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的前女友来了电话，说她分手了，从北京刚回来，要在老家呆几天，想见见我。我们大概有五六年没见了，不知道她是怎么联系上我的，我甚至都忘了她的长相，但接完那通电话，我还是感觉整个小县城都在冒光，虽然不能持续很久，因为她还要走。
下午五点，我们约在一家开了十几年的小饭馆，坐在落地窗边一米左右宽的桌子前，擦不净的玻璃上糊着厚厚的油脂，还有红的几近斑驳的几个帖好的大字，传统鲁菜，内设空调。
立式空调的风挺凉，正对着雍曼吹，还卷起了她额头前碎答答的刘海，我回头往上拨了拨出风口的格挡，发出不顺耳的咯棱声，叶面上还有几丝裂纹，很像她挤起眼眉的眼角。
“最近怎么样？”她伸手捋顺了刘海，“你好像还是那样。”
她说完低下头摆弄着菜单，略微臃肿的下巴和脖子稍稍挤在一起，爬上了一种莫名的苍老感，我摸了摸自己的胡渣，也往里摁了摁自己的脖子。
本来我是打算约在旅馆的，像五六年前的我们一样，好久不见就要把世界拥到床上，紧紧地塞进被子里。但是这几年我变了，变得更有礼貌了，并且觉得世界和我好像有了一层东西，这层东西比身边这个沾满油脂的玻璃都要油腻。而且我猜到了自己的作用，可能就是一个遥远的垃圾桶。
“他真没用。”
“你们不是挺好的？”
“我不喜欢缩头乌龟。”
她翻着菜单的手明显带着愤懑，把那张其实不厚的纸窘出了掴掌的声响。
“什么也不敢干。”她说，“在北京就是个孬种。”
“那也比县中学强的多。”
她撇了撇嘴。
其实以前我也觉得李政是个孬种，师范毕业我拿着啤酒瓶追了他好几条街，他拉着雍曼飞奔起来的样子让我恶心，尽管有时候我还会觉得雍曼也是个孬种，但我不怪她，因为我好像也是。
“我想回头的，他拉的我太紧。”她说，“你还挺能追的，那会。”
我没说话，她也没再说话。
服务员上了一份大盘鸡，漆黑的一层酱油把已经烧熟的鸡块又淹灭了。我们互相夹持着筷子，却始终没法碰到一起，她爱吃肉，我爱吃土豆，而盘子里的它们被分得很开，这该死的厨师。
饭馆里又来了很多人，隔壁和隔壁的隔壁都慢慢嘈杂起来，我不知道她到底想让我说什么，于是我说。
“老家也挺好的。”
“如果。”
她顿住了，抿了一下嘴唇，看着我。
我开始害怕起来，就好像害怕起那个毕业夜晚荒凉的街道上，我被无缘无故拉长的身影和啤酒瓶被拉成毛线的无力。当然我之前不那样的，总归还是变了，她停下了手里假装夹肉的筷子。
“我回来，我们一起在中学教书。”
“然后呢？”
“结婚，生孩子。”
“北京不去了？”
“王浩。”她盯着我说，“还是你好，踏实，稳定。”
我笑了笑。
马路对面的二胖烧烤店涌出来很多人，随着还有从门板上往外卷的烟雾。
着火了。
一个胖女人站在门口喊了起来，仿佛她的喊叫可以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好像只有反作用，从门板上还能看到漏出的火焰。
马路大概有两车道那么宽，就算是爆炸，也波及不到我们。焦躁的人群开始张望，小饭馆里的食客也停下了筷子，不再叽叽喳喳。有个壮汉从柜台抄了一个灭火器冲了出去，不知道是吃饭的还是打杂的，嘴里还在喊，救火啊。
那声叫喊把其他人都怔住了，空气好像晃了一下，我的筷子掉在了地上。我准备去捡，雍曼也俯下了身子，另一个红色的灭火器就立在我们的桌子底下，靠近窗边，与我的脚和雍曼的脚成了一个诡异的三角形。我可以很轻易地把它抱起来，冲出去，也喊个什么，她也看到了，并好像期待着什么，她说。
“你去不去？”
我捡起了筷子，用手边的纸巾擦拭了一下，然后挑着盘子里的土豆，剩下土豆块的形状像是山崩后不规则的落石，夹不起来，又是那该死的厨师，然后我放弃了，抬起头。
“算了吧。”
雍曼皱起了眉头，好像那种瞬间拉近的距离又被什么油腻的东西阻隔在了终点线上。二胖烧烤店门口的人多了起来，灭火器的丝丝声，水盆的啪哒声，人群的嘶喊声，都在努力使着劲拽着消防车的鸣笛声，当然还来不了这么快。
于是，我放下了筷子，给她讲了个故事。
二零一六年的冬天格外的冷，每天上班都要穿上厚厚的棉袄，不过教工宿舍和教学楼距离并不远，炭火炉子和暖气片也差不了多少，冻不上多大会。但是那年的校园很暖，新来的校长第一天就开了一个全体教职工大会，把乌纱帽摆在了报告厅聚光灯照耀下的棕色桌子上，他拍了一下桌子。
今天，我的乌纱帽就在这，有目共睹。
他没说别的，我已经热泪盈眶了，总感觉他好像把头放在了桌子上，让大家多角度全方位的监督了一遍，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不会去评价，只是觉得哪怕聚光灯关了，校长身上也全是光。
我感觉的没错。
泥巴地的操场很快翻了新，铺上了靓丽的塑胶跑道和地毯式的假草，学生们终于可以不用卷着裤腿把泥巴踢成一个足球了。为了保证文体共进，学校把实验楼改造成了图书馆，并比着同样的瓷砖又加盖了两层，一个本身姜黄的楼面硬是摞上了一层屎黄，尽管看着别扭，但学生们的课余自习场所也总算有了着落，尤其是对于住校学生来讲，那个破败的宿舍楼别说学习，就算正儿八经走一圈都可能被老鼠啃一口。
都是好事。
但是英语老师的肚子越来越大，终于在这个冬天憋不住了，要去迎接新的生命。我被校长委任了班主任，并且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才可以更有为。还是光，无比夺目的光，让我在这个寒冷的日子好像不用穿棉袄就暖和地像个骄阳。
高一三班的学生都很可爱，可爱到让我觉得可怜。
“可怜？”雍曼说。
“因为那天晚上。”我看了看对面越来越浓烈的滚烟。
晚上八点左右，学生宿舍出事了，虽然是晚自习的时间段，但是我有学生因病请假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被呛醒了，天花板都是烟，透过木门上方小隔窗的缝隙往里进。他跑到走廊里只能看到上方一层浓黑，不知道怎么了。
我从教学楼狂奔到学生宿舍，楼管大爷在一楼的玻璃窗后听着收音机，看到我进来了站起了身子，我没管，径直冲到了六楼。
学生指了指天花板，烟很黑，直接覆盖了整面吊顶，并下压了一半宿舍门上的小隔窗，像是浓黑的沥青融化后在不停地滚动，味道则像是吃了呛鼻的炭灰。破烂的吊顶里全是裸露在外的电线，像一根根焦黑的火柴，一触即发。
应该是什么东西着了。
我们走了两圈，找不到火苗和来源，可能是吊顶里面。
我汇报了值班领导，教导主任，统一口径是，不急，学生没事就好，马上到。
突然我就慌了，当晚请假的学生有两个。
杨强呢？
学生摇摇头，我跑到他的宿舍，门没锁，但是推不开，我更慌了，一脚踹开了。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浓烟像一只被困了千年的畜生，把每一根汗毛都竖向了门口，张开獠牙撕裂着我。什么都看不清，也像是高温的暴雪，还带着呼啸地风声把迷糊的红光全部掩在了里面。
杨强！
没有人回应。
我被重获自由的浓烟推在了地上，接着拨打了报警电话，并且看着墙壁上的灭火器。
雍曼没有说话，看了看我们脚下的灭火器。我把头扭向了马路的另一边，接着讲了起来。
我拿起灭火器冲了进去，那个拉环是我这辈子除了抄起那个啤酒瓶以外，让我觉得最牛逼的事情。我紧闭着嘴巴，屏住了呼吸，朝里面猛喷着救命的白气。越往里越看不清，但是火光刺眼起来，在一床被子上和一面贴着海报的墙上，并没有人。
值班老师来了，教导主任来了，楼管大爷，保卫处，都来了，和鸣笛的消防车一块，随后，校长也到了。
消防员先是用两根大管子接上了消防阀，然后把我拉出来，骂我是不是不要命了。等火势小了，烟雾也很快散去，才知道其实火并不太大，还好发现的早，两床被子，和烧了一半的木桌子。
我提着灭火器站在宿舍门口，满脸烟灰，像一只吃了屎的狗。其他人则争先恐后地站在宿舍的门口，好像是在买菜，又打破了那浓烟过后的沉静，讨价还价地抢着第一口新鲜。
谁报的警？
我。
“学生呢？”
雍曼问我，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咬在牙齿上，努着嘴。
“他被开除了。”
“不是请假了？”
“他怕耽误课程，睡了一会，去图书馆自习了。”我顿了一下，接着说，“学校在宿舍里发现了烟盒。”
“抽烟弄的吗？”
我看着二胖烧烤店，那里的浓烟也像起了一只关不住的畜生，虽然过不了马路，但是仿佛也冲进了我的嗓子里，我扭回头对她说。
“学校说是。”
“哎，这学生。”
我干咳了几声，像是真的吃到了什么烟灰。
“杨强过敏，吸不了。”
她咽了一口吐沫，应该是感觉太空荡，然后夹起了一块鸡肉，嚼了起来。
那天之后，下了一场大雪，我感觉无故地胸闷。我被叫到了消防大队一次，为了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并且做了点记录。我被叫到校长室两次，第一次他抹得发亮的油头像匹骏马，又拍着我的肩膀关心起我来，这种精神可嘉，应该褒奖，还好火势不大，没伤到就好。并说安排教导处奖励救火人员每人一千元，在消防员来之前除了我，我没记得有谁冲进了那个屋子，但是我又想起来他们在门口买菜的样子，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没几天，学校来了一批穿着军官服的领导，把操场和图书馆包括宿舍楼，都走了一遍。然后，我就被第二次叫到了校长室，这一次他抹得发亮的油头像头死驴，坐在办公椅️上，看到我进来，和没看到一样，也和我没进来一样，他低着头说。
“王老师，火势其实不大吧。”
我皱了皱眉，不太懂，没回话。
“学生抽烟，你管了吗？”
我有点怕了，但依旧没回话。
“等处理吧。”
我觉得他好像忘了带乌纱帽，又好像早就藏在了屁股底下，哪有什么光，连油腻的头都发出了一片窒息的黑色，比浓烟都呛人。
处理结果很快下来了，褒奖了三名首当其冲的值班老师，教导主任和楼管大爷，当然没有我，我被处分了。
管理失职。
所有老师都看着我，好像连屁也不敢放，在那个颁奖后的报告厅里，我孤独地只剩下了胸闷的意识，飘荡在了耀眼的聚光灯下，窗外曾经晶莹的白雪也变成了若有若无的水洼，还带着肮脏的泥。
有位马上退休的老教师偷偷跟我说，学校被查了，动了很大的关系，才稳住了。稳住了什么，他没说话，我想可能是那个乌纱帽吧。被查的是学校偷工减料的操场，图书馆违建的不合格屎黄加盖，以及，学生宿舍裸露电线的安全隐患。所有的这一切，都好像是我的一个电话引发的，一个救命的电话。
我不知道这对于那个有目共睹的乌纱帽到底有什么反作用，我也不用知道，大雪彻底化掉了，县中学的太阳又升了起来。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没多久，学校就翻新了学生宿舍，安全隐患应该是都处理了。
“应该是？”雍曼问。
“应该是吧。”我说。
她好像懂了，点了点头，我抽完了一根烟，又点了一根。消防车也终于到了，下来了几个消防员，接起了管子往二胖烧烤店里猛灌着水柱，似曾相识。我们都扭着头看着这一幕，像是在看一场电影，来来回回喊叫的演员和扯扯滚滚的浓烟，一切也许与我们无关，我扭过头又看着雍曼，一切也许与我无关。
天色暗了，小饭馆开了灯，有点刺眼，玻璃外面一下子就模糊起来，我说。
“明天走？”
“走。你真不干了？”
“能不回来。”我顿了一下说，“就别回来了。”
我又看了看马路对面，玻璃上映出了我自己的影子，和那即将消散的尾烟重叠着。
一点也看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