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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现在似乎已深化为了一种人格魅力，但凡有影响力的人或者想要拥有影响力的人，都在展示着或者学习着这人格魅力的风采和学问。而且，幽默不仅可以增添乐趣和快乐，还可以减缓尴尬和难看，实在是非常有益的一门学问。

我们也都知道，但凡中外名人，总有相关的几个幽默故事传世，其中有些大概是根据事实的传述记叙，然而也有许多完全是漠视事实的瞎编乱造。大概观之，拥有较大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人无一不是以幽默为显著特点，在文艺名人之中，仅仅是电影这一种，便有着诸多的幽默大师。

不必说一定才华满腹的查理•卓别林和总有奇趣妙思的巴斯特•基顿；也不必说拥有精妙技巧的恩斯特•刘别谦和天生话痨的伍迪•艾伦；甚至也不必说文学素养深厚的黑泽明和风格多变而纯熟的库布里克所拍过的一些幽默电影；即便是倾其一生拍摄普通日常家庭生活的伟大导演小津安二郎早年时也同样模仿着喜剧明星哈罗德•劳埃德的风格拍过一些幽默电影。这些电影导演都拍过轻松有趣的幽默电影，同时他们也拍非常严肃以至深奥的电影，因为幽默电影有趣，所以他们才拥有了知名度，也因为他们拍了而且拍好了严肃的题材，所以才拥有了影响力。由此我们也应当明白，真正的幽默大师绝不仅仅是为了讨人们的欢心，也是为了引起人们应有的关心。

我们也明白，幽默的话不仅有趣，而且通常都比较含蓄甚至是深奥，因此就与直白浅显的搞笑有所不同。那么为什么含蓄地讲就比直白地讲要更好呢？这是因为太过轻薄的教训人们总不会吸取，太过浅显的道理人们也总容易忘记；而只有强烈痛苦的经历才会使人更多的成长，含蓄幽玄的道理才会使人铭记的更深。

毫无疑问，那种整日用作宣传的道德教条最无力，而自己心灵感悟得的妙语哲理才最深刻。中国人向来欣赏那种含蓄的美，中国可说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向来寻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一种“意境”，所以中国人绝对很明白幽默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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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是什么呢？事实上，幽默就是矛盾。因为是矛盾，所以意味深长，也因为是矛盾，所以才有趣。雅与俗、对与错、贵与贱、表与里、古代与现代、聪慧与愚蠢、幻想与现实、繁复与简单等等，将这有些矛盾的事物、观念，并列、联系在一起便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意味深长的趣味。

假设看见有两只蝴蝶在飞，一般人会感叹真美真自由，幽默的人则可能会说：“这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在约会呢”，这是人与兽的矛盾，也是雄与雌、男与女的矛盾。那些幽默大师们自然都很清楚幽默正是矛盾这一点，所以实际上，真正幽默的人其实都很悲观。

之所以有趣，是因为矛盾之相遇，之所以悲观，是因为矛盾之不可解。在文学的繁茂之林中，也有许多幽默大师，他们的语言通常都充满着趣味性，但往往也总会显露出一种悲哀和无奈。马克•吐温和夏目漱石，果戈里和鲁迅均是如此，若细细去品味他们作品趣味性背后所表达的担忧和疑惧，总会让人感觉到他们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念实在悲观的很。毫无疑问，他们是以趣味作为对现实的一种攻击，以幽默作为对痛苦的一种嘲讽，他们是战斗的文学家，是痛苦的幽默者。

记得钱钟书在《论快乐》中写道：“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这实在是非常悲观的想法，和鲁迅那铁屋的比喻所表达的悲观念头也相差无几了，而他们却又是上世纪中国最幽默的两个文学大师。林语堂是民国时推广幽默语言最得力的一人，但是他写的东西并没有鲁迅和钱钟书的那么幽默，我想这是林语堂要比鲁迅和钱钟书更加乐观的缘故。

伍迪•艾伦在《安妮•霍尔》开头讲的那个笑话也证明着他那类人的悲观主义，“两个在山区避难所的女人，一个说：‘这地方的食物真难吃’，另一个说：‘我也觉得是，而且分量还那么少’”。虽然他在电影里说自己并不是忧郁型的人，还说自己是理性的幸福人，但我们都明白，这只是他在自嘲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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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充满着矛盾，有欢笑的地方必然也充斥着悲伤，在秩序的表面之下也潜藏着混乱，那最幸福的也必然总遭遇着痛苦。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那么悲观，若希望并不存在，那又怎么会存在所谓绝望。

当抗日战争之时，中国的众多学者们不得不转移逃难到西南的大后方昆明，但在这里也慢慢地响起了越来越多的空袭警报。然而即便炸弹掀起的灰土将华罗庚的整个身体埋在了地下，即便炸弹造成的冲击将林徽因全家的房子都毁成了碎块，但在这之后，这些优秀的人们却竟能装出一副军事专家的模样评论道：“这炸弹也不怎么样嘛”，这是何等悲惨不幸的一群人啊，又是何等乐观幽默的一群人啊。

所以，我的朋友，若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那就乐观起来吧；若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那就幽默起来吧。不幸，是上天给我们开的玩笑，而幽默，是我们对不幸开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