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适应了无时不在的身体疼痛，也适应了单调重复的工地生活，我甚至有点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的精神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从前的那些焦虑，那些无谓的紧张，那些想到未来就惶惶不安的感觉，在这段时间都消失了。可我也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不属于这里，我终将弃之而去，而且全无牵挂和束缚。

每天出工之前，司机小刘都把面包车停在工地院子门口，接临时被调去别处干活儿的工人。

我直到十月底才第一次出差，去市区的一处工地。早晨起了大雾，我竭力望着车窗外，想看看久违的街景，却什么也看不到。中午我们从工地出来，跟着江江去面馆吃午饭。我望着满眼的车辆、店铺和各种广告，望着身边经过的男人、女人和朝气蓬勃的少女，仿佛瞥了一眼人间。

下午，江江和我两个人又从这里被直接调到一处已经开售的高层住宅。有一个管道井里面需要抹灰，以前的施工队把它漏掉了。我在地下车库人工和灰。这里遍地堆放着木板、瓷砖之类的装修建材，空气浑浊，有股化工制品的怪味。车库角落还有一堆施工垃圾，装过乳胶漆的空桶散落其间。乳胶漆桶结实耐用，用途广泛，在工地上深受欢迎。在火车站也常见到它们，和编织袋一样，是农民工的标志性物件。

我捡了几个洗干净叠起来，准备带回赵家庄。江江虽然赞赏我的主意，却又担心会有人阻止我们带走。可这明明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呀！我在心里可怜他的胆小怕事，认为这是江江这样的社会底层人的典型性格。他们在熟悉的地方可以活得自在、舒展，而一旦进入陌生的环境，就会变得畏畏缩缩。可当我提着乳胶漆桶经过售楼部门口离开的时候，竟然也担心会突然冒出一个人把我们拦下。

回到赵家庄，伍洁的姐姐笑我变得和工地上的人一样，学会了从外面“捡”东西回来。

迟师傅转到赵家庄来的那天，问我接灯泡的电线从哪里弄的，我告诉他是从商店买的。他笑我花冤枉钱。“哪里捡不到一点电线？”果然，他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手里就抓着一把旧电线，纠结成一团。后来我也尝到了捡东西的乐趣，大概和野钓、打猎、采蘑菇的乐趣类似，而且有瘾。

除了乳胶漆桶，我还捡回一截电线和几块挤塑泡沫板。挤塑泡沫板比普通泡沫板密实，不容易破碎，我拿它放在泡沫砖上当坐垫。天已经冷了，直接坐在泡沫砖上有点凉。赵家庄没有这玩意儿，我送给伍洁的姐姐一块，她也觉得是个好东西。

出差那天上午还在第一处工地的时候，江江避开旁人神秘兮兮地跟我说：“给你看一样好东西。”他把手伸到我眼前摊开，手心里放着一个小型电闸。

“哪儿来的？”

“我到楼上去拆的。”

“你把别人家的电闸拆了？”

“这房子又没住人，等将来甲方验收的时候还会再装新的。”

“你要这个做什么？”

“我是专门为你谋的。”

“……”

天冷之后，江江的房间又多了一件人人羡慕的好东西。他从外面抱回来一块泡沫砖，在砖面上凿出一条蛇形浅槽，往浅槽里嵌入一根电热丝。通上电之后电热丝迅速热得发亮，把整个房间烤得暖烘烘的。他还打算帮伍洁的姐姐和我各弄一个这样的取暖器。而电热丝功率很大，需要专用开关。

“等搬完家之后就给你装上，保证跟我屋里一样暖和。”

我有点感动，这份感动又因为东西是“捡”来的而多了一道别样的风味。

赵家庄工地的房子在陆续铺地暖，住人的和做厨房的房间都要腾出来。乘这个机会，江江、伍洁的姐姐和我搬到了同一套房子里。我们一人一个房间，厨房布置在客厅。搬家那天，老二直到临收工才给我们放了一个多小时的假。伍洁的姐姐骂他精。

江江的任务最重。他要牵电线，接水管，封窗洞，做门框，装门扇。一共有六扇门：前后大门、阳台门、我们三个人的房门。江江不仅毫无怨言，甚至可以说是乐在其中。他干起这些活儿来既熟练又迅速，仿佛有个人在和他比赛。大体完成之后，他还不断完善细节。他在每扇门后面都加了一个简便门闩，在前后大门的门板和门边的墙壁之间连接了一条内胎，这样，大门就可以在弹力作用下自动关闭，防风保暖。

我们一直忙到深夜。十点多钟的时候，我困得不行，就先睡了。新床比之前的短一截，直接挨着墙，墙上的沙子一碰就掉，落在床单、被子上 。睡了一觉醒来，听见伍洁的姐姐在门外说：“猫子已经开始打鼾了。”她在厨房里给江江下面条。

倒屋面都结束之后，我们转到地面做些收尾的杂活儿。我的任务又多了一项——人工和灰，因为搅拌机被拆掉转去别的工地了。迟师傅站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操使铁锨，说：“已经练出来了，江江再也莫想捏着你玩了。”如果是封地下室的施工洞，我还要往地下室搬泡沫砖。泡沫砖很大，毋宁说是抱。一大早身上的衣服就被汗水浸湿，迅速变得冰冷。我把运灰的斗车停在太阳底下，去装灰的时候就可以晒一会儿太阳。休息时我都要从地下室出来，坐到太阳底下。

欢欢他们四个回老家去了。石头最先走的，他老婆临产。不久欢欢也走了，他儿子要做气鼓卵手术。祥祥、凯凯和他一起走了。后来小伙计也走了。

我打算一直待到初雪关闭工地，和最后一批工人同期离开。我没有别的去处，也不想回家。我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拿到工钱后选择一个城市，去寻找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我适应了无时不在的身体疼痛，也适应了单调重复的工地生活，我甚至有点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的精神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从前的那些焦虑，那些无谓的紧张，那些想到未来就惶惶不安的感觉，在这段时间都消失了。可我也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不属于这里，我终将弃之而去，而且全无牵挂和束缚。正是这一微妙的疏离感，让我能如此平静、从容。

搬家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得到一个在太原的工作机会。第二天早上江江来喊我出工，我说今天有点儿事儿，休息一天。这是我仅有的一次请假。伍洁的姐姐到厨房开始备菜的时候，见我还没有起床，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告诉她我可能这一两天就要走了。

我把胡子刮掉，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在工地院子门口坐上这附近唯一的公交车到了市区。在一家小理发店直接理了个平头，顿觉清爽。

我向路人打听购物的地方，一路走过去，发现就是中秋节和老二一起去过的那一片商业区。我先吃了一碗刀削面，然后走进一家叫做“同至人”的百货商场，买了一条149元的围巾和一条价格相当的香烟，是我在工地上常见有人抽的“七匹狼”牌，之后就坐公交车直接回了赵家庄。

晚上老二来工地，大家在江江的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分别在即，反倒没有人提这件事，只是颠来倒去地说我把头发一剪，胡子一刮，像换了一个人。

我一直等到老二走后才拿着两份礼物去送给江江和伍洁的姐姐。给江江的烟除了买的一条，还有中秋节时老二发的那包。气氛有些奇怪，仿佛还没有分别，他们就已经和我变得生分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整理行李。也没什么可整理的，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直接扔掉，或是留在原处，自有人来捡走。已经有人惦记上我的泡沫砖电暖器了。不一会儿江江来敲门。他说他和伍洁的姐姐想请我去外面找个店吃点儿东西，聊会儿天。

天早已黑了。这附近本就荒僻，仅有的几家餐饮店都已经打烊。我们在一排被拆掉大半的平房后面看到一家叫做“农家小院”的餐馆还亮着招牌灯。叫了几个菜，一人一瓶啤酒，聊天。主要是江江在说，到后来自然又说到他老婆。伍洁的姐姐照例劝他离婚，他照例不敢。

先前一起干活儿、闲扯的时候，江江经常说等过年回了老家要去城里找我玩。可是他没有我的手机号，这个时候也根本不提这茬，直到最后都没有问我要。我心里有丝庆幸，这庆幸又让我有些伤感。

离开的那天上午，老二过来接我。我提着背包往院子门口走，听见江江在喊：“猫子。”我循声望去，他正站在电动吊篮里，给五楼的外墙抹灰。前一天我还在那里帮他和灰、运灰。

“这就走啊？”

“是啊。”

“那我不送了。”

“好。”

老二请我在餐馆里吃了午饭，然后把我带到一个皮卡快运车队开在路边的门店，让我坐皮卡去太原。车还没有来，老二陪我在店里等。墙上贴着一张山西地图，老二用食指在山西旁边陕西境内的一处地方点了几下，说：

“这儿就是我以前坐牢的地方。”

我到马路对面的公共厕所撒了泡尿，回来的时候看见老二坐在他的大众CC驾驶座上，睡着了。