他们宁愿挖个坑把金银财宝埋起来，也不愿意做任何投资。整个社会既无突变式发展，也无渐进式增长，长期停留在同一个层面上自我消耗、自我重复。

在 3000年前（公元前 1000年前）的两河流域，资本主要投向农业领域。农业社会利息的合理性来自谷物、牲畜的自然增殖。那些用芦苇刻下的楔形文字，并非什么诗和远方，而是干巴巴的契约，是枯燥无味的生意，是债，是平民的悲歌。

在古代，寺庙不仅是人员组织和货物储藏的地方，也是人们贡献礼物以交换神的庇佑的地方，是所有经济、政治活动的核心。那时候，自由公民通常不需要向政府管理机构或国王缴税，但每一个人都必须“献祭”。许多宗教经典都认为，人从出生开始就是债务，只有死了以后，才能从死神中赎回自己。

在一个狩猎和采集的社会，利息会被认为是一个过分的请求。在一个农业社会，利息的概念就显得自然而然。

马克思说，商品经济是天然的革命派。商人们四处游走，勇于冒险，他们不依靠政府体制分配，也不依赖家族机构，而是凭借投资买卖获取收入、保障未来和颐养天年。

德摩斯梯尼父亲最大的一笔贷款去向，是航海贷款。在古代，远跨重洋绝对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许多冒险者一去不返，直至今天，地中海、黑海的海床上，还躺着无数古希腊时期的船只残骸。如果航海风险只是由一个人来承担，可能一次失败，就足以令他倾家荡产，永世不能翻身。但是，通过合伙，通过贷款、抵押，通过各类契约的流转，权衡出风险的价格，把出海贸易的风险标准化、社会化，能够有效地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通过城市化和专业分工，在资本的催化下，古希腊通过与周边农业帝国的交换，建立了一个相对较小的、以资本为纽带的耗散型结构体系，第一次摆脱人类原始的增长方式，踏入非线性的内生型经济增长模式。

凭借强大的军队和资本工具，古罗马站在古希腊的肩膀上。公元前 338 年，当希腊联军被马其顿揍得鼻青脸肿的时候，罗马已经成为当时意大利半岛最大的国家。公元前 146 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希腊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包税人公司应运而生。他们广泛参与政府各类合同竞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军队后勤保障，其中，特别偏爱地方性税收项目。在征服一个新的地方后，罗马政府会在双子星神庙的广场上拍卖课税权。投标过程往往非常具有竞争性，前台喊价声不断，幕后通过元老院、政治家进行运作也极其重要。

公元前 2 世纪，几乎每个罗马公民都以某种形式参与了政府合同。有证据表明，不同包税公司的股份具有不同的面值，且可以转让。股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资本家持有的大额执行股权；另一种是小额股权，这些未登记的小额股权的交易方式比较随意。

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军饷往往没法兑现，士兵经常哗变，许多皇帝在平叛的路上疲于奔命。公元 455 年 6 月，日耳曼人攻入罗马城， 15 天内将这座永恒之城破坏殆尽，那些曾经挤满了观众的斗兽场、赛车场、戏院都在烈火中化为废墟。

许多罗马人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不结婚，不生育，不履行父母责任。政治家不再为人民和国家请命，只知讨好皇帝，愚蒙大众；昔日维护家园的军队，变成由统帅豢养、为统帅夺权和保权卖命的工具；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用自己手中的犁和田来换取幸福。廉价的娱乐活动犹如稀释的硫酸，缓慢腐蚀着罗马人曾经钢铁般的意志。但是，在混乱的帝国秩序中，有一股力量在悄悄生长，那就是基督教

圣殿宣称，圣殿骑士的使命不是盈利，而是保护朝圣者收复圣地。碍于教会的高利贷禁令，圣殿提供的金融服务并不会明确取息。但通过管理费、税收减免、特许经营、关税减让等方式，他们获取了大量利润。

1307 年 10 月 13 日，密谋已久的腓力四世下令逮捕法国境内全部圣殿骑士。腓力并没有用高利贷的罪名指控他们，而是以异端和性行为堕落的名义，给了他们致命一击。巴黎纸醉金迷的生活，可以轻易消磨一个人的斗志，圣殿骑士也不例外。在腓力四世的手段下，他们很快招供了。

一个偏离主业的宗教机构，也遭到了天主教徒们的唾弃。 1314 年 3 月 22 日的黄昏，圣殿骑士团团长莫莱被绑上火刑架。

从 1384 年起，达蒂尼的账本由单式记账变为复式记账，并采用折旧和摊销。汇票和支票已很常见，佛罗伦萨的银行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汇票结算体系。因为高利贷带有贪婪的恶名，迫使许多银行家采用隐蔽手段来逃避教会谴责。最普遍的一个办法，就是借贷双方都用支票进行操作，借者在其他城市，用其他货币偿还，把利息计算在本钱之内，表示这不是贷款，而是外汇买卖。在达蒂尼的账本中，有大量关于买卖外汇的记载，却没有一处提到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